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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和进化美学

(2007-04-06 02:58:19) 下一个

中国艺术和进化美学

 

湖石与选择

1

  一般认为,艺术创作一定少不了加工。所谓加工,就是对材料进行修改,比如把白纸变成图画,把石头变成塑像。但是中国独有一种创作方法,就是不加工,只选择。好比是好多张纸,选出其中一张,这张纸本身就是作品,对这张纸并不施一笔一墨。又好像有很多石头,选出其中一块,这石头本身就是艺术品,不对其施一斧一凿。这种选择创作法,为中国首创。其创始人,姑且算是北宋的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是个亡国之君,他酷爱奇石,特别喜欢的是太湖边上的受严重腐蚀的石灰岩,他说他不要民间维持生计的东西,如粮食布匹,只要民间无用之物,那就是这些石头。他说这样的爱好,不会使民生受害。这些石头本身确实对民生无用,但是运送这些石头却劳民伤财。在加上官吏借运石之名,沿途勒索,民众受害颇深,造成北宋末年的社会动乱。

   宋徽宗只喜欢这些石头完全天然的状态,不允许对它们作任何加工。这种态度,有其哲学基础。那就是道教。或中国的老子学说。宋徽宗本人笃信道教。自称“道君皇上”。传说有一次他在汴梁城里乘轿而行,突然看见空中有一座道观,隐隐传来颂经之声。徽宗认为自己来自这座道观,被下放到人间作皇帝,并且认为如果自己努力修行,就能得道飞升。徽宗修行的办法之一,是道教提倡的房中术,也就是尽量地多和处女性交。徽宗当皇帝二十几年,后宫有嫔妃6千,几乎是每天一个;在金兵围城之际,徽宗下令把守城将士都撤下来,让一个道士带着徒弟上城作法退敌,结果使金兵很方便地进了城。

  当然道家思想也渗入徽宗的艺术思考。比如对湖石的选择,一是因为湖石为天然形成,符合道家“道法自然”之说。为保持湖石的自然特性,不得有丝毫损毁。所以在运输途中必须用胶泥包住。因为损毁就是人为加工。另外湖石被水加工,孔窍很多,天然藏水,所以有水土调和之意。这些有水的孔窍可以生长小动物和草,有生命,符合道家对“空”的认识。道家认为空比实更有内容。生命来自空而非实。只有空才能藏东西,而且生生不息,而实却什么也藏不了。

  徽宗和儿子钦宗被金兵俘虏,北宋就此灭亡,他提倡的选择艺术被后代继承了,但是没有得到发展,以后也仍然停留在对石头的选择上。没有发展到别的方面。而且选石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倒是选石艺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的选石标准有了一些变化。首先,他们仍然恪守“道法自然”的道理,对石头不作任何加工,只作选择。他们缺少中国的湖石,而且当时已经受到禅宗的影响。所以他们选石标准渗入禅宗的道理。禅宗最初由印度僧人达摩引入中国,达摩面壁十年,得到了“悟”。所谓悟就是知道了很多重大的道理或事情。从而改变了自己对整个人生世事的看法和情感。至于为什么要面壁,而且达摩是在山洞里面壁,被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人耳目清静,什么都不想,一心思考最重大的问题。

  于是日本的选的石头,不能像中国湖石一样。中国湖石的内容太多,形状古怪,  有草有藤,有虫子爬进爬出,甚至蛐蛐蝈蝈叫,面对这类石头,人可能会被它的各种内容分心,而不能作深刻的思考。所以日本的石头光滑,厚重,没有小孔,颜色单调。也就是说,和中国的崇尚“空”“孔”“生”(小虫和草藤代表的生命)不一样,他们喜欢实,这种实是单调的实,我们知道,按道家的说法,这种实不能包藏,没有生命。这也正是佛教喜欢的。因为佛教原本是否定今生现世。认为今生现世充满苦难,只有逃避现世,逃避生活,才能得到清静。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也就是死。大块深色石头正好代表这种境界。

  和日本选石标准相配合的,是日本的沙盘式庭院。这种庭院也是对生命的否定。因为里面没有植物动物,连片落叶也没有——细菌都难以生存。沙盘之中有几块光溜溜的石头。沙被筢子平整过。据说这有助于人们思考重要问题,正如石洞帮助达摩产生“悟”。

  也就是说,日本把中国的选石艺术作了一种改变,使选择背后的道理,从道家变为禅宗。当然,禅宗已经吸收了很多道家的内容。沙盘式的庭院是一种特殊的庭院,只供主人打坐修炼,思考问题之用。其他地方,主要的庭院,仍然采用中国式安排,那就是有大量的植物和水。在普通庭院中,石头的作用和中国庭院的作用类似,也是和庭院其他因素配合。而这种配合在中国是按道家的的道理,在日本同样是这样。那就是动与不动之配合,重与轻之配合。人工与自然之配合。其中水为动,石为不动,草木四季变化,石头不变,房屋为人工,石为天然。

  除了选石艺术,东方没有其他类型的选择艺术。到了近代,摄影技术发达之后,西方的选择艺术大发展。摄影的创作工作,完全在与选择。选景,选时,选角度。后来记录影片也主要是选择艺术。当然其中有加工的成分。比如对影片素材的剪接。其中“剪”还是选择,但是“接”就是加工了。现在可以照片合成,当然更是加工。

  但是西方人一开始并不认为光是选择,就足以成为艺术创作。曾经有这么一个理论:如果一个人站在河边,看着河里飘来的木头,发现其中之一形状特殊,就捞起来,拿到画廊展出。问题是,艺术家的创作,是在那一步骤。回答是,艺术家搬运木头,并安装了一个基座,这就是加工,这就是创作。

  以上是西方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这种回答是错误的。艺术家的创作,是在对木头的选择上。整个艺术创作的中心,就是那人在河边的选择。因为西方人没有这种选择创作的传统,不像中国自宋徽宗开始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有道家作为理论根据。所以欧洲人不认为选择也能算是一种创作行为。在西方的艺术史著作中,笔者也找不到有关“选择创作法”的论述。

  在颐和园观澜堂的正面,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宛平县米先生在房山找到的。这块石头原在山上,可能是雨水侵蚀而成,也可能是山中的水洼泡出来的。它有很多水侵蚀的洞,但是这到底是一块北方山中的石头,而非南方湖边的的石头。和湖石严重侵蚀,以乎像烂棉絮的状态不一样,它比较厚重完整。选择它的理由,仍然有道家的内容。那就是这块石头本身体态均衡,有横向的张力,有纵向的伸展。阴阳具备,方圆相佐。上面爬藤,下面长草。富有生命。应该说是中国选石艺术晚期的代表作。

 

2

  人们为什么喜欢石头?这和人类进化有关。人类自猿人开始,经过两百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这两百万年中人类天天选石头,打石头,用石头。使得人类的本性,有了喜欢石头的特点。所以孩子从小必有一个阶段,对石头着迷,有些人到了成年,仍然喜欢收集各种石头。而一些特殊的石头,比如玉石宝石钻石,更是价值不菲。很多人身上戴了一块,顿觉与众不同。几乎找不到还有其他东西,能对人有这么大的心理作用。

  但是这种对石头的爱好,容易转化成对石头首饰和用品的爱好。人之喜欢庭院中的石头,另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人类和其祖先,在石头洞子里住了不止两百万年。住石头洞子的时间,比用作石头工具的时间,更长得多。长得不能相比。因为自从蛐蛐蝈蝈那时代,动物就住在石头洞子里。动物不管大小和进化程度高低,都喜欢住在石头洞子里,因为这里可遮风避雨,防卫天敌,有助于生存繁殖。人类起初住在洞子里,比如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和山顶洞人,都住在石洞里。按中国人古代的说法,发明洞外的住宅的是有巢氏,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了。

  现在人们仍然把结婚的新房,叫做洞房。说明石洞是人们最初的生殖场所。而石头因此带有性和生殖的意义。我们知道,武松上景阳冈,走到半路,找了一般“光踏踏的大青石”睡觉。石头和睡觉天然相关。比如史湘云喝多了,睡在石凳上,而不睡在树叉上或草地上。牡丹亭中的梦中交欢,也发生在石凳上。西门庆为了和宋惠莲偷情,躲到假山的石洞里过夜。这些故事片段,都说明中国人的心目中,石头和生殖本有内在的联系。有这种联系,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类一直把石洞当作睡觉的生殖的场所。而且,石头也确实非常适合这一用途。

  据说在非洲没有石头的森林地区,因地上虫子太多,当地居民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性交姿势。那就是男性仰面弓起,四肢撑地,女性坐在其上。他们——至少下面的男性,一定很向往一块光踏踏的大青石。

