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轶事

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荒唐历史的经历者,也是它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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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蜀轶事: 12. 为'反革命'翻案

(2023-12-20 17:11:22) 下一个

六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成都进行革命大串联以后回到家乡。我准备在家呆两天,洗冼衣服和被子,然后再出门去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恰好那天晚上生产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文化革命的最新文件。生产队里有个绰号叫“狗犯子”的贫下中农造反派对我说:“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我说:“是红卫兵,我是四一八的。”

“那见了走资派打击报复革命群众,你们敢不敢管?”

“当然要管。”我说。刚从省城串联回来,浑身热血沸腾。“连刘少奇李井泉这样大的走资派都被打翻在地了,一个公社的当权派算得了什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

“狗犯子”三言两语说了一通,原来是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在批判公社当权派时,有一个青年农民喊口号出现失误,被公社书记王金祥抓住了把柄,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局关了起来。

文化犬革命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各级当权派都在规规矩矩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一个公社书记竞敢打击革命造反派,岂不翻天了?

我感到非常气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我胸中熊熊燃烧起来,我决定留在家乡,不忙再出去串联,非要管管这件事情不可!

第二天上午,我就跑到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团部,详细询问事情前因后果。

兵团勤务员黄友发告诉我,那天他们召开批判会,批判公社走资派。大会快结束时,三大队贫下中农代表邓治双领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李井泉!”“打倒李科瑞!”“打倒王金祥!”“打倒……”喊到这里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喊了,停了一下子就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散会以后,公社干部就把邓治双抓了起来。说他呼喊反动口号 “打倒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就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局关了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文化革命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牛鬼蛇神吓得胆战心惊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居然还有当权派栽脏陷害革命群众,真是士可忍孰不可忍!一股正气冲天而起,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这起冤假错案翻过来,才对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红卫兵的信任。

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射洪中学,找了两个同学成立了冤案调查组。过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背着被盖,带上钱粮,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新生公社驻扎下来。听到消息,柳树中学和洋溪中学的两个同乡也参与进来,一个五人组成的红卫兵调查组,就在公社一间休息室门口挂出了招牌。

听说我们是从县城来的红卫兵,有些社员专程从很远的山里走出来,他们都想看看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宽皮带,手握红宝书。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严肃端庄,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

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最高指示,决定首先从调查做起。根据造反兵团提供的参会人员名单,我们兵分两路马上展开调查,一路调查那天在主席台上的造反派人员,一路深入到各村各社去询问与会社员当天的开会情况。

社员们知道我们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热心人出来给我们找人带路。只要是我们要询问的人,无论是在担土还是犁地,全都停下来接受我们的调查。社员们都很坦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把社员们说得话记录下来,一句一句念给他们听,然后请他们按上手印。

经过几天全面而细致的调查,事情的结果终于真像大白,原来邓治双呼喊反动口号纯属当权派在搞栽赃陷害。

我们把调查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份报告送到区上公安员刘国远那里,并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经过。刘公安对我们的汇报非常重视,答应向县公安局汇报以后再给我们答复。

调查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我们也没有闲着。不是写些给文化大革命造声势壮气氛的大标语,就是参加公社的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大会勤务组还把我们请到主席台上就坐,以壮声威。我们本着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指示,没有在大会上批判过一个当权派,最多就是喊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而已。

眼看春节临近了,公社大门上还没有对联,我们五个人就一起商量,怎样给它写上一幅表现文化大革命内容的对联。大家集思广议,轻过充分讨论,一幅内容革命,充满战斗性的对联就想出来了。上联是:“台前台后一网打尽”;下联是:“牛鬼蛇神个个难逃”。横批:“狠斗猛批”。

对联一贴出来,观看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那些当权派,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好像我们把他们都要打倒似的,看见我们脸色铁青,尽量躲开我们走路。

公社会计陈在平是我们生产队的人,他的辈分比我高,我叫他幺叔。有天晚上他见我一个人在房里,就走进来问我:“赵星,你给我说个实话,你们要把公社干部都打倒吗?”

“谁说要把干部都打倒呀?”我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派权派!广大革命干部还是要保护的嘛。”

听了我的这番话,他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脸色由阴转晴。

大概他在公社干部中转达了我的意思,那些看到我们就要绕道走的干部,终于改变了态度,偶尔见了面也打起了招呼。年末公社食堂团年,要好酒好肉大吃一顿。我的这个幺叔不知得到了谁的指示,走进我们的驻地来通知我:“赵星,明天公社食堂要团年,我们请调查组全部参加!每人只给三角钱。”

我们听了非常高兴,从县城来到这里搞调查,不知不觉两个月了。我们都是中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全是靠父母给的那点伙食费。我们在这里省吃俭用,一天只能用两角钱和一斤稂票。在食堂打饭,只能打一点素菜下饭,根本不敢去吃肉。肚子里半点油水也没有,闻到肉香都不想走开。现在只要三角钱就能大吃一顿,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

我们欢呼,我们高兴。我们因为明天有肉吃而得意忘形!

