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興歸来寫幾段

第一段：在路上

在德国法兰福克机场，早上十一点了，中转航班候机室还是冷冷清清的，服务台不见人影。想去咨询一下相关消息，却苦无相助。独自坐在一条长椅上，我静静地等候下午去上海的航班，然后转机前往南宁，再乘大巴落边城东兴。正想合眼养神时，前边出现一个五十开外的亚裔男子，拉着一大包行李，向我的方向走来。

“老兄，你也去河内？”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男子用越南话问。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我像越南人，自问我那毫无特色的衣装不可能“出卖”我。寒暄了几句，才知这里每周就在这个时点，都有一次去河内的航班，候机的大多都是越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解决国民的就业问题，越南曾向东欧输出大量劳工，这些人当中很多在东欧“变色”后留在了当地，并先后拿到了“永居”。眼前这位亚裔老兄说他家原在河内，十多年前，靠劳工发迹的儿子将他担保到德国定居。这些年他来在德国“做指甲”，但因近期生意不成气候，干脆回家一行。东拉西扯地聊了一阵后，亚裔老兄上了他的越航飞机。黄昏时分，我也登上了我的东航航机。十一个小时后，我们的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安全着陆。此时，已是次日的早上。

机票是在虹桥机场转机的，所以下机后还得乘车去虹桥。中专柜台的人员给我弄来一张机场摆渡车票，还陪着我去找虹桥专巴的停车位。之前两次乘虹桥—浦东专巴，我都是自掏腰包购买车票，并不知道国际机票已付摆渡巴士的费用。虽然三十元算不上是天文数字，但要自个儿拖着行李在人海中摸索，没有勤务人员殷勤相助，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到了虹桥机场，我还得重新托运行李。虹桥比起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在这里登机时规模多了。那时，整个候机厅只像一般电影院那么大，设备也很落后。厅内的长椅子就那么几条，别说坐下来，要想找个位置站着也未必容易。那次是上海飞北京。小型飞机，每排只有座位四个，中间一条走道。同机乘客几乎都是外国人：整整一个西班牙来的旅游团。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大型飞机，操各种方言的中国乘客；甚至航务人员也比前更熟悉业务，外语更加过硬。

又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飞机于当天下午五点抵南宁吴圩机场。走出候机大厅，直奔对面的长途汽车停车场，我上了去东兴的大巴，并留意观察，看车上有没有熟悉的面孔。车开动后，我按习惯合上眼睛，争取养一养神；但无论怎样努力平静自己，都无法入睡。自上一次回来，离开东兴四年有余。四年不长但也不短。今次重返故地，仍然是心潮欲静不得。东兴虽不是我的胞衣地，但它留有我童少时期的脚印，有血浓于水的亲人，有曾经风雨同舟的朋友和同学。对于我，回东兴就像回家一样。晚上十点许，路经防城港的大巴抵达东兴车站。虽然约好来接车的人并未预期出现，但我仍然无法按得住暗涌心底的喜悦：东兴，俺又回来了！

 

第二段：童年“回味”

有两条牙齿快要“光荣下岗”了，看牙医是这次回东兴要办的其中一件事。次日，退休在家的六哥陪我去见牙科大夫。国内个体牙医办事方法与外国不同：不用登记，不问个人和家族的资料。诊牙跟理发差不多，人多时你就找个凳板坐下来等一下，没人时坐上仰椅去，毫无隐私不私隐这个问题。你的牙齿烂到什么程度，该怎样处置，旁边闲杂人等可以分享其中信息，甚至参与讨论、献策。有时，牙补好了钱也付了，双方还未必知道对方的名字。

因为牙齿新修，吃喝很不方便。早上只能吃稀粥，中、晚两餐“食软饭”，错过不少美味佳肴。东兴地理独得天厚，瓜果蔬菜四季不断。越南小贩每天又送来一箩箩鱼虾螺蚬等海鲜。走进“国贸”市场，里边吃的喝的生的熟的玲琅满目。沙虫是北部湾沿海的特产。为尝《边疆行》推荐的“天下第一粥”，我连续几天在东盟大道等处寻找这家粥店，可惜终无着落。问了几个路人，但竟然没人知晓，有的说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如今在东兴，吃海鲜已经不再便宜。就拿龙虾来说，因为要从外国进口，算起来比枫叶之乡还要贵得多。