  也就是说,由于石头对于人类及其祖先的居住和生殖,有亿万年的密切关系,所以人类天然地喜欢在自己的居所周围看见大块的石头。因为大块石头已经伴随人类及其祖先的居住和生殖亿万年。石头和生殖之间的传说,多得数不清。北京燕山化工厂附近的石头山上,山顶有一处红,说是穆桂英生孩子时留下的痕迹。另外有大石头上一道白色的水迹,说是穆桂英蹲在山头小便冲出来的。印度教崇拜“林嘎”,就是阳具状的石头。林嘎到了中国转化为塔。

  中国的原住民自新石器时代农业化之后(约8千年前),从山中出来,进入河流附近的冲积平原,那里缺少石头,人们被迫居住在土木建筑中。但是对于石头的依恋,经过用千百万年,已经根植于他们心理深处,他们只能靠庭院中的一些石头,来满足天生的对石头居所向往。这些石头包括独立的石头,假山,和池塘边上的石头。

  西方人在这方面,比中国更顺畅表现了对石头居所的依恋:史前他们住石头洞子,后来他们住石头房子。如果有了石头房子,他们是否就不再需要在庭院中再放置石头?西方的庭院说明,他们仍然愿意在庭院之中放一些石头东西。因为他们仍然需要石头和庭院中的其他内容匹配。他们知道庭院中应该有水草树木——这一爱好也来自人类的进化,而水草树木必须和石头配合。水是低的软的动的,石头是高的硬的静止的。草木按四时变化,石头不变,这都和中国人的庭院配置的道理相同,不同的是西方人没有接受过老子的教导,对于“道法自然”从来也没听说过。他们只喜欢在庭院中放一些加工过的石头(石雕),或者说,他们喜欢所有的加工的东西。他们的池塘、道路,树木排列,都是几何形的,所谓几何形就是人工形状。他们的水中有喷泉,水从下往上喷,这是加工的结果,而非自然的结果。中国的庭院中水从高向低流。西方人的池塘岸边是雕琢过的光滑的石头,而中国的水边是天然的石头。

  由于西方人崇尚加工而不懂道法自然,他们在庭院中的石头,当然也完全是经过深度加工的。一般是一些石头建筑的部分。比如几根石柱,或者有顶,或者没有顶。或者是一些雕塑。或者是有石头台阶。所有这些都尽量体现完美的几何形状。

 

3

  至于西方人为什么在审美观中如此注重加工,而中国人则比较偏爱自然,这种问题,已经超出美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和历史的领域。我们只能简略地在这里说几句。首先这是因为中国这块土地,实在对居住其上的居民不薄。中国的水土和气候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大河和水土保持不好的上游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和土,形成平坦肥沃的冲积平原,水和热都在夏天到来。正好适合庄稼生长。有如此好的条件,农业当然比较容易发达。而西方地中海地区夏天正好是旱季,降水主要在秋天以后,水热不能配合。降水的秋冬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需要干热气候。后来那里的居民学会种植过冬庄稼,农业才在一些地区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而过冬农作物需要比较复杂的农业技术。这是比较晚才发展出来的技术。另外,欧洲缺少冲积平原,因为上游森林覆盖很好,而冲积平原需要上游流域大量的水土流失。所以欧洲是一个在农业上比较晚发达的地区,实际上欧洲的很多地方在6000年前(所谓大水罐人)从中东传入农业,但是其后很长时间内都不能靠种植农作物生活。我们知道欧洲人吃的奶和肉比亚洲人多得多,那也是因为那里的地理气候,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植物食品。但是适合提供动物的食物。因为欧洲潮湿的秋天和冬天,可在冬天提供青草,茂密的森林中有丰富的橡实马栗之类的树果。在欧洲一般把牲畜养殖也叫做农业。而且是农业的最主要的内容。

  于是,对于古代的中国人,也就是农业化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天地山川是相当仁慈的,可以向中国人提供绵绵不绝的生存机会。老子的名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就是山谷,中国最古老的农作物叫做谷子,意思是山谷的产物。粮食作物泛称五谷,意思是都来自山谷之中。这里的“谷”,包括谷中的溪流和山口的冲击平原。“是谓玄牝”,是谓的意思是“那是或那叫做”,牝就是女性阴户,谷这个字的形状就像女阴。那是一切生命之始。玄就是巨大原始。玄牝就是巨大古老的女阴。因为山谷一定是夹在两山之间,山上有草木,正如成熟的阴阜上长着毛发。女阴之中有水,正如谷中的溪流。溪流到了山谷之口,一定汇集成溏,正如阴道口。一切生命来自女阴,而世界上的一切生机来自山谷。山谷就是世界的女阴。无论人和动物的身体上的自然,还是地球上的自然,都是这么一个道理。而且,仁慈的中国的山谷和女阴,足以维持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繁衍。于是养成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山地很多,每一座山都有山谷,巨大的山脉也有巨大的山谷。于是中国有无数大小山谷。中国的农业部落因此可以在这些地方生存。又是由于中国山多,中国的交通十分不便,这使中国人习惯于分散地居住在大小山谷之中,互相不来往。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中国农村就是这样。一个村落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声音也听得见,但是中间隔着深沟大河,也没法往来。就是统治集团,也不能翻山越岭到这些地方抢掠。于是中国的这些农业部落的生活得以长久安定,并依靠山谷和女阴生生不息。

  但是西方世界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西方世界有几个重要的内海。那是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这些内海岛屿密布,没有潮汐,非常适合航行。周围有森林,里面多是高大笔直的杉树松树橡树,非常适合造船。在史前时代,人类就有了跨海航行的能力。这种航行导致了大规模的跨海征战和贸易,特落伊战争发生在至今三千二百年前,那是希腊联军渡过爱琴海,征服现今土耳其东岸的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在中国,渡海作战至今还处于演习状态。因为中国东南的海上风浪很大,是世界上风浪最大的海面之一,海面岛屿不多,很不适合航行。而且在古代没有适合的贸易和征服对象。

  西方的渡海征战使西方的农业部落,不能像中国农民一样只靠山谷女阴就生生不息。他们必须靠更多的东西才能活,那就是武力。而武力是男性的特征,武力靠武器和武术。这两个东西都是加工的产物。对武器的加工就是工业,对人体的加工就是体育。对行为(武术)的加工就是训练。所谓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比武大会。那是身体和行为的加工业的世界博览会。古希腊人的公民,从小必须进行体育训练,目的是对身体作彻底的加工,使之适应于战斗。斯巴达公民从小进行军事训练,一直到老。而且只有公民才有训练的权力,奴隶和非公民禁止进入体育场。

  从荷马史诗可看出,希腊英雄的人体和行为都是经过特殊加工的。比如武术最高强的英雄阿喀留斯,被其母亲提着脚,全身泡在特殊的汁液里,使其全身刀枪不入。这就是最高级的身体加工。而他最后却被特落伊王子巴里斯——这人的行为受过最高级的加工,擅长弹琴和勾女人,还是射箭好手——射中脚后跟,那正是没有被加工的地方。可见加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于是中国崇尚自然而西方崇尚加工。

  

庭院和五行

  中国的对自然的崇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老子学说,其来源是远古母系部落文化,第二阶段是在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五行之说。五行是老子中没有的。其形成应比战国时代早得多,一直流传于民间,到了战果成为显学,左右朝政。但是最初的提起,却是和人类生存有关。这五种东西既是人类之必须,也是自然之所有。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五种东西有利也有害。

  由于在距今八千年左右,中国人逐步农业化,在山谷之口的冲积平原上从事农业,不再在石洞中居住,而是结草为庐,建立了土木村落。这时面临的火灾的危险,比以前大的多。而且,住在冲积平原上,也经常会发大水。水火这两个东西,成为农业民族的最大威胁,至今不变。水火不但毁灭财产粮食,也毁灭生命。所以在老子的自然崇拜之外,民间学者发展出一套五行理论,以利用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增加人类的生存机会。

  比如说,西方的房子可以离开水源比较远,因为石头不怕火烧。而中国的房子最喜欢在水边。庭院之中最主要的就是池塘。即使是南方农村,也必靠近池塘。因为用草木建造的房子和仓库,太容易着火。

  而为了防止水灾,必须有足够的树木,可在必要的时候修筑堤坝,扎筏逃生。自古相传的传统:在河堤上必须种树。最好的柳树,必要的时候可以修筑堤坝。最紧要的时候用“挂柳”的办法。就是把柳树干锯断一大半,让柳树倒在河里,保护下面的堤坝,并引导洪水冲击对岸的堤坝。所以中国庭院中必须水木并存。我们知道清华大学这个名字,清为水而华为木,来自以前圆明园中一个叫做清华园的小院子。这种水木相生相克的道理,在五行学说中占重要地位。战国之后,老子和五行学说形成一体,成为道家。

