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爱

    那神奇的印度舞蹈，腰骨和手指的动作是那么灵活那么优美，尤其再配上印度特有的服装“沙里”（音译，印度妇女所穿的裙子），真是飘飘欲仙啊。张大千惊叹于沙里这种古老的服饰，只是一块纱样的布，可搭在印度女子的肩上却能变化成如此美妙的裙子，他觉得“天衣无缝”这个词一定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服饰的。

    他还喜欢看印度女人头发挽的那个发髻，从发髻上悬下一小块装饰用的金银牌，小牌子正好垂掉在额头上，轻轻晃动时的神态，配上一双会说话般的大眼睛，真是说不出的迷人。很像中国唐代盛行的装扮——梅花烙。

    而印度女人这种衣袂漫飘、轻盈舞姿的确像极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怪不得那些史学家们固执地认定敦煌壁画是模仿印度壁画所来，当时苦无证据驳倒他们，现在正好趁来印度好好考察一番。

    1950年春，“张大千画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如期举办。

    这也是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外国举办画展。

    飞离大陆后，张大千并没有急于定身台湾，因为当时的台湾被国民党政权统辖后，马上制定了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就等于彻底决绝地封锁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任何联系。

    这个政策对喜欢自由出行的张大千来说自然不利，他当然不想受这种制度的强行束缚。他不愿意因此而失去再看见家人的机会，所以在台湾短暂停留后又来到气氛相对宽松自由些的香港，然后转而来到印度。

    香港虽然比台湾相对自由些，可由于大批内地难民的涌入，也使这个小小海岛拥挤不堪，加上语言上流通的是粤语和英语，给张大千的生活和交往带来诸多不便。除了喜欢吃粤菜，张大千对这里并不满意，因此香港也不是他考虑的定居之地。

    张大千一生行事，向以艺术为中心，以艺术为方向，并不做预先周密的安排和设计，而是兴致所到，信手拈来。完全是天马行空、惟逐艺术而居的大艺术家个性。

    画展在印度举办了一个多月，取得巨大成功后，张大千偕徐雯波信心十足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印度著名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他相信自己对敦煌壁画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国人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个谜团解开，那么自己对敦煌的历史和艺术又有了新的贡献。他愿意做这样的贡献，甚至不惜代价。

    阿旃陀石窟据传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历时约一千年的时间，现存有29窟。石窟艺术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其中以壁画最为世界所瞩目，也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标志。尤其是晚期的壁画比前期更臻完美，无论是构图、线条还是色调都达到了印度古绘画艺术的极致。

    阿旃陀石窟里的壁画内容都是宗教题材，但也有一些现实生活题材，有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从中可反映出印度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壁画上的人物均刻画生动，有着印度深厚的美学传统和思想，不仅对印度本国的美术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也对东方佛教所传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深远影响。

    应该说，它也像中国的敦煌艺术一样，是国之精华与瑰宝，同样震撼着每一个对艺术顶礼膜拜的虔诚艺徒。

    张大千在石窟中流连忘返，一连待了三个多月。他认真地考察研究着，并临摹了一些重要作品。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敲，他终于得出了有力的论证，来说服那些史学家的观点：

    “自己原先的见解是正确的，敦煌的艺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的绘画透视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而印度的画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画法，他们的透视法仅是单方面的;何况敦煌显示的人物、风格和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再说印度与敦煌壁画的工具，也有不同。举例来说，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帝王与后妃等，亦着中国衣冠，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楼式的中国塔。这是我赴印度印证的一大收获。”

    这个收获的确是巨大的，可以说是为敦煌学揭晓了一个重大的艺术起源的谜团。

    从阿旃陀石窟考察出来后，张大千和徐雯波又去了印度的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旅游。此时已是5月，天气热得出奇，他们行到了印度北境与尼泊尔交界的一个山城——大吉岭。

    谁知一进入大吉岭，张大千顿感燥热退去，清爽宜人，浑身舒畅起来。于是他对徐雯波说：“暂时住在这里好了，就当避暑吧。”徐雯波此时已有孕在身，正感辛苦奔波不适，也觉此地风光秀丽，正好歇下养身。

    这个大吉岭因海拔很高，约2250米，所以气候适中，成为印度著名的避暑胜地。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原是英国人种植茶叶的地区，夏季时常因多雨而凉快。能来此地避暑的人多为英国和印度的贵族们。

    张大千感慨此地谓：“为东亚避暑名区，与我之庐山并雄于世，雪山在其东南，皑皑照人眉宇，偿登虎峰，所称世界之第一高山喜马拉雅之挨弗勒斯峰，可以平揖，真伟观也。”

    喜爱之情，油然可见。于是租房住下，还养了几只印度猿猴。

    张大千在这里每日登山赏景，回来便画画作诗，倒很有几分隐居世外桃源的味道。

    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寂寞和思乡之情加重，烦恼也就接踵而至了。当地只有几十户华侨，并都没什么来往。最重要的是经济拮据，让张大千开始忧心忡忡。有一天在山上散步时还不慎摔了一跤，把一条腿给摔骨折了。养伤期间，更令他烦躁。

    他总问徐雯波：“家里有信来吗？”

    徐雯波嗔道：“来了信能不告诉你吗？”

    张大千躺在床上叹气说：“是呀，隔得太远了。”

    沉默了片刻，张大千有感而发作出了一首诗：

    万重山隔衡阳远，

    望断遥天雁字难。

    总说平安是家信，

    信来从未说平安。

    哪知刚一念完，徐雯波那边就已嘤嘤哭了起来。

    张大千不由又叹道：“看来此地也非久留之处啊……”

    11月份的时候，因为徐雯波马上要临产，张大千便偕其来到香港待产，12月，徐雯波在香港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心印。为纪念这段印度生活之意。

    1951年年初，他们又返回大吉岭，张大千把满腹的思乡之情都倾注在绘画上，又做出了好多满怀浓郁思念的好诗来。如：

    穷年兀兀有霜髭，

    痴画淫书老复痴。

    一事自嗤还自喜，

    断炊未废苦吟诗。

    再如：

    故山猿鹤苦相猜，

    甘作江湖一废材。

    亭上黄茅吹已尽，

    饱风饱雨未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