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过去,楼市春天终於回来了。
??中评社北京8月15日电/经过一年多漫长的“冬天”,售楼小姐终於盼来了楼市的春天。从去年每月只拿1200元的底薪,到上个月近6万元的薪水,天鹅湾售楼小姐陈静的收入翻了整整50倍。
??法制晚报报道,陈静形容她3年来的薪水变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2007年市场好的时候,月薪最高曾到过16万元,去年市场不好的时候只有基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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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业和资讯化部部长李毅仲介绍基本情况。
??中评社北京8月15日电/中钢协在2009年铁矿石谈判中的失利,使中国正在考虑重新组合一个更有实力的谈判队伍将其取代。
??华夏时报报道,8月13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考虑到中钢协并非一个企业主体,没有相关商务谈判的实战经验,可能并不适合直接代表中国钢企和三大铁矿石巨头进行国际铁矿石谈判,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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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十战机
??中评社北京8月14日电/新华网报道,面对我军历史上罕见的重大空中特情,空军一级飞行员孟凡升沉著应对、科学处置,在48秒内3次作出重大抉择,既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成功实施跳伞,用坚定信念和科学精神谱写了一曲忠诚於党、热爱人民的时代颂歌。
??“八一”建军节前夕,空军航空兵某师在华北某市的一个机场驻训。
??当日10时01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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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该贷款项目总额高达29亿美元,其中包括6000万美元的“阿鲁纳恰尔邦”水务治理和卫生改造项目。对此,《印度快报》等媒体喜形于色,声称“印度赢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 <br><br> 此外,印度还借助“旅游业”为侵占我藏南地区打“国际广告”。记者发现,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政府网”正对欧美、日韩等国的旅行社声称,“阿鲁纳恰尔保留着丰富的印度文化遗产”,欢迎外国游客前来观光。)
中评社北京8月10日电/喜马拉雅山脉脊线原本只是一条西起不丹、东至伊索拉希山口的普通地理坐标,却被英印外交大臣麦克马洪赋予了强权政治的色彩。1913年10月13日,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擅自将该线作为中印两国的边界线。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这条近一个世纪之前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引发的争端,至今仍在搅动着中印关系。8月7日至8日,始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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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快速攻击艇(FAC)是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近来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款装备。 <br><br> 文章还说,在中期阶段内中国可预见的非对称战事中,这款022型快速攻击艇也许是主要作战平台,也是中国海军现代化计划中唯一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舰艇。 <br><br> 此外,022型快速攻击艇最有可能扮演的角色是积极防御中国的“周边海域”,它也代表了中国获得更大海上掌控(权)的打算。)
简氏防务集团网站原文注:中国或扩展022型快速攻击艇部队,共配备81艘,编为三个舰队。图为中国022隐身导弹快艇。
中评社北京8月9日电/环球网消息:英国简氏防务集团网站上2009年7月30日刊发了一篇有关中国022型攻击快艇的短文,文章的标题是“全部出海--中国海军发展快速攻击艇”,文章内容如下:
文章首先说,每当分析中国的海军发展情况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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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内地学生来香港上大学的人数不断增多,不少内地高考状元放弃内地名校而选择到香港就读,更强化了这种声势。近期香港很多舆论都对打造“教育产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可以利用目前香港对内地学生的吸引力,将“教育产业”培植成一个获利丰厚的服务性行业。有舆论认为,教育产业将成为支撑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 <br><br> 的确,为了保持香港特区的长期繁荣与稳定,需要在以往经济支柱弱化的同时打造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教育作为一个事关家家户户的领域,香港也部分具备通过合理布局形成“教育产业”的条件。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香港积极寻求新的经济支柱的心态是正常的,但是打造教育产业必须秉持“百年树人”的理念,万不可为一时之利“一切向钱看”,仅仅把培植教育产业等同于培育“摇钱树”。如果那样,到头来很可能不仅无法成功营造教育产业,更可能深度损害香港的教育环境。 <br><br> 就目前的状况看,由于香港长期以来经济领先于内地,特别是香港有几所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比较靠前,这对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内地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相当的吸引力,是清理之中的事情。很多内地的高考状元被吸引到香港,也强化了人们对香港特区各大学的关注。问题在于,香港需要意识到,这种吸引随着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的相对位置的改变,也会发生迅速的改变;如果香港不能充分认识到香港打造“教育产业”的基础并非十分“牢靠”,从而不愿尽快从根本上强化自身的教育基础,这个“教育产业”恐怕是难以对香港经济产生长久支撑的。 <br><br> 首先,香港各名牌大学本身培养人才的能力并不很强,“本土”培养的学者鲜有在各大学居于高位的。近十几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三所香港排名最前的大学校长的来源,有哪一位校长的学术地位是在香港奠定的呢?没有外国的留学背景,想在香港的大学中谋求一个较高的教职,并非易事。 <br><br> 其次,著名学者不少,但是过客者众。由于香港的大学教职薪金堪称世界最高水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多外来的名学者都是高薪引来的凤凰。