  同样,现在每个水坝的旁边,都准备好了沙石堆,以备必要的时候补漏。所谓“水来土掩”,就是这个意思。在庭院之中的假山更有上山避水的作用。我们知道欧洲的庭院没有假山,那里也很少发大水。但是埃及有金字塔,苏美尔有通天塔(两河流域经常发大水),东南亚和印度也喜欢建立高于地面的石头建筑。我们看看吴哥窟和印度神庙,就知道大河地区的人类,对“堆高”建筑爱好是多么强烈。而且这些建筑几乎都和水利工程并存。吴哥窟就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上面这些古文明地区,都经常发水灾。我们知道,埃及的金字塔的地址,正好在尼罗河每年发大水的水边,而尼罗河的泛滥区域,正好是埃及人的农田,所以金字塔是大水来临之际,是人们逃难的最佳去处。当然,金字塔上面的面积太小,只能容得下法老和其家属。如果我是埃及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国王,我也会为那捉摸不定的尼罗河大水,准备一个逃生的人造山头。现在欧洲人研究金字塔之功用,并不考虑埃及农民的减灾意识,那是由于欧洲的水灾很少。

  最近开放的高句丽王陵,建造在鸭绿江河谷,王陵和金字塔相似,用条石堆起来,墓室在石堆里面,高于地面。应该说是有意在河谷地区防止江水泛滥,淹没墓室。虽然旁边有山,但是显然国王愿意更接近富饶的田地。

  于是,中国的庭院设计,既有五行相生,也有五行相克的内容。树木可以当柴烧,水可以浇灌树木,假山和树木防水,水溏防火,土木水火都有了,独缺“金”。没有金当然绝对不行,金藏在屋子里,埋在地下——皇帝有在宫殿地下藏金银的嗜好,在民末李自成和满清打进皇宫之后,都挖出了大量金银。据说日本皇宫地下室也藏着大量金银(据美国学者说)。

  5

  山谷为玄牝,也就是地球之牝(女阴),为了强调生殖,皇帝的庭院,必须建立“玄牝”之上。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南京的玄武湖和北京的颐和园。他们都是在山谷的出口处,而且一定有水从谷中流出。山谷环抱好比阴阜,园中的湖水,好像阴门,湖边的小山,比如佛香阁,好比阴蒂。

  实际上北京的城里的皇家园林也建立“玄牝”之上,从地理角度来看,宫殿所在的三海,离开充当阴阜的西北山区并不远。以前三海地区是沼泽,长安街以南是树林,没有山,最高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北海团城,以前叫做琼华岛。也是当年忽必烈率众饮酒看风景的地方。但是这个琼华岛太小太矮,无论位置形状都不能代表阴蒂。所以必须堆土为山,先建造了白塔山,然后建造了景山,一是用土克水之意。二是代表阴蒂,具有生殖意义。

 

山水和空虚

1

  如上所述,山水在中国有了特殊的生存和生殖意义。也变成中国画的永恒的主题。西方多的是宗教画,中国多是山水画。山水画就是中国的宗教画。西方社会遇到苦难年代,人们强烈地倾向于宗教,在宗教中找安慰,宗教因此大兴,宗教画也大兴。中国人如果遇到苦难年代,则遁入深山幽谷,寻找桃花源,躲避苛政,在山水之中找安慰,因此山水画大兴。最好的山水画出于元代。原因之一,是元代是读书人或士大夫最倒霉的朝代。他们的地位比妓女工匠更低,即使作官,也是奴隶。这时候很多文人躲入深山,纵情山水,正如西方文人躲入修院,纵情宗教。除了元代,其他朝代也有很好的山水画。不管什么朝代,都有人得罪权贵,或在社会上失意,而遁入深山,而在山水之中避难求生,寻找慰藉。

  随便可找一个例子,元代的黄公望,字“子久”。曾两度在官府为吏,两度被诬陷入狱,在狱中受酷刑折磨,差一点死掉。出狱之后遁入深山,躲避苛政和酷吏。山水对于他来说,就有“玄牝”的意思了。因为他的生活和精神,全靠山水支撑。他对山水有特殊的感情。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人们只要躲入深山,就能逃避世间的战乱,而怡然自得地生生不息。好似得到神的庇护。

  现在人们都住在城市里,对山水的感觉,和南北朝和元代的文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现代人对山水的感情,往好了说是“淡漠”,现代的山水画家追求山水的险峻,给观众的感觉是险恶,更多的观众觉得所有山水画都千篇一律,索然无趣。在政府机构挂的著名画家的山水画,好像表现领导坐飞机视察自己的辖区。只有逃犯对山水的感觉,和元代文人相似。

  宋代文人地位极高,做官的机会多,不做官也能在平原或城市过得挺好。所以对山水的感情,和元代的文人不同。宋代出名的是花鸟画。那是因为文人或者进城,或在农业发达的平原,家里有庭院,可以安然自得地欣赏花鸟鱼虫。宋徽宗应该算是花鸟画的总头目。他本人担任皇家画苑总经理兼总教练。该画苑雇佣了二百多当时最好的画家。宋徽宗也收藏了历代最好的画,让这些画家模仿。不过谁要是不小心把这些古画弄脏了,就有杀头之罪。宋徽宗最擅长画花鸟鱼虫,这些花鸟画,应该算是山水画的侏儒版。对花鸟鱼虫的爱好,当然也都是在进化过程中,根植于人心的一种美感。花鸟鱼虫代表环境适合生存。

  实际上,我们说过的宋徽宗的选石艺术,也是一种山水艺术的侏儒化。从这方面来看,这艺术不怎么高明。山石就是山的盆景。好比庭院是自然的盆景。如此可知,倒是蒙古铁骑解放了中国文人,把他们从庭院、盆景,假山,湖石之中赶走,赶到高山深谷之中,体会自然。才造就了元代最高明的山水画。

2

  中国的山水画分彩色和无色两种。无色的山水画为中国的特产。这和中国的地理有关。中国这块地方,空气中尘土和水汽都多。对颜色的过滤非常强。只要稍微远一点,山水景物就没有什么颜色了,只剩下“青色”。但是层次感非常强烈。所谓青色泛指冷色,特点就是色彩特征少,但有浓淡深浅之分。中国风景的颜色就是青色。中国的风景又以黄昏之时最为美丽。因为这时阳光斜射。如果向东看风景,光线在照射和反射路线上,受到两次过滤,远景和近景的浓淡差别最大,层次感最为强烈。所以中国山水只用墨的浓淡,就可以很好地表现。而且依靠浓淡也可以表现远近,也就是透视关系。这也更符合中国山水的特征。某些新进山水画家,画的山水红黑黄绿,色彩鲜明,他们应该到外面看看,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风景。

  欧洲的空气和中国的不一样,照出来的照片都不一样。那里空气中水汽和尘土都少,虽也有过滤作用,但是不如中国空气那么的强烈。以至于相当远的地方,还能看出色彩。

3

  山水画还可表现老子学说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对“空虚”的崇尚。老子认为自然无边无际,奥妙不可尽知。山谷之中寂静无声,似乎空空无有,但却生生不息。而且,人的感官心智,只能感受自然的万分之一,更有无穷尽的东西,超乎感官之外。这些感官之外,而又是重要的存在的东西,在中国哲学之中,就以“空”和“虚”表示。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大象无形”。象就是事物及其表现,这东西没有形,画不出来。中国的最高明的山水画,与其说是表现山水,不如说是表现空虚。空虚可用白空和黑空表现。白空就是画上的留白,黑空就是深色的部分,多以焦墨表现。有时也着以青色。高明的画家能把空虚之意表现在画外:用一幅立轴表现山势,从山根到山顶,上面了留着天空,观者的感觉是你和山水之间,有一巨大空谷。所以你可以看见那山拔地而起,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空谷,你看不见从根到头的山。这种山水画的中心,还是谷,还是玄牝。而且这山谷在画外,在你和画之间。这是中国画的高明之处。西方的山水画可不是这样。中国山水还能表现听觉上寂静无声,这也是空虚。

  按老子之说,空是一切动力、资源和奥妙的不可穷尽的发源地。“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间,好像风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源源不断地往外送风。说起风箱,那可是从古至今最伟大的发明。火靠他燃烧,饭靠它煮熟。铜铁靠它冶炼。到了现在,风箱更重要了,人要是快死了,还靠它作强制呼吸,维系生命。的非典型SARS肺炎,据说至今无药可救,只能靠呼吸机往肺里灌氧气,靠氧化杀灭病毒。如此可知风箱之伟大。可是风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古人不知道空气也是物质,以为空就是虚,现在我们知道了,空虚里面可能有空气,还有“以太”或者“夸克”,气为人类和一切生命所必须。于是古人对空和虚就有了崇拜。身为补天之石的贾宝玉有幸被请到“太虚”境界一游,也只能探知其中很少的奥秘。虚就是空,红楼梦里有个空空道人,掌握着人生的玄机。中国人认为空虚有如此重要的含义,因此成为艺术的表现的中心。

  正如一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中描述的空虚和安静,有无穷的动力、资源和奥秘。这是一首诗,描述的却是一幅画,里面有几种空虚,天上没有鸟,路上没有人,这是空,一片寂静,这是静,老翁垂钓而不撒网或跳舞,行为停止了,这是止。行为、声音和行人飞鸟都没有了,但是有山水和空虚,其中孕育着无穷的生命、资源和动力。人可以活到老而且得以怡然自得地垂钓。

