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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十月，我趁回国探亲的机会，重访了当年下乡做知青的那个村子 – 山西省山阴县大虫堡。我在那里插队将近五年，离开两年后回去过一次，以后一直想再回去看看。这次终于如愿以偿，重访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我们村。
由我弟弟驾车，从大同经岱岳镇开到大虫堡。接近村口，看到村的外围有不少新建的房屋和院落。这个村口的大院就是以前没有的。
进村后，我想找到还能认识的人，于是向在街上晒太阳的老乡说明，自己是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一位老乡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原来他是当年和我一起干过活的后生之一，叫庆璋。我没能先认出他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下面是我和庆璋在以前村口的合影。
我向庆璋打听当年知青的排房是否还在，庆璋答在，并带我们在一排新建的房屋后面找到了知青排房。房子早已破旧不堪，没人住了，靠西的几间也已经没有了。目前连房带院属于一个私人，据说不久将会把旧房全部拆掉，重盖新房。
下面是四十多年前在村里的知青在院落外的合影，可以较清楚看到院墙里面的排房全景，如今西面的院墙已经被一排新房取代。
离开知青的老房，我又打听刚到村里临时住在老乡家时的房东。一位当年的车把式秀璋告诉我，我的老房东和他女人都已经不在了，那房子也早没了。我听了觉得很是伤感。
我又打听刚来时知青厨房的房东，庆璋带我找到了，但房子也早已破旧不堪。当年这里的房东大爷和大娘也都已经不在了。
村里的小学校也是我要看的地方。当年我们常到那里的教师办公室兼宿舍去看报纸和聊天。我曾想，等我退休后，到村里的小学校代代课，哪怕只代一个学期。然而，小学校已经停办多年了，孩子们都到外村，甚至外县去求学。看着这荒芜的校舍，想到我来代课的梦想已经破碎，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在街上和老乡聊天时，一位老年妇女拄着拐杖走过来。有人介绍，她就是当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人。我忙走过去自我介绍，她说她还记得我。当年我们每次去支书家，他女人都笑呵呵地招呼我们。那时她也就四十来岁，现在却八十多了，老支书也已经不在了。
虽然认识我的老乡已经不多，但还是见到了几位。其中一位叫来璋，他曾救过我们一个知青的命。那是在我们先后离开村子，只剩下一个男生时，这个男生突发肚子剧痛，已经昏迷了。幸亏大队及时发现，派车把式来璋等人连夜把这个男生送到县医院。经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并做了手术，是来璋为手术签的字。据说要是送来再晚点，命就不保了。来璋大我几岁，他前几年得过一次中风，现在走路还一拐一跛的。
还见到另一位当年一起干活的伙伴徐和。他那时是公认的大力士，我曾在后生们的忽悠下，和他摔过跤，还把过公道（把公道是当地一种双手翻手腕的游戏）。如今他还是那么壮实。
还见到了当年大队的妇女主任杨玉莲。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当年我们第一天刚到村里，就被接到大队部，支书给我们一一介绍了大队干部。我们书呆子式地拿出小本本做笔记。大队干部中唯一的女士就是这位妇女主任。由于对当地方言很陌生，我把她的名字写作“杨玉列”（还曾支书辛德润的名字写作“辛地荣”），后来才知道人家叫杨玉莲。然而村里没人叫她大号，由于她是本村杨木匠的二女儿，人们都叫她“杨二女”，简称“二女”。二女比我年长，但看上去精神状态很不错。
还有一位当年和我一起干活，很要好的伙伴叫辛日英。 我问庆璋，辛日英还在村里吗？他说在，于是带我到辛日英家去看他。辛日英和我同岁，他的妻子是庆璋的妹妹，当年是村里公认的“好女儿”（好姑娘）之一。辛日英的家境相对好些，如今两儿一女都是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其中大儿子还出过国。他说以后让他大儿子到美国来看我，我和辛日英还成为微信上的好友。
这次重访的大体印象是，村里还在新与旧的交替过程中。老房子大都已经或将要被拆除，新房子在逐渐增加。据说种庄稼和养奶牛都不赚钱，经济收入主要靠做点小生意以及外出打工，生活水平明显比四十多年前要好。祝愿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还要说明一点：我当年去插队，是形势所迫，并不情愿的；下去以后，虽平时下地干活，但总想离开农村，这样一呆就是将近五年。我们这些“知青”正在学知识学本领的年龄，却被送到农村用原始的方式种地，一去就是几年甚至更长。虽然也经受了磨练，但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不幸中的幸运是，我们下乡的地方民风淳朴，多数老乡和基层干部对我们是很友善的。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关心，照顾和帮助。对此，我是永远铭记在心，也是永远感激的。
（上文中的彩色照片都是与我同行的弟弟和弟媳用手机照的。不是摄影，就为留个纪念。）
2016年11月 完稿
2019年1月 修改
2019年11月 再修改
假如你留在那里走一辈子57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会穿得起黄仁勋式的皮衣和当年的老伙计照相吗？。。。不禁唏嘘！。。。红歌：‘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就是好！’ 重复多遍就成了知识青年们信仰的真理和受多大的苦也不反抗的力量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