这些名学者中,真正将香港当作一个理想的学术研究基地的不是没有,但是相信比例不会太高。一旦有另外的地方能够提供更好的待遇,其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会“挂冠而去”。这种主要靠薪金布局的学者阵容,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 <br><br> 第三,香港各级教育有明显的“头重脚轻”特征。香港的基础教育水平并不先进,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再到大学,越往上师资的相对水平越高。2000年一位大学校长曾经对笔者说一句令人震撼的话:“香港的幼稚园和小学教育,是香港人的悲哀”。另一所大学的一名院长1999年时对笔者说,香港现在每年招收的大学生比例,已经是“超量认购”,其中一部分生源并不真的合格。笔者无意贬低香港的基础教育,但是如果香港的教育长期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的状态,不仅难以为香港的高等教育提供稳固的基础,更会逐渐引起有意前来香港求学的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内地的学生们的怀疑。没有良好的幼稚园、小学中学教育,而能够保持世界一流大学教育,这种现象是可疑的。当可疑积累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就必然是否定。<br><br> 一定意义上说,香港的教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如果香港不尽快强化本地的基础教育,打造“教育产业”以支撑香港经济的设想,就很难实现。 <br><br> 首先,香港的一些大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排名非常靠前,甚至远超中国大陆的清华、北大以及台湾的台大这样的实力雄厚的大学,并非真正因为教学与研究实力出现了明显的领跑现象,实在是与传统的以西方教育体系为主的评分方式有密切关联,也与香港各大学聘请的学者来源有关。国际上通行的大学排名方式,客观而论对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很多大学并不十分公平。例如,国际现行的大学排名方式往往将该校在国际级英文刊物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指标。但一者是英文水平的关系,使得不少研究成果丰硕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较少将研究成果拿到英文刊物去发表;二是很多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也不适于放到英文刊物去发表。仅仅这一点,就使香港一些大学占据优势。香港各大学大量的教职由欧美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士获得,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这样的人才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如同中国人在中文刊物上发表文章,在语言上就占尽优势。 <br><br> 其次,文化的光环往往与经济成就密切相关,文化包括教育的吸引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经济实力。美国学者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写出《日本第一》推崇日本文化,是与当时日本傲视全球的经济成就分不开的。香港的大学中,企业管理专业长久以来都在国际上占有不俗的排名,也同样与香港经济曾经保持了超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位居亚洲四小龙之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当日本经济进入长期滞胀状态,日本文化的吸引力也就有所下降。但是,香港的经济光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的冲击,已经黯淡了很多。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保持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上已经超越日本、四小龙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中国内地的广东、山东、江苏等省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香港,上海在经济总量方面超过香港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预计还有更多的省、直辖市经济总量超越香港的状况下,香港高校对内地学生的吸引力也会逐步有所下降。 <br><br> 第三,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大学将有经济实力聘请世界各地的杰出人才、著名学者担任教职。良禽择木而栖,香港依靠世界第一流的高薪吸引了很多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到港工作;但是反过来说,很多学者并非看中了香港的学术氛围,而是看中了这份高薪;如果有第二个地方能够提供更高的待遇,且那里的学术气氛比香港更佳,这些学者也很容易被挖走。这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内地高校在国际英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将会增加,相信也会影响到中国内地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而这种排名的变化,也会相应降低香港各大学对内地学生的吸引力。 <br><br> 不可否认,香港打造“教育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但是中国内地普遍重视基础教育,上一代对境外教育的崇拜,在经济相对水平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未必可以左右下一代的选择。如果香港不在改善与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上下功夫,就会令内地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逐渐产生疑虑;而这种疑虑若是长期积累得不到消解,最终就会引致否定。 <br><br> 香港的基础教育,客观而论只是高于内地的平均水平;如果与内地中部、东部的省会城市相比,香港的基础教育水平特别是幼稚园、小学的教育水平还显得不够完善。比较香港与内地幼稚园教师的师资,其实很容易看出香港在这个方面的缺失。举例而言,中国内地幼儿教育经过多年的改善提高,对师资的要求远比香港严格;如果没有幼儿师范的专业证书,想在中型以上城市的幼稚园获取一份教职已经并不容易。反观香港,至今对幼稚园教师的师资要求并不严格。之前提到的那位大学校长称,如果比照英国的幼稚园教育,香港幼稚园教育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br><br> 一个地方如果某项产业的根基并不牢固,却直接从高端营建一个 “空中楼阁”,是存在一定风险的。香港需要正视自己的经济光环已经不再如十几年前那样辉煌,缺少了经济成就的支撑,香港高等教育吸引力必然有所下降;即便是常年排名不俗的企业管理专业,似乎也在珠三角大批港商工厂倒闭的背景下顿显尴尬。 <br><br> 不断发现、培植新的经济支柱以维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是香港的现实需要和长远保障。在知识经济时代,围绕教育营造出庞大的产业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可以产生强劲的支撑作用。但是对香港来说,最关键的是切忌围绕金钱办教育。如果只是“一切向钱看”,将“百年树人”的祖训抛在脑后,不仅对前来求学者不公平,也会在这种宗旨的引领下,对本地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极度的商业化“教育产业”一旦成型,想要改变绝非易事;如果外部市场对香港教育失去兴趣,“内需市场”的伤害将由港人自己永久承担。 <br><br> 所以,从长远计,香港应尽快努力强化自己的基础教育,在营造“教育产业”的目标之下与过程之中,切不可忘记“百年树人”之念,争取构建出一个能够切实培养优秀人才、为香港的长远发展和国家建设不断提供生力军的教育体系。)