  

3

  为了和画的空灵配合,中国的室内装潢也崇尚空虚,尽量留白空和黑空。这和西方的美学完全不同。西方的室内装潢,以繁复的色彩和大量的物件为特点。其最强烈的信息是“富贵”。不然没有财力作如此的装潢。而中国,经宋徽宗的艮岳山白屋的提倡,中国的室内装潢追求颜色单调,以突出空和虚,家具造型要求线条简单。而人类固有的对于曲面的爱好,就靠宋磁来满足。

  

 

 

宋磁和曲面

  曲面和曲线。在艺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有这种地位。这也和进化有关。一切艺术和美感来自进化(请参看本人所著【进化美学原理】)。首先人类为了生殖,必须寻找育龄的配偶。而生育能力和人体的曲面的完美程度成正比。人一老身体干瘪皮肤糙皱,最吸引人的部分的曲面稍有变化,其性感程度就大大降低。人们在化妆品上花这么多钱,还只是保持一张脸的原有曲面完美程度。而成本更大,痛苦更多,风险极高的整形手术,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曲面。

  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养成了对完美的曲面的爱好。凡是没有这种爱好的,都被淘汰了。因为这些没有曲面美感的人,一定认为老皱的皮肤和干瘪的肉体,和育龄人士的身体没有什么区别,结果他们就找这种老皱干瘪的人士交配,结果是其没有后代和后代体质很差,因而被淘汰。

  于是,经过激烈竞争,至今尚存活于世的人们,大多具有曲面美感,也就是喜欢完美的曲面。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找到曲面美感的第二个来源。那就是在几百万年的石器时代,人们不停地追求石头的完美光滑的曲面。比如武松上了景阳冈,别的什么地方也不睡,单找了一块“光踏踏的大青石”睡觉。所谓光踏踏就是曲面的光滑完美。不然武松睡着不舒服。我们知道人类的皮肤比较较嫩,不像动物有长毛保护,长毛是天然的垫子,失去了长毛,就对周围环境的曲面的完美程度,有了更高的多的要求。比如武松使用的哨棒,也是圆柱形的,因为适合用手把握。如果上面都是刺,那就不好用了。所以在猿猴从树上下来,在地上寻找棍子和石头和坐卧地点的时候,其标准就是曲面的光滑完美。在整个长达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打造石器,都是打造曲面,而且是尽量完美的曲面。比如最早的石器“石核”或“捶击器”,就是一个一头圆一头尖的曲面体。从尖到圆的过渡是复杂的曲面。人们需要刃和尖头,都必须依靠曲面得到。

  曲面越完美精确则石器越好用。经过二百万年的打制曲面,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化到新石器时代,其打石工艺从打制变成剥制,也就是加入压碾,间接打,和磨光等工艺,其效果是曲面更为完美和多样化(适用于不同用途)。于是,可以说,人类在整个石器时代都在不停地追求曲面。凡是不追求完美曲面的人种,都被淘汰了。因为他们不追求育龄异性的身体,也因为他们的工具和武器不好用,他们的头脑和手,也没有在追求曲面的过程中得到进化。于是对曲面、曲面变化,和曲面的光滑完美程度的爱好,在进化过程中根植于人类的内心。另外,我们也知道,曲面受力均匀,以最小的面积,最薄最轻的的外壳,可包容最大最重的体积。所以人类制作的所有容器,都要求尽量完美的曲面。

  宋磁的曲面达到空前完美的程度。追求曲面的背后,也有道家的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唐代的陶瓷艺术(唐三彩)制品注重表现人物动物。我们说过,一幅画可以有四个内容,就是线条颜色,事物,情节和道理。唐三彩中注重表现前三个,线条颜色、事物和情节。唐三彩的颜色比以前的多,事物有很多细节,并处于动作之中。以至于可以看出人物动物和过去和性格。

  宋代的道家崇尚空虚,如果用陶瓷制品表现这一道理,就是把事物和情节都拿走,只剩下线条颜色,和后面的道理。这道理就是道家的道理。但是这道理已经靠其他媒介广泛传播,深入讨论了。瓷器并不需要参与讨论和传播,它只要按这道理制造就行了。这是艺术品本身的空:本来一个艺术品可以装着四个内容,如今少了两或三个,当然是空了不少。颜色从三种(三彩)变成一种(秘色或青色)。也是空,表现人物动物的线条,非常复杂零碎,宋磁变成了简洁完美的曲线,如果用解析几何来表示,那就是表示曲线的多项式,简单了很多。也是一种空。结果,不但情节事物被彻底空掉了。颜色线条也被空掉了很大的一部分。

  宋磁突出了色泽的美感。所谓色泽之美,就是颜色的明度和纯度(饱和度)。要提高明度和纯度,除了需要高质量的釉和颜料之外,还需要完美的曲面。釉料使得曲面光滑,光滑就是曲面的完美。完美的曲面的反光没有散射,颜色的明度和纯度得以提高。

  人类天生爱好纯净的颜色。这也是进化的结果。因为纯净的颜色代表环境的简单,有什么有害的东西和小动物,一眼就看见了。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小动物,包括蛇虫鼠蚁,蚊蝇小咬,蝎子蜈蚣,都是人类的大害。它们在历史和现代都造成巨大灾难,而色泽纯净的环境可使人类抵御它们。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人类容易发现他们。他们也不容易生存。在二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和这些小动物不停地作斗争,养成了对纯净颜色的环境的爱好。现在经济发达了,人们喜欢搞装修,装修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是居住环境的颜色纯净化。为此在最容易脏的地方,都用陶瓷。

  道家崇尚颜色的纯净。原因之一是纯净就是一种空。而这种空有益于人类生存。宋徽宗设计的艮岳山宫殿群,全部房屋采用江南白屋的外表造型。所谓江南白屋,就是农民的房子,墙简单地用石灰刷白,屋顶用青瓦覆盖。木料不用油漆。农民用不起油漆。因为那时候油漆稀少昂贵。对于皇帝来说,油漆的成本当然不是问题,但是按道君皇帝的信仰,道法自然,农民的房屋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家尚空,白屋在颜色上是空的。造型上也很简洁,雕梁画栋被取消了。无论颜色和形状,都很简单。但是做工却无比考究,宋徽宗的白屋的木料都是不上漆的楠木。这种房屋里面都用简单的直线,正好和曲面优美的宋磁相配。房屋的直线和瓷器的曲面互相配合,成为空前绝后之最佳配合。这也是因为房屋以直线为经济,而瓷器(容器)以曲面为经济。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室内设计,仍然以此为榜样。这种搭配是亡国之君宋徽宗发明的。

  5

  宋磁可以作出当时世界上最完美的曲面,和明度纯度最高的色泽。所以被世人喜爱。我们知道,不久之后蒙古部落征服了南宋,也征服来中亚和近东,使欧洲和中国直接接触,意大利商人可以从海路直接到达中国的南方(马可波罗回意大利的路线,经过红海或波斯湾的伊斯兰教地区。但当时威尼斯商人和伊斯兰教商人之间有合作关系),海路的开通使瓷器可以运往欧洲。在这之前,从北方的丝绸之路运送瓷器,成本太高。那里更适合丝绸贸易。中国的瓷器对西方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因为瓷器表现了完美的曲面和纯净的色泽。西方自公元五世纪被北方蛮族征服蹂躏之后,文明的水平一落千丈。失去了制作曲面和纯净色泽的能力,也失去了追求曲面美感的心理状态。这与早期基督教的禁欲有关。也和黑暗时期(大致指公元5世纪到10世纪)的悲惨的生活状态有关。

  即使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巅峰时期,其制品为陶器,陶器的曲面色泽,远不能和宋磁相比。中国的瓷器的出现,对西方的审美和艺术产生巨大冲击,使整个西方对曲面和色泽着了迷。如果说文艺复兴和之前的中世纪有什么差别,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对曲面和色泽的追求。从大的方面说,以前的教堂的哥特式的,屋顶是尖的或三角形的。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执着地追求圆顶。

  所谓圆顶包括各种曲面的顶。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一是佛罗伦萨的百花大教堂,费时一百多年,为了建它拆了半座城,拆了两座更古老的教堂,迁走了坟地,动员了全体民众,就是为了要建造一个巨大的八瓣拱顶。如果能换算的话,这个拱顶的成本,比现代的核武器和航天工程还高,另外一个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不但顶是圆的,广场也是圆的,对面的廊柱也是圆的。里面的线条充斥着各种曲线和曲面。圆顶很难建造,但是屋子里面的装饰,比较容易建成曲线形状。一时欧洲所有的建筑和用具都追求曲线,家具也必须有曲线。屋子里的曲线和曲面的多少,标志着屋子的主人的品味身份和财富。从此之后欧洲的一切向曲线曲面发展。从武器盔甲到桌子椅子,都努力体现曲线和曲面。到了乐可可时代,曲面多的让人受不了,才产生现代艺术潮流,专以否定曲面和纯净色泽为能事。

