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爱

    张大千对跟随的儿子心智感叹道：“怪不得古人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可我们的先辈们竟在这么荒凉的戈壁荒滩上修建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创造出这么令人称奇的壁画，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这里简直是个奇迹！可以想像古人们比我们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他们才是最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啊！我们要像唐僧取经一样，好好在这里向先人们学习，磨炼意志，老待在家里不吃苦是不能成大器的，更何况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师徒来还差得远哩！比起这些画壁画的古人们更差得远哩！”

    由于要完全按原壁画的尺寸丝毫不差地临摹下来，所以画布必须得重新拼接缝制。这种缝制画布可不是普通的缝法，是青海寺庙里的高僧们秘不外传的一种特殊技法。

    经马步青介绍，张大千赶去青海拜会马步青的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因青海省有规定，本地喇嘛是不准许出省的。经马步芳的特批，张大千从西宁的塔尔寺特聘请五位喇嘛、也是著名的藏族画师，然后返回敦煌帮助缝制画布和调配颜料。

    这种缝布技艺工序繁琐精细，要用羊毛、生石膏、鹅卵石等材料熬胶，缝好之后，还要加工打磨，正面缝六次、反面磨三次，缝好之后的画布才能保证永不脱落变形。这种技法据说是从唐朝时流传下来，但现在只有这些喇嘛才会，内地早已失传。

    在塔尔寺和其他寺院里，张大千还购买了数以百斤的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每斤约三十至四十银元，价格虽昂贵些，但这些矿质颜料的色泽会经年不褪。

    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完毕后，艰苦卓绝地临摹工作开始了：

    首先是要用蜡纸把图案勾描下来，但又不能粘到壁画上去描，以免破坏到这些壁画表面，于是只好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再由张大千去描。稿子描下来后要拓到画布上，然后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

    一张小画可以几天完成，而一张大尺寸的壁画临摹下来，就得花一两个月时间。

    随行的张大千之子心智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感慨地写道：“特别是临摹巨大整幅壁画的上面部分时，一手要提着煤油马灯，一手要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看着壁画，看清一点，就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点），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而当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

    张大千的学生刘力上也记录道：“每日侵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卧地下，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洵足为我辈轨范。”

    的确，比起学生和助手们的工作，张大千的工作和劳累强度当然更大，但即使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中，大家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因为在敦煌奇丽伟大的艺术世界里，受此“徒刑”是值得的，它会给每个人回赠以巨大的收获。

    乐观的张大千很善于苦中作乐，有时会把留声机搬到洞口给大家听，以解疲乏。他是个戏迷，几乎什么戏曲都喜欢，但最爱的是京剧。为此他带来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鑫培、孟小冬等。又因敦煌地处沙漠地带，缺乏蔬菜，有时他会一边散步一边留心哪儿会生有野菜、野蘑菇。后来他在一片杨树根下居然找到了一种野生蘑菇，并在7月份这一个月中，每天都可采摘到一盘，味道还不错，给大家在枯燥的日子中增添了一些乐趣。

    临离开敦煌时，张大千还特意画了一幅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送给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地图上，张大千详细地标明了这些野蘑菇的采摘路线和采摘时间，还注明哪一处的野蘑菇长得最好和最好吃，让常书鸿非常感动：“这张图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张大千留给敦煌工作人员的另一个‘宝’！”

    常书鸿是在1943年夏天张大千已要离开敦煌时前来到任的，这个早年留法的油画家怀着执著的开拓精神在敦煌一扎根便是几十年，为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而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又与张大千的呼吁和努力有着直接关联。

    原来张大千来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这样一座举世难觅的艺术宝窟被长期埋没在沙漠中，由于不被政府重视和保护，已导致大量瑰宝被外寇盗走和流失。如再不采取措施妥善管理的话，势必一座宝窟除了壁画无法盗走外，其他能拿走的都会因洗劫一空而变成空壳。如果不把这些壁画好好修复一下，几千年来凝结成的艺术精华也将被逐渐消退和毁灭。于是趁他的好友、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西北视察、特来敦煌看望他之际，他像一位熟练的“导游”，一边领着于右任在各个洞窟里参观，一边用他丰厚的学识向于右任讲解着敦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应该怎样着手保护的相关措施。

    当于右任看到张大千艰苦的临摹工作状况和知道来此工作全是张大千自费时，不禁由衷地被感动和震撼了。一路上他不住地点着头，不住地重复着几句话：“做得好，做得好，功德无量啊！大千，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子孙万代的大好事。政府是应该出些钱修缮敦煌的。”

    张大千则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多谢您的美意，我到敦煌是自愿的，临摹这些壁画和宣传它们是我作为画家的责任。现在是抗战期间，哪有伸手管政府要钱的道理。我二哥善子为了国家命运，出洋去宣传抗战;自己省吃俭用却把筹来的二十多万美金全捐给国家，最后自己却积劳成疾过世……”他的眼圈红了，停了片刻，又接着说：“右老，我个人无所求，只希望政府能把敦煌好好修缮一下，否则这样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宝窟要是再不被重视，便是愧对子孙万代了！”

    于是就如何维修、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张大千向于右任细致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当务之急就是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使莫高窟先得到妥善的管理。

    于右任听后非常激动，大声说：“好哇，你的建议太好了，设计得也非常周到。按你说的把管理、保护、研究和教学联系在一体，我看应该叫‘敦煌艺术学院’，你看如何？而这个院长职务我看也非你莫属了。”

    张大千连忙摇头推辞，说：“右老您不是不了解我，我是四海漂泊之人，哪里能坐得住？还是另请高明罢！”

    于是在张大千、于右任等一批关注敦煌的有识之士们奋力呼吁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教育部委派常书鸿出任所长。常书鸿来到敦煌后，亲眼目睹了张大千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禁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如何保护敦煌的许多问题上他都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都能达成一致，因此也和张结成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