香港打造“教育产业”,切不可忘记“百年树人”之念。
中评社香港8月9日电(评论员 鲁灿)近年中国内地学生来香港上大学的人数不断增多,不少内地高考状元放弃内地名校而选择到香港就读,更强化了这种声势。近期香港很多舆论都对打造“教育产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可以利用目前香港对内地学生的吸引力,将“教育产业”培植成一个获利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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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要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动态微调”。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央行对市场资金面可能会保持“适度紧缩”。 <br><br> “国家各部委近期纷纷出头,出台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监管政策,这是房地产政策开始收紧的前兆。”丰瑞世纪地产分析师戴晓光认为。)
国家统计局指高房价已成制约消费启动的最大阻力,提醒政府必须警惕房价高涨。
中评社北京8月9日电/近一个月内,央行、银监会、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委先后对房地产市场发出加强监管的信号。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洪涛认为:“这些都是政府将要从紧房地产政策的信号。”
房地产业似乎“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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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8月8日电/日前,新京报报道,北京最贵楼盘每平方米7.2万元!简直令人目瞪口呆,有一种如坠噩梦之中的感觉。
人民网文章指出,面对房价飞涨以及看来不可避免难遏继续飞涨的势头,不太经意不太在乎的人自然也会有的,那就是出场费动辄以多少万计、演一集电视剧或踢一场球可拿多少多少万的各类“星”们,还有那些年纪轻轻即拥有多少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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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目前常规武器的远程压制能力已有很大的提升。“以122毫米口径的火箭炮为例,我们的射程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了。” <br><br> 梁俊良还表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战争中对于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也成为常规武器发展的一大方向。“例如光电追踪、电子干扰等等,这些技术已经在战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br><br> “战争讲究进攻也注重防御,如何更好的应对来自天空、导弹的威胁,也是常规武器发展的重点。”梁俊良说,我国是防御型的大国,我们虽然拥有核武器,但绝对不会首先使用,因此在防空反导技术上的发展还很有必要。 <br><br> “发射100发导弹才命中一发,和发射1发导弹就能命中,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梁俊良说,常规武器的精确制导性能也是世界各国都非常看重的一点。 <br><br> “这个技术的发展不仅能提高费效比,减少无谓的消耗,还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平民的误伤,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梁俊良举例说,以色列空军炸死哈马斯高层的导弹就很好地体现了精确制导性能。<br><br> 谈军转民:笔记本最初是给炮兵用的 <br><br> 军工技术在很多人看来,都像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这个行业打拼了50多年的梁俊良告诉记者,在很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都能看到军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科学技术是没有边界的,国防科技工业的进步带动了很多基础科学的进步。” <br><br> 梁俊良告诉记者,火炮弹药的研制,对于特殊钢材的制造技术有很高的要求,这些技术研制成功后渐渐转向民间,并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是国防工业独自在搞自主创新,这些成果后来在更多的领域都发挥了作用。”“很多火工产品最初都是军工产品,但如今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梁俊良举例说,火箭发射的点火器就是军工产品,遥控点火技术、电磁反应火工、深层点火以及广泛运用的雷管等等也都是如此。“比如发射到太空的一颗卫星,我们需要在地面上遥控点火让它转个方向、变个位置,这就要用到我们的遥控点火技术。” <br><br> “卫星视频通话、电子通讯技术,最初也都是军用的;最早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给炮兵拿来用于弹道解算的。”梁俊良说,甚至连坦克、装甲车的军工技术也能够转为民用。“坦克在发射炮弹时,瞬间要承受好几百吨的后坐力,这对于设备的强度、承载力、稳定性都有很高要求,“这些军工技术后来在民用重型机械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梁俊良说,像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大国,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很多都是军用技术。 <br><br> 记者手记:跟武器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骨子里反对任何杀戮和侵略 <br><br> “知识决定高度”。这是梁俊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复最多的一句话。从大学一毕业就投身到兵工研发战线至今,50多年来,梁俊良始终都在与技术赛跑。 <br><br> 开国大典时的阅兵仪式,所展现的武器装备可谓是“万国牌”;而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上,我们将看到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武器装备,这个变化在梁俊良看来非常不易。 “军工行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建立在各行各业的综合发展上,火炸药学、推进器技术、工程设计技术、材料技术等等行业的共同发展,才让国防事业有了今天的成就。 ” <br><br> “拥有各种陆军武器的自主研发能力,全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屈指可数,我们位列其中。 ”虽然跟武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梁俊良从骨子里反对任何的杀戮和侵略。“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不仇视任何人,但我们绝对要保护用心血换来的不易成果。 ”)