  当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文艺复兴开始的对曲面的追求,是得益于宋磁的刺激。这类文明的进化类似生物的进化,只能找到线索,难以进行实证:谁也不把一只猴子培养成人。但是能找到猴子进化成人的线索。宋磁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完美的曲面和纯净的色泽的代表者。只有他才能把这两种美感教给全世界。

  当然,罗马帝国时代就有圆顶,相反中国倒是没有拱顶建筑。在中国拱顶是坟墓的专有结构,为房屋建筑之大忌。拱顶技术在西方从来没有失传。哥特式教堂的顶是尖的,但是里面的支持是靠拱顶。这也说明,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有建造拱顶的技术,但是没有对曲面的爱好。他们利用拱顶技术去建造高耸的尖顶。那时候他们对直线和尖顶,情有独钟。而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突然之间,从建筑、绘画和雕塑以至音乐上,都不约而同地追求曲面和色泽。显然这种追求是被一个什么东西刺激和开发出来的,我们只能设想,这是被宋磁开发出来,因为其他东西根本就没有这种美感。

  6

  被曲面和色泽美感刺激的欧洲人,拿出自己的家底,和宋磁抗衡,这家底就是圣徒和神祉们的肉体。到底年轻人的肌肤之曲面和色泽,出于上帝之手(或大自然),而宋磁出自中国工人的满是泥巴的双手。这使欧洲画家在起点上比河南江西的窑工略高一筹。意大利的工匠和画家作不出宋磁,却可以画出人的肌肤。特别是圣母马利亚和爱神维纳斯:圆润的脸蛋、乳房和臀部,纯净的肤色,成了文艺复兴绘画的标志。如果看看文艺复兴和绘画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曲面和色泽。中世纪的的画中最突出的是线条,对曲面的表现非常粗劣。色泽的明度纯度也很差、有那么多深色的线条,把画分成这么多小块,怎么能表现曲面,以及色泽的明度和纯度?为了表现大块纯净的色泽,和复杂的大块曲面,必须让人物显露更多的身体。基督教本不允许崇拜偶像,裸体更是和中世纪的教义不相符。但是曲面和色泽美感需要表现,这种需要在当时,正如现在女孩子对手机的需要一样强烈和时髦。连教皇也被卷入其中。于是圣徒和神祉的肉体,被奉献出来,而不顾古板的教义。正如现在人们用手机,不怕电波把脑子烤糊。再说,除了圣徒和神祉的肉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拥有曲面和色泽之美。

  达芬奇一些最著名的画,特点就是人物的曲面丰富,色泽的明度和纯度都高。他可以表现曲面上的曲面:人的头是大曲面,五官是小曲面。比如说那幅蒙娜丽莎,特点是脸的曲面异常丰富,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相比,好像有点太丰富了——或许是时间太长,颜料变化的结果。但是波提切利并没有表现出维纳斯的眼球的球面。嘴唇的曲面表现也不充分。拉斐尔画的女性的曲面较为适度,颜色的明度纯度更高。米开朗基罗的所有雕塑和绘画,都有一特点,就是人物的脊柱都是曲线——这使躯干成为大曲面,而上面的骨骼肌肉成为小曲面。西斯廷教堂上面的人物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坐直或站直了。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更喜欢用男性的躯干(大曲面)和鼓起的肌肉(小曲面),体现曲面和色泽之美。

  7

  对曲面的追求,给了西方的文化和产业以强大的动力。因为曲面,不管是拱顶还是家具或是身体上的,作起来画起来都比直线复杂得多。为了作得好,就必须研究其道理,并提高工艺水平。依靠基督教会的强大财力人力,对曲面的研究和制作,使科学技术因此大发展。我们说过意大利的圆顶教堂,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和天文数字的金钱。中国皇帝如果这么搞,必定要作为劳民伤财的暴君而载入史册了。所以在研究和制作曲面方面,西方教会的力量比中国民间和朝廷都大的多。对曲面的追求还导致了其他重要的事情,比如,哥伦布之所以能跑到美洲,只是因为他坚信大地是个曲面,而不是往常认为的平面。

  我们看看达芬奇的设计图,不论是人工翅膀,还是滚柱链条,几乎全是对曲面的利用。达芬奇在意大利的最后期间,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大项目:他从德国请来当时最好的磨镜师傅,要他们磨上千块镜子。但不告诉他们这些镜子的用途。后来这些德国磨镜师干到一半的时候罢工了。因为他们认为达芬奇想制作能照出灵魂或魔鬼的镜子。据猜测达芬奇是想制作一面凹面镜,可能是抛物线曲面,用以聚光或投射。晚年他移居法国,我们在法国的尚博城堡可看到他设计的旋转楼梯——那也是曲面。而且楼梯的每一部分都是曲面。尚博城堡据说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堡,迪斯尼影片的片头以该城堡为原型。尚博城堡的特点是比其他一切城堡,都有更多的曲面。他有无数拱顶,其楼梯几乎都是曲面。

  我们知道,在中国,音乐和“曲”字有关。歌曲,乐曲,都是曲,西方音乐到了文艺复兴,“曲”得比以前厉害多了。教堂音乐从格里高利式的圣歌中解放出来。曲调的起伏大为加强。提琴在十七世纪变成西方的最主要乐器,它正好也是世界上曲面最多的乐器。提琴本身的进化,就是曲面越来越多和越复杂,于是,几百年来对曲面执着的追求,使西方在所有有关曲面的技术上,都超过了中国。最近中国引进了西方两个曲面建筑,一是国家歌剧院,一是鸟巢运动场。和四百年前的意大利人一样,中国人为这两个曲面大撒金钱,却不知道这种曲面风格,本出自河南江西的土窑。

  

  8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曲面和纯净色泽,是在宗教(道教)的推动之下才成就的。这宗教就是道教。因为中国的宋朝皇帝笃信道教,倾全国之智力财力,开发出来的特殊曲面美感。这种美感摆脱了事物和情节,把唐三彩的繁杂的色彩和琐碎的情节清除掉了,方才可以专注于曲面色彩。如果要表现事物和情节,曲面和色泽肯定要被牺牲了。你要是作头骆驼,作个人物,曲面当然不能和梅瓶或球瓶一样完美。没有事物情节的作品,如今叫做“抽象”。抽就是拿走了。象就是事物和情节。抽象就是把作品中的事物和情节都拿走,但是形状色彩还在。这也是宋磁的特点。而又是道家的理论:“大象无形”。最重要的事物和道理是无形的,不能用花草人物图案表现。倒是什么都没有的净色,可能表达“无形”的大象。

  宋磁达到抽象水平,实在不只是瓷器工人的功劳。宋代文人也有大功劳——我们现在要讨论媒介之间的互相关系,这一问题对于艺术至关重要,但被以前的学者所忽视——当时中国文人地位崇高,表达自由而且广泛。高深的理论可以在学者之间面对面地讨论,比如南宋时期朱熹和陆氏兄弟之间的争论。都被记录下来并留传至今。学者们也可以在名山之中开堂讲学。比如朱熹在武夷山中开设讲堂。诗词作品靠着妓女们的帮助,日以继夜地传播。宋朝可能是知识分子传播著作和思想最容易的时代。因为那时候学术风气炽盛,并独立于朝廷。妓院也十分发达,也独立于朝廷,一首词如果写的好,很快就通过妓女的歌喉传遍全国。有什么新鲜论点,也可迅速传播。另外,当时没有巨大的传媒产业——电视报纸广播。它们抢眼球和耳朵的能力,自然不是凡人肉身所能竞争的。在传媒产业发达的现代,一些垃圾破烂能借助它们,轻易地把其他有用的信息,排挤到阴山背后。

  在宋朝的良好的传媒状态中,艺术的各个分支,可以轻松地分工,磁器可以着专注于表达它们最善于表达的美。那就是曲面和色泽之美。因为瓷器是泥巴捏出来的,最容易作出完美的曲面,釉料烧结之后透明而光滑,最能表现色彩的纯度和明度。

  9

  宋磁把曲面艺术带到欧洲之前,先把曲面带到了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海上贸易,比基督教世界早得多,宋朝的泉州和广州、潮州是中国和中东的贸易的主要商港。伊斯兰教社会最先受宋磁美感的冲击。伊斯兰教率先动用强大的人力物力,追求曲面和色泽。因为他们更严格地否定偶像——也就是提倡抽象,所以没有表现物体的绘画雕刻,宋磁的曲面非常适合这种文化。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圆顶,无论从形状上还是色彩上,都可以看作是青瓷罐子的放大。清真寺里面的装饰,都充满曲线和磁片。