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柳树中学的赵清把我拉到一边说:“赵星哥,我觉得明天的团年饭我们不能去吃!”他是柳树中学炮声隆的骨干成员,外号“小头猫”,脑子很灵光。

“为什么呢?”我感到很意外。

“他们请我们吃年饭,一顿只收三角钱,这明显是一个圈套。我觉得这是走资派在用糖衣炮弹腐蚀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战士要经得住考验,不能在糖弹面前打败仗!”

听了赵清的话,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虽然只是一个初中学生,思想境界却比我这个高中生还高。我让他回到住地,把他的意思跟大家说一遍。同学们听完他的话,恍然大悟,纷纷议论说:“好险呀!要不是他提醒,我们差点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饱弹击中了。”

第二天中午的年饭,食堂里摆了几大桌酒席,香飘四溢,我们五个人却一点都不动心。我的幺叔见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慌忙从食堂跑出来对我们说:“都快开席了,你们怎么还不去?”

我们五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铺位上。我撒谎说:“我们没有钱。”

他愣了一下,马上又跑了回去。不大一会儿,他又跑回来说:“不要你们给钱,快去吃吧!”

“不给钱我们更不能吃啦。”大家齐声回答。

他一下愣住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仿佛我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

那天中午,等他们都散席了,我们才去食堂打饭。我们一人打了三两干饭,买了一角钱的素菜,蹲在阶沿上吃得津津有味。我们都觉得自已很了不起,经受住了一次“糖衣炮弹”的考验。

公安局的答复下来了,他们也认为这个反革命案有些问题,派刘公安下来重新调查此案,还要求我协助公安局一起调查。

听说公安局要来调查,我们又浑身来劲。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我们的劳动终于得到了承认。大家都很高兴,准备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尽块破案回家过年。

刘公安下来的肘侯,离春节只有三天时间。我们跟着他走村串户,对当时参加大会的社员进行询问笔录,提取口供。我们从早忙到晚,全公社七个大队五十多个生产队都被我们跑遍了,有时忙得连水都喝不上一口。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争取尽快结束调查,把案子翻过来,给革命群众一个交待。

  大年三十那天,社员们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生产队已经放了假,要找人调查非常困难。幸好大家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我们刚到一个生产队,有关人员已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我们询问。

调查的最后一站是三大队邓治双他们生产队。那个队的社员知道我们要来,早就等在保管室外面的晒坝里。我们刚走到那个地方,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民就“噗通”一声跪到刘公安面前,大声痛哭起来,嘴里不停哭喊着“冤枉”。

生产队长介绍说,“这就是邓治双的父亲。”生产队长还带着我们去邓家看了看,两间茅草房,泥土垒的墙,床上的被子又薄又破,典型的贫下中农一个。像这样的贫苦农民,怎么会呼反动口号呢?

回到保管室,我们还没有发问,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贫协代表对我们说:“邓治双家里穷,只读了两年小学就回家种地,平时连话都说不了几句,要不是文化革命革起来了,哪轮到他娃出去抛头露面?”

一个白胡子老大爷告诉我们:“这娃儿老实巴几,在队里听说听教,苦活累活带头干,从不惹事生非,要说他反对毛主席,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

接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全是为邓治双说好话。我们调查组搞调查全是从外围入手,取的旁证。我们从没有到过这个生产队,我们怕先入为主,影响了事情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今天在刘公安的带领下来到这里调查,才知道邓诒双的本质是好的,贫下中农出身,在生产队表现好口碑好。像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群众,根本不可能呼喊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口号。

刘公安到底是搞公安工作的老手,他表情严肃,一点也不为群众的情绪所左右,仍然按照程序,一个一个地询问了解,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他一边问,我们一边记。记录完毕再读给说话人听,核查无笔误后再由发言人按上手印。

由于发言人太多,我们的调查取证到天黑也没有做完。生产队长点上马灯,我们又开始挑灯夜战。我们没有吃晚饭,社员们也饿着肚子陪着我们。等我们把调查笔录做完,不知哪家的公鸡已经喔喔喔地叫了。

室外的天空黑洞洞的,不知什么时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没有照明工具,社员们把稻草拧成火把给我们照路。

刘公安打着火把连夜赶回区上,我们几个学生打着火把各自回家。深更半夜虽然天气寒冷,肚子又饿,但我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因为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当我打着火把赶回家去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坐在桌边等我吃年夜饭。

春节过后不久,我回到射中,其它的人也回了校。

大概又过了半个月,刘公安从洋溪捎来消息说,邓治双巳经给评反了。为了补偿他,政府还给他发了半年的误工款。

邓治双和我非亲非故,连他是个什么长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要不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忠诚,我们说什么也不会放弃到全国大串联的大好机会,背上被盖,自带钱粮去为一个毫不相关的反革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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