所以，如果笼统地说“食在东兴”，别说广州，就连加拿大也不高兴。不过，除海鲜外，东兴还有其他美食。回去之前，我瞄准了两样童时最馋的东西：烧猪和“水糕”。这里说的烧猪，不同于欧美唐人街的“烧肉”。东兴烧猪，是整头猪经调味处理后，用铁钩挂起，塞进井口般大小的砖炉子，明火烤烧。这种烤法，烧出来的猪皮脆肉嫩，香气喷鼻。一刀切入，猪皮噼啪有声。在唐人街打杂那阵，我曾向烧腊师傅提过东兴烧猪，但他们竟然未听过闻过。我想，这么一种传统食法，东兴该不该考虑申遗，以便全面向外推广？

“水糕”是一种用米浆蒸出来的多层软糕，面层铺肉碎、木耳和虾米等调料。嫩滑爽口；放一点鱼露椒醋，吃起来尤其刺激。“水糕”不是它真正的名称，东兴人的叫法近似“水乙”。我也曾经同不少广西以外的人提过这种食物，但同样没人听过闻过。华人被驱之前，越南北方华人聚居的大多城镇都有做“水乙”的摊档。七十年代初，在河内南郊的“天市”，我就见过一位头上顶着“水乙”叫卖的华人老妇。在海防和广宁各地，卖“水乙”的更不止一家半家。虽然算不上是什么美食，但在牙齿新修的头两天，“水乙”几乎成了我的“养命稻草”。

除了“水乙”外，东兴还有虾饼、煎堆、元麻糕（“乙”）等小时候我喜见乐闻的小吃零食。除了北海侨港镇外，国内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像东兴那么多能唤起我童年回忆的小吃了。此外，东兴还有越南人经营的咖啡店，街上还可以买到各种越南小食：卷粉、薄脆饼、绿豆糕、越南粽子、法式面包等等。这许许多多的地方小吃，正是边城特有的异国风味和侨乡色彩。遗憾的是，虽然好吃的东西很多，而且也前后两次去市场烧猪档“斩料”，但因牙不争气，此次东兴之行我始终未能让自己的胃口充分地如愿以赏。

 

第三段：侨乡风情，边城特色

东兴有这么多特色小食，与华侨侨眷是分不开的。自古以来东兴就是著名的侨乡。八十年代末中越关系逐渐回暖后，许多原先安置在农林场的难侨陆续来到东兴，在变革中谋求生计。懂越语、知邻邦让不少敢于拼搏的人喝上了头盆靓汤。如今，走进任何一家红木店或大酒楼，迎面上来的老闆很可能就是以前默默无闻的张三或李四。据说在东兴，小到摆地摊，大到投资北仑河二桥的建设，到处都可以看见越南归侨的身影。每隔三头两年，就有一、两场华侨同乡大聚会在东兴举行，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为这座小小的城市增添浓厚的侨乡色彩。

然而虽说归侨多多，但先前两次回去，我却无缘遇见太多熟人。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相别几十年，即使碰巧撞个正着，也未必认得出来。这次回去，也想碰碰运气，找个熟人啦老友啦什么的，叙旧聊天，相互分享别后经历的所见所闻。东兴没有电影院，晚上人气最旺的就是中心广场了。华灯初上时，广场人头攒动、音乐一浪压过一浪。一晚，在喧闹声中六哥找到黄二哥。二哥是我们在越时的邻居，其妻曾在某华文小学教书。七八年回国时，他们夫妇安置在工厂。十多年前退休后，子女也都出国了，他俩才移居到东兴来，发挥余热，落地生根。据悉两三年前二嫂还是广场舞的参与者。

除了归侨和侨眷，东兴还有不少越南过来的临时居民，有的持合法暂居证或从商许可证，有的则属于无证身份，这还未计几千名每天经北仑桥朝来晚返的水客和小贩。早前一次回东兴，我曾同朋友去民族路一小店喝咖啡，发觉店里从经理到跑堂都是越南人，糕点也大都属越南风味。这次回去，又想去找这家小店，可惜连影子也见不着。也许迁移别处，也许老闆早已“满贯”返家。