  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不能表现人体的曲面色泽,在文化方面吃了亏。这也是由于他们有一夫多妻制,可以把女人藏在屋子里,供个人专享。据说中东姑娘的皮肤的曲面色泽为世界第一。据报道,前几年美国石油工业界为了在阿富汗建立油管,请塔里班首领们到休斯敦做客,这些首领带着西方人难得一见的真正后宫女性,在最昂贵的服装店刷卡购物,展现出西方世界不曾见过完美皮肤。简而言之,当年意大利人努力在教堂描绘肉体之完美曲面色泽的同时,伊斯兰贵族在自己的后宫,努力培育曲面色泽完美之肉体。如今各有各的成果。

 

效率和现代

  中国的文化传统,极端地重视表达效率。所谓表达,就是表达信息,表达是两个字,一个是表现,一是个传达。不但要表现,而且要让对方接受。所谓效率,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时间也是成本),把信息传达给对方。中国的这一文化传统,和文字以及书写有关。中国的古文是世界上最简练的文字。大约是因为中国的书写工具比较落后。中国古代,直到唐朝,一直使用竹片木片写字。在长沙走马楼发掘出来的三国吴国(公元后3世纪),郴州出土的西晋简牍,都是官方文书,是写在木片上的。说明当时如果有纸张,也一定很少而且贵重。西晋以后中国逐渐陷入全球性的民族大迁移和战乱之中,在文化用品方面也不能有什么发展,估计到了唐代,中国的制纸业才发达起来,到了宋代,才有了比较便宜的纸。历史上有一段故事,说是汉朝和帝时代(公元100年前后,就是蔡和的时代),禁止外国进贡珍奇物品,但是还是要外国进贡纸张。不知道这种外来进贡的纸,是不是埃及的莎草纸。至今我们不知道除了埃及,还有什么地方会用植物纤维作纸。

  埃及制作莎草纸的工艺,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已经成熟,使用也最为普遍。这种草纸(papyrus)的原料是尼罗河沿岸的类似芦苇的植物莎草,把莎草去皮,把芯横竖排列之后,用木锤打扁,刮光,就变成一张纸了。当地莎草很多,当时尼罗河上游的人,就把尼罗河下游称为“莎草的国度”。莎草根部可以长得和人的胳膊一样粗。草纸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廉,这种纸轻便耐久,在北非和阿拉伯干燥地区,可以保存上千年。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就使用它。据学者说,公元前56世纪草纸传入希腊和意大利,是那里文化突然发达的重要原因。草纸一直是埃及的重要出口货物,行销整个罗马帝国。至于西方人用的笔,一直是硬笔和墨水,比中国古人用刀子在木片上刻字,要容易的多。

  和中国的竹简比起来,草纸墨水当然非常先进。同样多的字如果写在草纸上,那张草纸可能很轻,写得也很快,但是刻在竹片上,则又重又慢。西方古人因此并不在乎写很多字。而中国古人必须尽量少写字,也就是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思——在竹木片上刻字太费力。于是注重表达效率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的竹木片统称简牍。简是竹片,牍是木片。嫩竹片外面有一层青皮,刻起来比较容易,在大竹片上可以刻一百余字。如果字数更多,就必须用册和卷,也就是把竹木片用绳子编在一起。这种竹木片应该比较窄小,以便卷曲。显然简比册容易使用。中文中“简”这个字就表示少和效率——把很多信息写在一块竹片上。为了提高传达信息的效率,必须把信息“简”化。

  为此,首先要把信息提炼,比如,把信息分级,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当然是只写最重要的。另外,是把信息的表达方式简化。也就是长话短说。目的是用最少的字,也就是用最少的笔划,表达最重要和尽量多的信息。

  中国人用竹木片刻字,大约有一千多年。因为竹木片容易腐烂,现在找不到周朝的竹木片简牍,它们都已经烂掉了。只留下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的甲骨文。在骨头上刻字当然比在竹木片上刻更难。商朝的人一定在竹木片上刻字,但是这些简牍都腐烂了,没有了,只剩下不容易腐烂的甲骨,所以当时的文字才叫做甲骨文。中国人刻字刻了一千多年,到了秦末有了毛笔和墨(传说中的蒙恬制笔),写字当然比刻字容易多。但是铁笔(或铜笔,石笔)刻的字小,毛笔写的字大,一块竹片上,如果刻字,可以刻一百多字,写的字可能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也就是说,毛笔使书写更容易,但是提高了记录和传送的成本。蒙恬是公元前3世纪的人物,郴州(西晋)简牍是公元后3世纪后期的东西,整整六百多年,中国人用毛笔在竹木片上写字。加上在这之前一千多年的刻字历史,中国人用了近两千年的沉重的竹木片。从诸子百家,到“史记”,“战国策”,“三国志”,都是靠简牍完成的。在这种条件下,追求表达效率必然成为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绘画雕刻也脱离不了它。

  这一传统在中国绘画中的表现。就是用最少的笔划,画最多(或最重要)的内容。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魏晋砖墓壁画。这类壁画最出名的,在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墓群。该墓群在1972年被发掘。

  

  

  

  

  

  

从上面这些画可以看出来,画家在使用毛笔方面,受过很长期的训练。画一个长弧线,粗细都掌握得很好。一笔画出的面,比如头发或马鬃,马尾,马腿,形状都不错。

   每幅画都是在一块砖头是画出来的。地方很小。和中国的方块字一样。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要画出这么多内容。一定要把笔划减少,也就是用最少的笔划,画出所要表达的内容。不然那么多笔划挤在这么小的地方,人们看不清楚。与此可知画画和写字之不同。写字不能减少笔划,只能减少字数。而画画可以减少笔划,为了减少笔划,可以减少所画的东西。比如说,上述砖壁画中,只画了画家最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其他的东西都不画。

   唐宋之后中国文人可以用大幅宣纸作画和写字。宣纸的成本比较低。用毛笔写和画都可以很快,但是“表达效率”作为两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书写工具变了,传统并不改变。于是文人们发明了泼墨画和减笔画。利用文人掌握毛笔的优势,用很少的笔划画出事物。比如一块石头,一身衣服,一笔就画出来,谁用的笔画越少,说明谁对毛笔的掌握越好,也就说明此人写字最多。

   凡是中国人,在认字之初,就要学习书写。写字训练就是绘画的笔划训练。毛笔的特点是一笔可以画出一个面。其他书写工具都无此效果。另外毛笔也必须一笔写完一个笔划,不能把一横用两笔写成。中国的毛笔书法的内容之一,就是练习一笔画一个所需形状的面,和一笔画出一条所需形状的曲线。

  以上特点使中国画可以很简练。所谓简练,就是用很少的笔划,画出一幅图。因为一个面如果用硬笔来画,一定要画一个轮廓。用毛笔画一笔就画出来了。在西方绘画中没有要求一笔画出一条曲线,这曲线你只要画好了,画多少笔都无所谓。油画技法中有“竖要横画,横要竖画”之说,一竖要用很多笔横着画出来。以便表现这一竖各部分之不同。这和中国的传统完全不一样。中国的传统追求是笔划少。按说一幅画的笔划多少,对于观众来说无所谓。但是这中国的传统——追求表达效率。

  另外中国字比较复杂——笔画太多。每个字都应该在小方块里面,把所有笔划都写出来。而且让人辨认清楚。于是必须把布置笔划,使他们互相分开。最简单的例子,“王”字三横一竖,如果中间那横太靠上或靠下,就会被认错为“工”。当然,其他文字也有这种问题,但是中文字这个问题最突出,因为中国字是在固定面积中笔划最多的文字——只有从中国字发展出来的西夏文字,比中国字的笔划更多。但是西夏文字早已经不被使用了。

  写中国字的时候,也训练了笔划——线和面——的布局。这种布局的目的,是为了让各线和面有距离,让人能分清它们,以理解内容。

  书法有两个基本目的(还有其他非基本的目的,不说了),第一是让观者看清楚,第二是让写者写得快。这两个目的都在于提高表达效率。如果字写错了,当然不能表达。如果写得不好,比如把王字中间的横写得太靠上,让人看成“工”,也不能表达。这样,表达的效果都没有了,当然也谈不上效率。所谓效率就是单位时间内产生的效果。所以写得快也写的清楚,才能提高表达效率。

  另外,中国字的笔划都是有走向的。从学写字的那一天,就必须学习笔划走向。毛笔的下笔和起笔,也有特点,所以凡是写字和认字的,都看以看出毛笔的走向。这种走向使画上的线和面具有一定的方向。比如壁画上的马尾,向后飘拂,笔划的方向也可以看出是向后扫出去的。

  也是为了提高表达效率。可在画上题字。画加上字当然比光是画或光是字,表达的内容多得多。

   五十年代有一官员向齐白石索画,齐白石用毛笔在纸上画了一道,周围点上几个大点,题字:松枝,叶呢?被虫吃掉了。加上盖印也用不了几分钟。  我们不知道齐白石这画,是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不管有没有关,都可以算作表达效率最高的一幅画。这画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或许已经在文革中烧掉了。