参加实战演习的解放军装甲集群。
中评社北京8月9日电/《新闻晨报》报道,梁俊良,一位在中国兵工研发战线上奋斗了50多年的老专家,跟武器打了一辈子交道。
对即将举行的国庆大阅兵,梁俊良说,今年国庆大阅兵展现的武器水平将有质的飞跃,将展现最好的、最先进的东西,“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上,我们将看到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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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 中评社北京8月8日电/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因30年前的著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而广为人知。他接受共同社专访时说,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么也决定不了,因此,美国有问题,选择与中国磋商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 <br><br> 傅高义在专方中说,1958~1960年期间,他第一次在日本居住,研究日本的家庭问题。当时日本全国都对美国的现代化和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希望学习美国。孩子的入学考试是全家的重要大事。日本家庭最先购买的西式家具就是孩子的书桌。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br><br> 他说,1980年代是日本人生活的转折点。大家吃苦耐劳努力工作,漂亮的房子里放进了西式睡床,也购买了汽车。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齐备了,可谓应有尽有。孩子们开始思考父亲为什么这么拼命工作,转而觉得比起紧张应试来,和朋友一起玩耍更为重要。 <br><br> 到1993年以后日本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傅高义说,1994年的村山内阁似乎是一个拐点。由经团联从大企业募集资金支撑政界的旧秩序崩溃了,制度因此一变。此后持续着不知谁是领导人的状态。 <br><br> 日本的发展曾引领了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傅高义就此认为,日本在亚洲国家中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并把方法传授给了台湾、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对中央政府的职能进行了指导,启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央政府的职能、工厂的运营等等都像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也由于对殖民台湾、韩国,以及战时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抱有罪恶感,极力帮助亚洲实现现代化。直至1980年代末期,日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br><br> 不过,傅高义说,日本在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已经基本结束。各国大体上都已实现自立。但是各国如果要学习尖端技术和环境技术,对象仍然是日本。 <br><br> 日本的生活和政治都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是否因此而改变了?傅高义认为,类似古老村落意识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相当弱化,但根本性的思考方式则没有太大改变。终身雇佣制解体,临时工劳动大增。不过,认为“终身雇佣”这种思维方式十分重要的想法依然存在。身处日本国内似乎会觉得已经变化了,但和国外比较后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终身雇佣并非像美国那样已几乎看不到。 <br><br> “日本人的世界依然是‘以心传心’的。日本人之间无需彼此解释。这也许是因为文化统一的缘故。但是在国际会议等场合,日本人不擅于向外国人说明本国的情况”,他说。 <br><br> 傅高义说,“我觉得近期的日本政治家非常了解一些细微之处,但不具备代表整个国家发表意见并进行说明的能力,在观点上也不统一。以前的大平正芳首相、中曾根康弘首相等拥有由优秀学者组成的团体,能对外阐明本国的立场。” <br><br> 傅高义正在准备撰写邓小平的传记。他在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时表示:“在中国,即使是年轻人也能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并进行说明,有着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政务繁忙的美国总统如果需要就某个问题与日本或中国进行磋商,选择中国将更有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么也决定不了。” <br><br> “日本应该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快速作出决策,需要进行扎实的分析。在分析之后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也是必须的。否则即使做出了决定,意见也很快就会变化”,他指出。 <br><br> 他认为,1990年代起,日本的政治家开始考虑由自己而不是官僚来掌握主导权。但是日本的官僚中还有着许多优秀的专家,他们虽然不发表意见,但在进行着思考。政治家应该与他们充分交流,驾御使用他们,否则将无法和智囊集团完善的中国相抗衡。 <br><br> 傅高义193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他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所长,并担任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问题的分析官,撰有《日本第一》、《亚洲四小龙》等专着。)
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F.Vogel)。
中评社北京8月8日电/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F.Vogel)因30年前的著作《日本第一》(JapanasNumberOne)一书而广为人知。他接受共同社专访时说,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么也决定不了,因此,美国有问题,选择与中国磋商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
傅高义在专方中说,1958~1960年期间,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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