不过，在被人称为“国旗街”的新华路和友谊大桥国际口岸附近，越南商品遍地都是。说“遍地”并未夸大其词。单大桥下长堤右侧一线，就排满摆卖越南咖啡、化妆品、膏药、首饰、纪念品等的大小摊档；有固定的，也有“移动”的。盖着大帐篷的是固定的，往往只有一个竹筐和一张小板凳的是“移动”的。“城管”来时，“移动”摊档便立马抽身“走鬼”，装作很惊慌的样子。“城管”走后，摊档又回复原位，照样“营业”。而那些“城管”人员，一般也只是虚摆一个姿势，吓唬一下。就这样你一来我一往的，双方各自心有灵通，活像小孩子捉迷藏。这种情况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风雨不改，根本没法真正解决问题。

北仑河长堤是东兴的招牌景点，远程到来而没有机会过芒街的人，大都希望能亲眼看一看“邻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会为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感到兴奋，感到有所收获；回家时同人说起，会感到理直气壮、言之有实。试想，若果这里的视线被挡住了，到河边时看到的只是密密麻麻的帐篷，来东兴岂不是白来了？所以说河堤的摊档，合法也好非法也罢，通通都得撤离他处。东兴最难得的“观景台”北仑河沿岸。世界上两城隔江相望的地方不少，但相隔只有二、三十米的两国城市肯定不多。从辽宁丹东看鸭绿江对岸的新义州，没有望远镜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而东兴就不同；这就是东兴的独特之处。边城的“黄金地段”应该得到最大价值的发掘和利用。

还有，既然号称“面向东盟的桥头堡”，东兴口岸应该具备国际场所的气派。可是目前这里找不到任何英文标注（好像除一处公厕外）；北仑河桥头跟国内其他城市的桥头差不多。虽然拱门顶上国旗飘飘，但总体来说国际口岸并没有显出应有的特色，没有显出国门应有的风采。我想，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地上升，东兴是不是也应该放眼世界，为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而做好准备？

 

第四段：过境短游

从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开始，持欧美国家护照的，只要入境不超过两星期，去越南不用办签证。既然这么方便，在东兴呆了几天后，我决定过芒街去转一转，吸一吸邻国的空气。中饭后，乘摩托的士来到北仑桥头，我踏上边境大楼的梯阶，步入边检站，排队办理过境手续。

早上的高峰期已过，排队不算太长，不一会就轮到我。递上护照，年轻的边检员很仔细地将我的护照翻了翻，说：“怎么不见签证，签证办了吗？”我告诉他我的护照可以免签。他听后皱了皱眉头，说：“是吗？请稍等，我去问一问”。说完拿着护照进了另一房间。约两分钟后走出来，他说：“你说的对，你不用签证”。 说完在护照上盖了印。就这样，我踏上了久违的北仑河友谊大桥。

走过大桥，步入越方的边检楼，我重新排队入境。听说，以前越南边检人员经常要收“黑钱”。入境游客即使持有签证，也颇受冷落、刁难。机场、港口、口岸，这种贪污现象到处泛滥。许多入境旅客不得不干脆在护照里页事先夹上一、二十元美金，以求顺利过关。九十年代初，西方报纸开始对这种腐败作为口诛笔伐。据说直至后来越南政府出台“严打”政策后，情况才渐渐好转。

递上护照后，我故作冷静，暗地里等待对方的下一步棋。这位年约四十的边检员拿着我的护照，翻了又翻，重重复复的翻了很多次。几次提起印章，然后又放下来，一声不响，又重新逐页逐页地翻看护照。“会不会是看不明白英文？”这个想法在我脑边一闪而过，但马上又被否定：“边境人员怎么可能不懂英文？”。“不会是等我的美金吧？”我又这么猜想，但坚持不动声色。五、六分钟后，印章终于按在护照上。慢悠悠地将护照递还我，他突然用越南话问：“你上次也是从这里入境的吗？”。我注意到，听见我回答“是”，他的眼缝泛起一丝苦笑。

在友谊街的一家旅社登记了住宿后，下午，我沿街来到“芒街中心市场”，然后登上哥龙桥。河岸一小公园里，一大堆人正忙着布置露天舞台，高音喇叭播放着越南的时代曲。没心思看戏，从桥上下来，再穿过十字路口，我找到一个卖粥面的街边摊档。匆匆吃了一碗猪杂粥，我又转头走进陈富街。据本地网站披露，两个多月前，陈富街被开辟为步行街。但也许时间尚早，走在这条“广宁第一条步行街”上，我觉得冷清清的，一点气氛也没有。

