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由于对种地并不感兴趣,白天大家多是比较被动地干农活。真正自己想干的事,只有在晚饭后就寝前这段时间来做。由于当时对未来看不到什么希望,大家没有什么奋斗目标,只是用那时间干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做得最多的首先是读书。
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可以找到的书并不多,大家往往都是从家里带些书,互相借着看,有时还是跨村互借。书是各种各样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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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上级给每个知青200元安家费,由大队管理,专款专用,其中主要是建房费80元。第一年开春,大队组织人力开始为我们盖房。知青男生们也在需要时被调来当“小工”,主要是干些打地基,协助“大工”(瓦匠)砌墙等活。
经过一段努力,墙砌起来,该上粱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上粱是盖房的大事,要由未来的房主请客,通常是吃炸油糕,还有“上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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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老乡对干农活有个专门的词语,叫“受苦”。刚听到时感到很新鲜,后来才慢慢悟出,这个说法很形象,干农活的确是很“受苦”的。那几年,我跟随生产队的男社员们干了不少种农活(女社员一般不和男的一起干,她们有比较适合女人的活),一般在体力上还能承受,但也有些活让人确实有“受苦”的感觉,尤其是初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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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到农村,除了干农活,接受再教育以外,还应不应该干点什么,或者说“发挥作用”,对此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们村的知青多数还是主张,或者说愿意,“发挥作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愿意做些条件允许的"科学实验"。
先说说我们的试验田。刚到村里,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要给我们知青集体一小块菜地,解决知青菜不够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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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村里,我们在一起商量,也想像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那样,搞一点知青的集体副业,养些家畜,家禽等。这样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吃肉的问题,还可能换点钱给厨房零用。
养什么呢?由于有加工粮粮食剩下的糠和麸子之类的,可以喂猪,所以大家都同意养头猪,由轮流做饭的人负责煮猪食来喂。此外,是养鸡还是养兔,有不同意见,后来因为听说鸡要吃粮食,而兔只吃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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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第一天是大队临时安排人给我们做的饭,只过了一两天,我们就决定自己做了。一来是那老乡做得不大合口味,二来是怕他做的不卫生,还是自己做吧。
自己做就有一个谁做的问题。开始有男生提议全由女生做,男生可以把因做饭误工的工分补给女生。但这建议立即遭到全体女生的反对,她们竟有人提出针锋相对的相反意见,这显然行不通,于是决定大家轮流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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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主要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我们发现,村里的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并没有主动教育我们什么,相反,他们的言行并不那么“革命”,而是很“落后”,有些甚至很“反动”。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理论,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是敌对的阶级,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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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村里那段时间,我们除了几个队干部和房东,几乎谁也不认识。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应该主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有一个问题,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知青是不应该主动和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打招呼的。于是大队领导按照上级指示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让我们认识一下村里的“阶级敌人”,以便避免和这些人有任何来往。当时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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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要求早点开始干活,但当地的习惯是从秋收完毕到来年正月十五都不干活,叫做“冬闲”。按照上级指示,大队安排我们利用冬闲时间“访贫问苦”,还到社员家里宣传“元旦社论”(即,和杂志编辑部1969年元旦发表的社论,被认为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念报纸。
通过领导介绍和实际接触,我们了解到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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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城到我们村约有十七八里,一路上基本是平地,只有些不大的上下坡。冬天,耕地里没有庄稼,还有大片荒地,由于有盐碱,地面呈灰白色。天气比北京冷一些,远处的群山上还能看到点点残雪。大车很慢,约莫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快到了。远远看去,只见村庄的房屋和院落的土墙连成一片,呈浅黄色。村口已经有人群在等候欢迎了,站在最前面的是小学生。我们连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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