2

  这个表达效率对现代艺术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自从文艺复兴,一些艺术追求表现曲面和纯净的色泽,但是准确地表现曲面非常困难。我们知道,前苏联从日本进口了先进的大型铣床,可以把潜艇的推进螺旋桨的曲面作得更好,潜艇的声音就小了很多,现在,德国有更前进的技术,可以把整个潜艇和螺旋桨的曲面都作得更好,台湾就非买他不可。从此可知曲面非常重要但是也非常难以制造。更不用说用纯净的色泽表现曲面。所以,自从西方艺术追求曲面之后,艺术品的成本大为提高。这成本不光是钱的问题,还包括艺术家的训练强度,作画的时间,都大幅提高。这造成两个恶果,一是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画画表达。你不是画家,和达·芬奇没法比,你就别画了。这样,不会画精确曲面的普通人,失去了“造型表达”(画画表达,和雕塑表达)的资格。其二,是表达效率低下。达·芬奇一幅画要画三五年,有的就是画了三年五年还是张草稿,还有一些画半途而废。主要是因为精确的曲面难度太大。连达芬奇这样的人,画画都这么困难,别人更没有画画表达的机会了。

  对于曲线的追求,从文艺复兴之后愈演愈烈,到了18世纪洛可可时代已经过分,洛可可风格的东西充斥着曲面,而且是数不清散乱的曲面。一个椅子腿上都有好几个曲面。这让人受不了。受不了有好几个原因。其一是成本太高。一个椅子腿从弯曲的三个曲面转为不同弧度的四个曲面,比一个园棍或四方的椅子腿,要难作得多。不经若干年的专业训练,木匠作不出这种复杂曲面椅子腿。第二个受不了的原因,是效率太低。成本高当然效率低。制作这样的椅子,一定要用很长时间,长期的训练,和很好的工具和木料。

  大致可以说:曲面导致了文艺复兴,曲面也导致了法国革命。因为法国人是时尚的先锋,对曲面的追求最为投入,不光是椅子桌子,家具,房子,马车,女人的头发,裙子,男人的帽子,鞋子,等等,都要作出高成本的复杂曲面,这个社会的巨额财富、时间,都浪费在曲面上面。同时有很多穷人吃不饱。这就导致了法国革命。

  再说绘画对曲面的追求,也有点过了份,到了伦勃朗的手里,把整个画面都当作一块曲面,因为四周暗而中心物体明亮,好像是凸出画面。当然这样画可以把画面变成一个浮雕,凸现主题,并使物体的曲面感更强,而轮廓却不重要。比如“戴头盔的人”头上的人脸和头盔。曲面感很强,但轮廓的边缘却隐没在黑暗的背景中。这种画法虽然强调曲面,但是限制了绘画的表达效率,首先是因为轮廓是重要的信息。比如中国的砖壁画,画的全是轮廓,没有曲面,可以传达很多信息。应该说轮廓的信息含量比曲面更多。另外这种画法也忽视了物体本来的色彩。我们知道东西都有自己的色彩。为了强调曲面感,必须强调明暗差别,暗的地方的本来的色彩就表现不出来了。比如伦勃朗的画中的物体,很多部分都是黑暗的。因为要突出曲面感。这些黑暗的地方的轮廓和本来的色彩都表现不出来。强调曲面而牺牲轮廓色彩,从表达效率角度来说,是舍本求末。

  到了印象派画家那一代,人们开始追求表现更多的信息。为此首先是把轮廓和色彩表现出来。实际上,户外的光线是散射的,空间是是开放的。背景可能比前景更明亮,这些因素都弱化曲面感,轮廓和色彩是最主要的信息,新一代画家着重表现它们。为此,必须牺牲曲面——因为光线散射使曲面感减弱。据印象派画家们说,他们从日本版画中得到启发。日本版画秉承中国画传统,追求表达效率,线条简单,轮廓清晰,不能表现曲面,只能用曲线来表现曲面的轮廓。这些特征印象派都学去了。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掌握着欧洲几个世纪积累的对色彩的知识。再加上当时对光和色的最新的科学知识,他们可以表现非常复杂的光和色。而且是非常短暂的时刻的光线色彩,比如落日和中午。准确地表现这种光线色彩,所需技巧比表现曲面更高也更难。

  也就是说,印象派把轮廓和色彩的信息发掘出来了,但他们的色彩技巧太高超复杂了,比画曲面还难,即使受过长期训练的画家,也很难画出这么好的色彩来。所以,他们并没有提高表达信息的效率。

  3

  在提高表现效率方面,马蒂斯可能作得最直接,他把那些难画的东西,曲面,准确的轮廓,和复杂的好看的色彩,都给否定了。当时的评论家把他叫做野兽,因为西方文化一共就那么多家底:曲面、轮廓和色彩,几百年才积攒下来这点东西,全被他否定了。

  

  

   比如马蒂斯的“兰条”或“马蒂斯太太”,那张脸上的曲面画得十分粗糙。画家故意告诉人,他对表现完美曲面并无兴趣。轮廓清楚,说明他重视轮廓,轮廓比曲面形状的信息量更大。但是,这轮廓也不准确。这倒不是因为准确的轮廓没有意义,而是因为画准确了太难。他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所有难作的事情,因为难的一定会妨害表现效率。

   我们看到,他虽然不像中国人那样可以用毛笔,但是也努力“一笔一面”,尽量扩大油画刷子一笔的面积。我们知道,以前油画的笔画太多,一笔盖一笔。他则一笔就行了。目的和是中国画一样:提高表达效率。

  为了提高表达效率,必然对所表达的信息有所取舍,并减低传达信息的成本。好比,我要给朋友写个字条,告诉他晚上来喝酒。难道非让我写一篇长文,以研究酒的成分?当然没有必要。因为你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晚上来喝酒。如果你写一篇文章,可能要写到下个月。今天晚上的酒会也就耽误了。

  或者,为了写这个便条,是不是需要在石头上用篆字刻上这个字条?当然也不需要,因为这样成本太高,高得比要喝的酒还贵。

  同样道理,如果马蒂斯把想要表达的信息分了类,决定只表达最重要的那部分,比如,他的太太的脸的大致形状,而不想表现脸蛋的精确的曲面,他也可以不花大功夫去画这曲面。

  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像马蒂斯那样的专业画家,就是随便画画,也能把轮廓画得十分准确。为什么他要画得那么粗糙?应该说,这也是故意表现出,他要降低表达成本。因为随便就能画得准确,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而长期训练就是高昂的成本。所以画得准确就暗示着高成本。为了表示“降低绘画成本”这个意思,故意画得很粗糙,像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画的画——曲面也表现不出来,颜色也调不好,轮廓也不准确。明暗也不对。好比对人说:画成这种水平,不用多长时间的训练,谁都能画。

  我们应该说,近代画家为了降低绘画表达的成本,和提高效率,确实作了很多事情。比如毕加索。毕加索说自己从非洲土著艺术中吸收了一些东西。非洲土著没有文字。绘画和雕刻是他们表达信息的重要工具。其雕刻类似于中国文人的泼墨:我们知道非洲人手里总要拿把刀,因为那里植物茂密,野兽众多,非洲人时刻都要使用刀,就像中国文人随时都要使用毛笔。正如中国文人成天写字,练就了使用毛笔的技法。非洲人成天用刀,练就了用刀的技法。他们能用粗笨的刀,削几下子,就能作是一个木雕来。这样的木雕很不精确。一张脸上的五官,必须作得不成比例地大。因为他们的工具粗大,但是刀法熟练,这使他们的雕塑效率非常高,表达成本却很低。当然现在的非洲木雕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非洲人或中国人,用小木刻刀,在稀有的乌木上,作精致的曲面。

  非洲的绘画为了表达尽量多的信息,把物体背面的东西也画出来。也就是说,用一张图画出好几个视角看到东西。这本是提高表达效率的办法,毕加索用这种办法画的画,叫做“立体主义”。

  另外,毕加索在很多画里,显示他只重视轮廓,不重视曲面。并只使用最简单的色彩。他的画大都是平板的,没有曲面。颜色单调,连明暗都不多——那是表现曲面的最简单方式。轮廓当然是有的,但是很不准确。这还是继承了马蒂斯的传统:我的技法粗糙,不会画曲面,好像没有经过训练。用以证明:用不了多少训练,就能用绘画表达信息。绘画的表达成本可以很低。另外还证明,一张画很快就画,大笔刷几下子就成了。一个大面积,全刷上一种颜色,绘画的表达效率不是很高?

  不过再高,也高不过后来的抽象派。有的抽象画就像一张被单,或就是一张被单,有的上下颜色不同,有的就一个颜色。画这种东西不比刷墙更难——任何人都能刷出这水平,所以训练成本为零,表达成本极低。不过,某些著名的评论家说,站在这种画的面前,注视良久,遐想翩翩,心潮澎湃,欣喜莫名——这种表达效率,就是齐白石的“松枝”也望尘莫及。把被单往墙上一挂,就能让观众产生看大歌剧的效果,这表达效率是不是高得有点匪夷所思?