在芒街呆了不到48小时我又返回东兴。跟芒街不同，持护照入境东兴要填写一张入境卡，就跟入境机场一样。一位年青的女边检员问我原先是不是从东兴出境的，我的回答又让她脸上露出微笑。如果没猜错，我想东、芒两地都希望有更多持护照的外国人使用这个口岸，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大部分过境的都是边民。

走出东兴的边检大楼，前面涌来一群的士司机。一位中年妇女问我要不要车，一口流利的越南话让我吃了一惊。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我问。

“中国人啊，”她回答说。

“那么你是归侨了？”

“不。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很认真地回答。

她告诉我她和丈夫二十多年前从南宁附近到东兴谋生，一直以来同越南人打交道，所以学会了越南话。上了的士后，我又同她的司机丈夫聊了几句；他的越南话虽没她的那么好，但应付一般对话毫无问题。的士开动了，我坐在后座，悄悄从侧面打量这位来自他乡的“新东兴人”，不能不为他和他家人的拼搏精神而萧然起敬。

第五段： 江平和北仑河口

面积虽不算大，但东兴有山有水又有海。《边疆行》第一集介绍的就是北仑河口，一个山水相连的地点。这样的景点哪容错过，从芒街回来第二天，我便上了去榕树头的城郊小巴。榕树头是北仑河口风景区小巴线路的终点站，到了榕树头，景点应该不难找。

上世纪六零年末，文革狂热如日中天；此刻东兴人在榕树头沿岸筑大坝，填海造田，也闹得轰轰烈烈。这里白天红旗飘扬，晚上火光通宵。《人民日报》破天荒地报道了东兴人敢“与天斗、与地斗”的消息；《中国画报》也连续刊登许多相关的照片。一时间小小的东兴县成了全国的新闻焦点。记得我和邻居的几个大孩子还曾经去过一次榕树头。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寒风刺骨，但见人们在灯光下作业，高音喇叭传出阵阵雄浑的“语录歌”… …

小巴行走在平坦的公路上，同车有两个北方人，其余的都讲本地话。我想这对北方夫妇必定也是去参观“中国海岸线最南端”的游客，于是暗地里跟着他们。到了榕树头，才知道他们不是游客。下车后找不到景点，司机又掉头走了，四周不见人影，我自好朝刚来的方向往回走。到了竹山，步入松柏，仍然没发现什么特别醒目的景色。此时太阳盖顶，热浪扑面，我决定不再找河口，上了一辆路过的小巴，改道去江平。

江平变化很大，新楼成行。江平过去是一宁静小镇。但原来的江平在哪个位置，如今已经很难辨认。一条大街穿城而过，车辆频繁抢目。在市场摊档吃“水乙”时，我听见卖“水乙”的老妇和一食客用越语交谈。凭口音，听得出老妇是本地京族人，而食客可能是越南过来的水客或小贩。江平有人操越语并不奇怪，大街旁边的就有一座主题为“京族之乡”的雕塑。三、四十年前，人们只听说过“京族三岛”的山心、巫头等地。至于江平本身也纳入京族文化区的范围，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听说有不少越南归侨在江平安家，因为这里背靠防城，面向东兴，依山傍水，是风凉水暖适宜居住的好地方。

下午从江平回来，同六哥提起去北仑河口但却找不着的事，他听了觉得特别费解，认为我找错了方向，答应陪我再去一趟。第二天，兄弟俩一起上路。乘小巴到竹山下车后，竟然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在路边发现一个破旧的指示牌。此牌极不显眼，字迹早已模糊。其实昨天我也曾到此处，只是没发现这块饱经风霜的牌子。但问题不在于我。试想，这么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标牌，能算是很有效的推广方法吗？

