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大学。”这是文化革命以来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还要办大学。一九七二年五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担小麦去街上交公粮。从粮站走出来,在曲线街上,碰见了小学时的班主任唐老师。“你是高中生吧?”唐老师问我。“读了两年高中。”我有些底气不足。“你想不想读大学?”他突然问。我已经[
阅读全文]
毛主席去世前的那几年,读大学中专都不须文化考试,只需贫下中农把那些在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表现积极的知识青年推荐出来即可。县上把招生名额分到各个公社,公社把名额分到大队。大队支部书记叫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推荐出具体的人来,再由大队审核上报。招生学校不知学生的具体情况,只能根据大队公社报上来的材料作为录取的依据。那时候,大队支部书记的权[
阅读全文]
文化革命期间,我们大队部门口,不知是谁给贴了一幅用辞刻毒的对联。上联是:油炸党支部;下联是:清蒸陈老伍。横批是:横扫牛鬼蛇神。这个对联里的陈老伍就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兴武。我是一九六八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家乡的。那时候,能读高中的人很少,全大队就只有我一个高中生,我成了大家公认的文化人。当时,社员们做什么都要[
阅读全文]
有人说,时间能把一切淡忘,哪怕是滚烫的铁也会变得冰凉。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事就像“无言的歌”,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女老师。她中等身材、瓜子脸、扎着两根小辫子,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的样子,模样很好看。她身边站着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听老师们说,这个女老师姓王,叫王德芳,原是大于小学一个校长的老[
阅读全文]
“文化革命”初期,我们县里那些担任了一点领导职务的干部,大多靠边站,成了”走资派”。黄立中是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理所当然也是一个“走资派”。他的领导权被革命群众夺取以后,整天无所事事。除了不定期地接受大批判,就是扫扫院坝,帮助炊事员做些杂活,日子过得倒也轻松。有一天早晨,伙食团长叫他到洋溪镇粮站去买粮食。他担了一挑[
阅读全文]
也许你见过各式各样的书展、画展、科技展、汽车展、航模展……但是你见过“活人展”吗?我可是亲眼见识过这种离奇的展览。为了将“走资派”一劳永逸地钉在耻辱柱上,使之“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县的革命派就想出了“活人展”这种绝招。展览馆设在城西的人民市场。“文革”前,这里是全县最大的猪牛[
阅读全文]
疯和尚叫李国建,但这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到底他叫什么,只有他自已知道。听老一辈人说,疯和尚不是我们本地人。有人说他是中江县人,在国民党军队里犯了事,半夜开小差逃出来的。他不敢回中江老家,怕被国民党政府抓回去枪毙,就改名换姓来到古佛寺做了和尚。疯和尚不会打坐念经,不会念阿弥陀佛。他身强力壮,只给庙里挑水打柴,扫地做饭。土地改革时候,农[
阅读全文]
六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成都进行革命大串联以后回到家乡。我准备在家呆两天,洗冼衣服和被子,然后再出门去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恰好那天晚上生产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文化革命的最新文件。生产队里有个绰号叫“狗犯子”的贫下中农造反派对我说:“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我说:“是红卫兵,我是四一八的。”
“那[
阅读全文]
胡托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他是恢复高考那年考起的大学,是以初中毕业生的学历参考的。我和他做过搭挡,他教两个班的数学,我教这两个班的语文。他的课教得很好,语言简炼,板书工整,常常是板书完一黑板就到了下课时间,一分钟也不多,一分钟也不少。我最早知道胡托这个名字,还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时他才读初中,是学校武卫队里一个最小的队员。我是高[
阅读全文]
“文化革命”中,有一段时间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找人办事要念“为人民服务”,遇到困难要念“愚公移山”,婚姻登记要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九六七年,我们中学一位姓郑的老师去县百货商店买东西,由于当时粗心大意,回家后发现营业员给找的五角零钞弄丢了,于[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