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爱

    张大千勉强地笑了一下算打过招呼，随即便不由愁眉紧锁了起来，开门见山地说：“岳军兄，我知道你现在公事繁忙，你的副官已把机票给我手上了，但你在机票上写的‘特准携带行李八十公斤’恐怕不够带哩。”

    张群忙说：“大千，这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实在不行就得另想办法吧。”

    张大千焦急地说：“那怎么办？这种时候还是得你岳军兄才有办法。我哪里有啥子办法哟！”

    张群背过手在屋子里踱了好几圈，思忖了半天，才果断地说：“看来只好托别人帮你带走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张大千知道张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既已答应，肯定是心里已有谱了。这才放心地与张群告辞，赶回家里。

    对于张群的慨然相帮，张大千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并且这种感激已不是语言所能详尽表达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末二张认识至今已近十年，张群已经帮过张大千很多次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张群，张大千的命运可能会另有变数，所以有人说他是张大千后半生遇到的贵人，这话毫不为过。

    张群也是四川人，比张大千大10岁，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同蒋介石私交甚笃，并深为蒋所器重。曾任湖北省主席、上海市长和四川省主席等要职。他酷爱收藏，尤其喜欢石涛、八大的画。20年代后期，听说上海有个能把石涛仿得惟妙惟肖的画坛高手叫做张大千的，便托朋友向张求购一幅山水扇面，张大千何等聪明，知道此人的来历后便以石涛笔意画了一幅山水，张群甚是喜爱。之后又欲求购一幅花卉的扇面，张大千亦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索性将精心所绘明代金冬心仿笔相送。从此两人结下了书画缘。

    几年后张群调任上海市长，张大千正好蛰居上海，便登门拜访了这位既为同乡又是知音的“父母官”。随着日后交往渐深，张大千便深有感触地评价张群说：“岳军先生从政，我对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为人真了不起！”

    而张群对张大千的评价之高则更是出自真情实感。有一次张群在成都宴请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董寿平，另有几位国民党军政大员陪坐。席间，当一位官员恭维张群所得政绩可名垂青史时，张群却直率地说：“你过奖了，从古以来政坛上的人物辅弼领袖，除非有功于生民，如管仲、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几乎全被遗忘了。可是名画家和名写家如张大千、董寿平，如王羲之、赵孟，他们的成就使人百世难忘，我怎能与张董二君相比呢？”

    张群因爱慕张大千的过人才华，故以高官身份在权限内尽力帮助张大千。张大千在几次最为棘手的人生关卡时都是靠张群出面才解的围。

    张大千的另一旧友，曾跟随张群多年并在其麾下任要职的蔡孟坚，在回忆二张的文章中也写道：“岳公与大千以同乡同宗关系结识，当然远在五十年以前，但我只能自民国三十年在兰州与大千相识后(1941年张大千去敦煌时，蔡当时是兰州市市长，并多方关照)，就所知而予述及。当南京武汉弃守，政府迁渝期间，因交通关系，大千无法离开北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队押讯，岳公在政务百忙中，多方筹计，促其脱险来渝。迨大千利用上海谣传他遇害，友好举行‘大千遗作展览’机会，化装逃出北平……”

    1943年5月，张大千携带敦煌的临摹作品从西北返川时，归途中又是因为有张群与何应钦的电令手谕，才免遭层层关卡检查，使临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否则后果真是不能想象。而刚刚建好的成都西郊的“税牛庵”也是张群委托自己的弟弟代为选定的。两人友情真同手足般莫逆。

    翌日清晨，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张群派车来接张大千去成都郊区的新津机场。

    张群把张大千安排在撤退人员专用的军机上，同时携带允许的八十公斤重量的书画行李。而张大千托张群运走的另几大包古书画，则由张群分别托请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曹圣芳和空军武官夏功权两人，当做他们自己必带的公文运走，所搭乘的飞机竟是蒋介石的专机。

    这批古书画都是张大千几十年来耗尽心机用无数巨资收购得来，尽属“大风堂”名号下。“大风堂”是他和张善子所起并共用的堂号，由汉高祖刘邦的那句“大风起兮云飞扬”而得来。另外明朝有个大画家张大风，是张大千非常欣赏和喜爱的画家，巧的是他的名字中也有“大风”两个字。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是张大千好友冯若飞描述张大千书画收藏的两句话。而张大千自己则在此又加上两句：“一身是债，满架皆宝。”来说明“家有藏宝我不贫”的收藏喜好。

    张大千的收藏目的与一般藏家不同，他并不是一味地为收藏而收藏，而是“玩物而不溺于物者”。每得一名画，他都会悉心研究并仔细临摹，从而在古人墨迹中吸收绘画精髓，将古人画迹作为自己“借古开今”的工具，以完成“不负古人告后人”的使命。比如张大千创作的仿道君皇帝《鹰犬图》、《听琴图》等，真正达到了收藏是为创作的目的，也因此练就一双慧眼。更为典型的是《江堤晚景》这幅画，他至少临摹过四次，仅这张画的前景林木部分，就临摹不下30次，可见其超人的勤奋功夫。

    “大风堂”的藏品数量多而且精，“前前后后，总有一千件以上”。所付出的金钱代价更是不计其数，当然藏品也价值连城。这些藏品每一件都有其不平凡的来历，一向被张大千视为生命，以至“东西南北总相随”。

    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过一次《大风堂藏古书画展览》，展出所收藏的170件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名贵书画，同时还出版了《大风堂书画录》，共记载介绍了196件由唐至清的历代名贵书画，一时令书画收藏界啧啧惊叹，传为佳话。

    张大千既是一代书画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和大鉴定家，这一点鲜为人知。而就其收藏和鉴定的成就，拿他自己的话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

    这里的墨林是明朝的大收藏家，清标是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仪周是朝鲜人，大盐商兼收藏家，虚斋是清末至民国的上海著名收藏家。这四人乃是中国最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而一向在画艺上非常自谦的张大千却认为自己的鉴赏水平能使他们“推诚、却步、敛手、降心”，真乃大家豪情，当仁不让，胜在必得呀！

    1959年，台湾出版了一本《故宫名画三百种》，是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从中央、故宫两大博物院的藏品中精选出来的。出版之后非常轰动，被各方公认为是故宫从大陆迁到台湾后最精美最权威的一本收藏大书。

    这本书在日本印刷，当时张大千也正好路过日本，为了先睹为快，急忙从印厂调出来一本。细细翻阅后，张大千特意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书评，对书中所选作品的准确性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有十八件作品在年代和作者情况上“小有问题”。为此，让王世杰很是不服气，并写文对张大千的鉴赏水平做了不客气的批评。但他在文章中又不得不承认：“……可是尽管如此，大千实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点，故得失亦尽可相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