光绪年间由钦州知州竖立的“大清国一号界碑”就在河口岸边，百多年来岿然不动，见证了边疆的沧桑。界碑對面是沿邊公路零起點標誌，叫做“零點紀念壇”。不远处有一个刚落成的“山海相连”广场，雄伟的地标建筑屹立在中央。对面是越南芒街近郊某个村庄。听说就在北仑河出口处，中越两国分别建立了湿地保护区，为生态环境和稀有候鸟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天同乘一辆巴士专程来看这个景点还有一对美国回来的华裔夫妇，男的原籍本地。他们也是来去匆匆，很快就结束参观的行程。但不知为什么，除了我们这几个人外，整个景区再看不见其他游客。本地游人都去哪了？外地游客又为什么没来？这么好的景点为什么毫无人气？不该又是因为旅游推广的力度不够吧？回程路上，我心里一直琢磨着这几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回总算亲眼看见了中国海岸线的最南端，《边疆行》首集介绍的风光不再只是模糊的电视图像。坐在小巴上，我耳边仿佛又响起宋祖英唱的《边疆行》主题歌： “都说边疆诗情画意 哪知边疆历经风雨

都说边疆风景秀丽 哪知边疆也有潮落潮起” … …

           

第六段：那良旧事

去过榕树头、竹山和江平，又想去那良。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我又自个儿去街边等公车。那良是十万大山中的一座客家小圩镇。一九六八年暑假，我和另一个十四、五岁大的“学生仔”，由两个比我俩大四、五岁的“待业青年”带领，沿着北仑河畔的山间小道，从东兴徒步去那良买味精、毛线等东兴不易买到的东西。除其中一“头领”外，其余的都未去过那良。那时候，东兴去那良，走沙石公路约35公里；抄小路近些但得翻山越岭、跨溪涉河。但不论走哪条路，徒步都得一整天的时间。当然，那些沙石路如今已被柏油路代取，山间小径也早已辟为省道。昔日的深山老镇，今日仅咫尺之遥。

那时的那良有一条较宽的主街，可能是解放路吧，反正主要店铺都在这条街上，剩下的都是些横街小巷。正像江平那样，如今那良也大大地变了样，哪条是旧街，哪条是新街，辨认起来不容易。一眼看去，七、八层高的房子有好几座，机动车辆明显比前多。但吸引我的，倒是那条老街，因为这里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九六九年夏某墟日，在老街百货商店门口，一个二十三、四岁左右的“小混混”，发现一个比他小七、八岁的“学生仔”在路旁东张西望，便走近来悄悄地对他说：“要买什么？俺来帮你！钱给我，你这儿等，不要进来”。天真的“学生仔”信以为真，将口袋里的八十元人民币给了他。“小混混”接过钱后，很快就消失在人流中。“学生仔”傻乎乎地站在门口守候。但等呀等，等呀等，怎么也不见“混混”出来。最后他急了，冲进店里，但连个影子也不见。原来商店另有一个出口，“混混”早从那边溜之大吉了。

在那个年月，几十元人民币对很多人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对一个“学生仔”。慌乱失措的“学生仔”决定去报警。从老街十字路口往左拐，他找到了派出所，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头从里边走出来。原来他就是派出所的陈所长。“学生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求他帮找“混混”。所长听了十分同情，一边说些安慰的话一边快步朝商店走去。不用说，太晚了，“混混”早已逃之夭夭。正当束手无策时，“学生仔”忽然想起刚才“混混”曾在商店门口同几个女子搭讪；也就是说，他们是相识的。于是所长又带着“学生仔”沿街去辨认那几个女子。在街头一边，他们终于发现了情况。所长迎面拦住这几个女子，要她们供出稍早前碰见的那个男子的下落。但那几个女子死不认账，说根本没见过什么男子。所长说：好，不说也没问题，你们回去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几个女子走后，所长转身问围观的一大帮群众：你们有谁知道这几个女孩是哪个生产队的吗？人群中有几个回音。有的说是东村的，有的说是西村的，各有各云。所长将他们提供的资料一一记下。

然后，所长带着“学生仔”回到派出所，问他还有没有钱买回程车票，饿不饿，要不要吃碗汤粉什么的。“学生仔”说没心情，吃不下。所长继续安慰他，说：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找人通知你。但“学生仔”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振作不起来。

两个多月过去了，“学生仔”回家后已完全放弃了找回这笔钱的希望。忽然有一天，邻居一男孩从那良回来，对“学生仔”说：“伙计，老陈让我告诉你，你的钱找回来了，你可以随时上去拿！”

