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造反有理”口号响彻云霄。在这股革命浪潮中,群众纷纷批倒批臭各级当权派,将他们赶下台。这是社会上的事儿和我们无关,造反夺权并不出现在复课闹革命后的小学的校园里。之前班级的“当权派”继续当官。这当然和老一辈教师依然喜欢传统的乖孩子有关。这点和我后来上中学遇到的文革中毕业出来的新一代年轻教师就不一样了。我们班级为老[
阅读全文]
终于,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导下的新语文课本出来了。新的课文不会出现孔融让梨之类的故事了,代之的是领袖诗词,歌颂领袖的赞歌,批判万恶的旧社会的批判稿,学习英雄的宣传稿,等其他宣传革命的选文。文革之后专家评价我们文革中用的第一版课本:“干巴巴的选文,没有写作,也没有练习,缺乏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课文导读中除了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
阅读全文]
一年级的课程还没有结束文革就爆发了。虽然小学没有出现像中学那样学生批斗老师的情景,我们的高年级生也并不乏革命精神,他们将教室“革”得一地桌椅七横八躺。自然,学校停课了。时间1966年。当时,我们一年级语文课的拼音正好学到三个字母的元音。这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烂尾楼”在我们这一届语文学习上的坍塌点。这个坍塌点如果接下来处理[
阅读全文]
上了学,就是不一样了。我开始参与家属楼里的“社区事务”了。政府发放如布票、生活用品票(文革后还有肉票、鸡蛋票、豆腐票)等票券,小小的我去楼里的负责人那里混在大人和大孩子们中排队领取。楼里还有一项公共事务:因为每一门洞八户人家共用一只电表,所以同一门洞的住户每次轮流一家,根据各家耗电度数,负责算账和收费。临到我们家,大人算好帐,[
阅读全文]
当时,市场上的商品已经开始变得多样丰富。我去秋林商店旁边的饭店买大米饭,途中会经过一家南货商店。那里展示琳琅满目美味的橱窗陈列着方方大大的金黄色沙琪玛,以及手掌那般圆圆厚厚的蛋黄面糕,让小小的我每每路经时总忍不住多看几眼。我每天的午饭常会有一根广水肠,由妈妈在单位蒸熟,我去单位吃完午饭后匆匆赶去上学。家里的午饭通常在单位食堂就餐,[
阅读全文]
按学区的分配我入学松山小学(文革后改名红岩小学)。这所小学也坐落在一处宁静的山脚下,校园有三个从教学楼后面的山地中平整出来的宽敞的大操场。校园的背后便是那座今天山顶上立着大连电视塔的大山。上学后,我开始接触一个由我家周边、松山小学、和幼儿园连成的几乎等边三角形的新天地,这每个边大概要走二十多分钟到半个小时。那天,身背书包、书包上挂[
阅读全文]
在幼儿园的生活中,我们是一群纯真无邪的幼儿,群小无猜。长条型的厕所间,尽头处坚壁出一个单间供阿姨们专用,其余空间没有间隔都留给了小朋友,不分男女。晚上睡觉时,男女不分,在同一个大房间里,床铺沿着四周的墙壁排列,男女相间而睡。每个星期六晚饭前,家长前来接孩子回家。之前,阿姨会帮小朋友洗澡。脱光衣服的我们在浴室里不分男女,混在一起挤在[
阅读全文]
我幼年的记忆始于妈妈送我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妹妹上过婴儿园,之前爸妈是否也送我上过婴儿园?我就毫无记忆。模糊的幼小记忆中,家中有姥姥和弟弟。弟弟总由姥姥背着。广东人通常会使用一块布巾把婴儿背在背后,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能腾出手来做其它的家务。60后的弟弟出生没多久便遇上大灾害年代,城里粮食开始供应紧张,姥姥不得不带[
阅读全文]
三.家国的亲历3_8.家中老父母这次回国之行,主要是为了探望老父母。去年年末国内突然解封疫情,开始是保姆变阳,紧接着父母双双也被感染。90多岁的老人出现发热和咳嗽。保姆被隔离,不能上门,而我们这些子女身在海外。幸好,我弟刚好当时公差回国从事医疗交流。事情爆发时,他们两口子在上海刚完成规定的两周隔离没几天,便匆匆赶回大连照料父母。与全国情况相[
阅读全文]
三.家国的亲历
3_7.舌尖上的家乡
回到大连是四月底,家门口的水果摊开始摆上了本地产的车厘子。在美国,叫樱桃。在气候差不多的美国密西根,本地产的到七月份才会有。摊上的樱桃个头极大,比正常的能大出两圈,而且光泽度特别高,亮铮铮的。我童年曾经在农村生活过几年,山林子里采过蘑菇,农民说越好看的蘑菇越不要碰。有过这么个经历,看到家门口那[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