  当然现代画家也有很令人信服的道理。比如,人们都知道,孩子牙牙学语,也是很好听的;孩子唱歌走调,也很可爱。孩子画的画,因缺少训练而技法拙劣,但是也很可爱。也就是说,一幅画之意义,在于其表达信息。孩子的画的粗糙拙劣,表示孩子的稚态,而这稚态本身可爱。

  经过训练的人,技法在训练中趋于一致,所以,在表达个人特点方面,训练反而是件坏事——就像都在一本字帖练字,大家的字体都趋于一致,字体就没有什么表达作用了。长期的训练,一定会消除了个人的技法的特点。所以,各位画家为了提高表达效率而否定技法。保尔克里则学孩子画,好像一个大人为了表示自己没经过说话训练,而学小孩说话——至于是不是和小孩说话一样可爱,那就难说了。

 

媒介和人性

  经过各位艺术家的努力,绘画的表达效率,好像应该得到大跃进式地提高。但是我们看到,人们并没有因此而经常用画画表达,人们甚至连写字唱歌说话都比以前少了。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传媒产业成长壮大,垄断了表达行为。这传媒产业可不是什么软弱、伤感的血肉之躯。它是由政府,金钱,晶体和电源组成的。吃五谷杂粮的艺术家绝非他的对手。

  我们以前要听一首歌,必须自己唱或听别人唱。这时候,唱的人在表达,听的人参与表达。现在我们打开收音机或者放上CD,就听见了。谁也没有进行表达——那歌可能是十年前某人唱的。个人的表达行为被收音机或CD取代了。

  以前我们想听人说话,就去和人说。说的时候你和别人都在表达,现在打开收音机或电视,就有许多人在不停地说,谁也不用表达——这些节目是以前录制的,就算是那些演员或主持人在表达,那和你也没有交流。他们面对着的是摄影机。没有交流的表达是一种残缺的表达。

  现在电台随时有听众点歌。某甲要求放一首歌给某乙,告诉他爱情在心中滋长,以前这事情需要自己唱歌——所有人都会唱山歌。男女之间唱山歌,大家一起干活的时候唱山歌。这些山歌的词大多是自己作的。如今这些事情少了或没有了——人们打开电视和收音机,那里唱得比你好,你要唱,和收音机里的一比,你就差远了。谁愿意把表达变成露丑?我们还是闭嘴吧。

  另外传媒还制造了“主持人”,他们代替一切人表达,回答,提问,感慨、说话、微笑。哭喊。

  也就是说,画家在追求表达效率的时候,传媒产业在压制、破坏、割裂表达行为。画家哪里是传媒的对手?传媒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表达效率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敌人——艺术品市场。艺术品市场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注重高成本的稀世珍品。这一倾向越到现代越厉害。因为大财主越来越多——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但是我们看到,画家为提高表达效率故意降低成本——否定训练,否定复杂的曲面和色彩,学小孩子,学外行。但是市场需要高成本,高技术,超长工时的作品。于是市场的追求和画家的追求互相冲突,怎么办?到底是艺术品市场厉害,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因有钱而掌握着传媒。这传媒产业说啥就是啥。他们会把学小孩学外行的画,说成是“XXX派”,然后花大力气,利用传媒,追捧特定画家。也就是制造出一个画家明星。我们知道,现在传媒的伟大的功能,就是制造明星,从伟大领袖,到万人迷演员歌星,到旅游地点,到某个动物甚至虚拟动物,只要经过传媒的包装宣传,就能家喻户晓,以至于他们的吃喝拉撒,一举一动,都被传媒强迫性地灌输进入你的眼耳鼻舌身。而且,明星就是市场。

  明星可是高成本的产品——花大钱包装、推销、宣传,才制造这么一个东西。如果那明星是画家,那他的画当然也就是高成本的画。不说那画本身怎么样。或许那画根本不是他画的,只有他的签名,因为他本人是高成本的产物。他的画也一定是高成本珍品。说它是珍品是因为这样的画少。因为明星本身就少。而持续地保持明星地位,则更是需要很高的成本。

  画家虽然想降低绘画的表达成本,但是,谁不愿意当明星啊。当明星的好处太多了。再说,在传媒肆虐的时代,不当明星,谁知道你想干什么?你的画可能根本就没人看。现代传媒用明星的信息,占据了人们的感觉器官,把其他信息排挤到了阴山背后。画家不当明星,他所提倡的降低表达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呼声,又怎么能让世人知道?你想表示自己的意见,就必须依靠传媒,可是传媒不理睬穷酸画家,但是,突然有传媒要你当明星,一夜间成名并发财,Why not?

  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些画家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要降低表达成本,提高表达效率。没错,他们是没有这么说,我们对这些画家,也应该像对所有历史人物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那就是,第一,他们说的和他们作的并不一致。他们是历史的棋子。就像老鼠到你家来,并不是想吓唬你,它们只想来遛遛弯。结果你却吓得大叫,并到处放置耗子药——结果是把养的鸡毒死了。也就是说,人类经常和老鼠一样,自己想做的和实际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画家不说的并非是他们没作的。

  如今强大的传媒手段,已经把古代的传媒手段作废了。这些老传媒手段——绘画雕塑甚至文章,差不多变成古董和收藏品了。就像龟壳上的甲骨文,以前是用来传达信息的,现在只能用作收藏。作为收藏或者文物还是有人要,但是作为传达信息的工具,那可太落伍了。传媒产业看到你们画家不是努力提高绘画的传达效率吗?好啊,我帮你们,我制造一些传达效率的大明星,马上就招来了追星一族。追星这种心态,也是人们进化的产物。在猿猴时代,或更早,就有追星心理,因为这种心理驱使动物追逐领头的动物,比如羊群追着头羊,马群追着头马,狼,驯鹿,都跟着领头的走。这种心理能保持群体状态,不让动物分散,而分散之后,动物的生存繁殖的机会都大大减少。所以凡是没有这种追星心理的,都没淘汰了。现在的人类绝大部分都有追星心理。

  据说,最先利用人们追星心理的艺术家,是李斯特,或者,是李斯特的经纪人。经纪人发现,他到了一个城市,宣称李斯特琴声曾使三个女性晕倒,那么在李斯特一个星期后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定会有十个以上的女性晕倒。如果宣传说,曾有女人们捡李斯特的烟头,那么下一次,必有人亲吻他的脚印。这种事情真是奇怪和奇妙,但是就是真的。某甲唱歌,没人听,传媒一旦把他捧成明星了,唱的还是那样,以前不爱听的,现在晕倒了。

  这种追星心理本来一直伴随着艺术的发展。但是在现代,传媒发现这一心理可以单独地开发利用。其目的和艺术无关,但和市场有关。市场是现在的头等大事。比如说,大家认为摄影和绘画,有互相竞争的关系。其实,摄影照外面的,绘画画心里的,两个东西各有各的领域。侵入对方领土的时候并不多。所以这摄影和绘画之间的竞争,可能是被严重地夸大了。倒不如考察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差别。摄影带动了器材市场,产值和盈利主要靠相机和耗材,而绘画有一个传统的作品市场,明星画是市场的支柱——至少以前是这样。结果,摄影产业为了卖相机,利用传媒鼓吹“就连傻瓜都能照出好照片”。而艺术品市场利用传媒制造明星,鼓吹“只有大师才能画出傻瓜画”。其结果是什么?普通人就连傻瓜画都不敢画了,更别说什么提高绘画的传达效率。

   但是艺术家追求效率,却在建筑界真正地发扬光大。因为自从19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在西方展开,为了建造低成本的厂房、商业建筑和工人住宅,发明了新式的建筑风格。这风格厩否定曲面而提倡直线和平面。这样成本大幅减少。但是从直线和平面虽,怎么能找到美感?说实在的它们的美感,比曲面曲线差多了。但是,不要紧,我们有传媒。一方面传媒宣传,说是直线是简洁实用,就是美。确实,效率是美,但是曲面也是美。于是,人类自进化培养起来的两种美感,互相之间有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效率获胜,因为现代社会只能提倡,也只能负担得起效率美感。或者说,现代社会起源于法国革命,它就是革曲面美感的命。从那之后,贵族化的曲面美感逐渐被压制,换成了工业化的效率美感。如今,我们的大楼和住宅都是直线平面,只有一个大歌剧院是曲面。这个曲面还完全不适合北京的气候。因为北京和欧洲不一样,北京尘土特多,下雨特少,所以这个本来设计透明的,有宋磁曲面光泽的半球,注定要蒙上厚厚的尘土,而变成一个灰突突脏了吧唧的东西。当然,人们可以冲洗它,不过那可是高成本的活计。

    不管怎么样,效率是在现代建筑中已经成为主流方向。但是在如今逐渐富裕的社会,曲面美感有抬头之势。到底是因为工业先进,制作曲面和曲线的建材,比20世纪初期,容易得多。而且,从力学和几何角度来看,曲面的优点很多。所以,聪明点的建筑商,已经开始在用曲面吸引顾客。到底,人类的曲面美感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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