“开什么玩笑？哪有这种可能！？”“学生仔”不肯相信。

邻居男孩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怎么抓到这个骗子的吗？老陈告诉我，他按照那天记录的资料，逐个给那些村庄的革委会打电话，要他们查询知情者，捉拿骗子。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很快就有人将骗子揭发出来”。听他这么一解释，“学生仔”立刻准备行装，择日重上那良。文革时期，行骗不是闹着玩的，何况骗取的还是一个可怜的小侨胞的“血汗钱”。

“学生仔”重上那良后，到了派出所，陈所长笑脸相迎，说：“钱找回来了。我给你一张纸，你写个收条。还要保证以后不要来那良了。你自己坐在这里写吧，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说完又到街上去了。“学生仔”领过钱，坐在小桌子旁边，开始动笔写“检讨”。半个小时后，所长回来了，“学生仔”把写得满满的一页纸递给他。所长接过来，读完后卡啦一笑：“好家伙，你这小子检讨还写得这么详细！”他说得对，因为上面都是文革时期标本式的口号。“向警察叔叔敬礼！”… …

故事的结局是：几十年后，这个既倒霉又侥幸的“学生仔”并没有完全听取陈所长的劝告。这不，他不是又来那良了吗？

 

第七段：祝福东兴

这次回东兴，适逢祭祖时节，在中学工作的堂侄请了假，开车带我和六哥等人去大田扫墓。大田距东兴市区约十五公里，一片绿水青山，清澈的北仑河在山下静静流淌。对面异国乡土，同样是一番青翠明媚的景像。先辈们在这里安息长眠，面对着他们曾经到过、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也许是最适合、最理想不过的地点了。我想，以后每逢想起那些逝去的前人，必定也很自然地想到美丽的北仑河，想到河岸两边重重叠叠的山峦，想到山前山后的花草树木。无论身处哪里，这样的景象将永远牢记在脑海里。

从大田回来，接近东兴市区时，但见四处新楼拔地而起；过去的三山五岳早已被夷为平地。什么“牛过水”、“狗尾赖”、“打靶岭”等以前的荒山野岭，如今已经变成了华丽的居民区。和四年前相比，东兴变了不少，新楼越建越多，越建越规模。看来，东兴正迈向新的里程。虽然曾经被冠为“小香港”，但曾几何时，东兴见过这么样的繁荣、堂皇？以前，最繁华的街道是解放路，最大的饭店是北仑饭店。记得一九七八年离开东兴时，教育路就是东兴最边缘的街道了。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上车出发的那天早上，（堂）大哥送我到教育路边的停车处，帮我把自行车绑在卡车上。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还因为当时大哥还语重心长地说了很多辞别的话。“七弟”，他说，“你还年轻，以后无论在哪里生根，也不要忘记回来看看”。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让东兴这么多年来时刻印记在我心底。

再说，当年离开东兴，没有人知道时局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预测别后何时重逢。果然，不久之后边界燃起战火，东兴沦为弃城。但天有不测风云，时局一变再变，想不到如今的东兴，毅然在破落的底子上复活，而且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魅力。北仑河又重新变成和平之河、友谊之河、合作之河。遗憾的是，大哥没有机会看到今日的东兴，看到战火洗礼后边城的高速发展，看到自己的儿女艰苦奋斗后取得的可喜成就。

在东兴呆了两个星期，去了几处过去曾经踏足的老地方。虽只是走马观花，但这次旅行却是几十年来逗留东兴最长的一次。本来还想去滩散、滩营、江山等地方，但都因故未能实现。不过，即使未能亲临其境，也不难想象得到，这些地方同样早已变得今非昔比。听说东兴还正在修建动车路轨，北仑二桥亦已进入后期阶段。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东兴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返程回南宁吴圩机场那天，兄嫂送我去长途汽车站。车轮徐徐转动时，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又禁不住思绪翻腾，想起过去，也想起当前。东兴的变化让人刮目相看，但东兴毕竟没有一个作为经济主体的产业，靠的主要是单一的边贸，经济结构比较单薄，发展潜力有限。正如人们说的，东兴人“靠吃一条水”。水不流，土干枯。东兴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要在出口经济产业中寻求一条长远的出路。但愿东兴人继续发挥集体智慧，小康之路越走越宽广。但愿下次回来时，我坐的是动车，过境走的是北仑二桥，还照样吃上美味的“水乙”和“东兴烧猪”。

祝福你，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