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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分家后,那时一无所有。父亲分给我两间平房,又同时分给我300元债务。大家庭时父亲因为子女多经济抓得比较紧,我外出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和走亲访友费用都是由父亲控制的。现在分家了怎么办,两个孩子要念高中,为了生存我与老伴商量先做贩卖水果水产的生意。1977年教师整编后,陈宜森同志又回到大队任书记,于是我就为大队企业跑外勤采购木材,我单枪匹马[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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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任政治队长时,陈宜森当书记。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十分信任我。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战友一起创建战斗队,一起上华东局,一起去南京。特别是我们去苏北外调近一个多月相处十分亲密默契。他1973年调至徐公桥小学当校长。我政治队长不当后去县里申请,一方面由包政委指示县文教局恢复我的民办老师,另一方面陈宜森同志也欢迎我到他学校。1974[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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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一名政治队长,又是一个共青团员,我自然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首先创建了花桥公社第一支首创战斗队,我和大家走访了华东局和南京军管会,以后又组建了花桥一支庞大的红卫军和农民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我在批判昆山旧县委的大会上作了精辟的发言,博得了全县党委领导干部[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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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正式上任生产队政治队长。虽然生在农村,农村工作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干农活也得从头做起。,如何带领群众搞好生产,搞好生活的确很难,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不过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凭我的经历部队五年的锻炼,同时也凭一股革命的热情和吃苦耐劳精神,一定能把第五生产队搞好。咋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rdq[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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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困难的流浪日子里有不少女同胞追求我谈过多次恋爱。但真正成功的是现在的婚姻。八岁父亲给我订了娃娃亲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真正的恋爱是当兵刚回来,那时我24岁,可以说一表人才,性格坦率直爽,热情大方,又是一个文艺骨干,不少姑娘都追着我,最有感情的是当时粮管所代征的同事周慧芬女士,我是单身在陆家浜征粮时突然发高烧不退,就是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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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访的日子里,我走访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及其民政部国防部。后来由中央转到江苏省人委民政厅及徐州军分区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我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中央和省政府都指示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尽早落实。在上访期间特别感动的是徐州军分区付司令员亲自和昆山人民武装部领导联系提出尽快落实我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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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地方后才知部队是最温暖的,部队才是好的归宿。其实我再在部队干上半年我就要被提干了。这是我回到地方后从武装部看到的政审档案才知道的。社会是一个大课堂,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环境。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充实农村基层领导力量,下令裁减百万军队退役回乡支援农村建设。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安[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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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1日公桥高级社一片欢腾,干部和群众乡亲们排了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步行六里地送我至花桥乡政府。欢送会上陆家区傅仁杰区长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表扬了我的爱国热情。下午四时,部队首长把我们接到县武装部全县共47名新兵,我们花桥就我和姜永春同志两名。大家集合后至上海南汇新场镇新兵集训。一个月后因为我是文化青年被分配到4406支队三营一连任雷达探照[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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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中毕业后,怎么办何去何从,我想了很多,父母太辛苦,我是长子。母亲一直有病,兄弟姐妹都要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放弃读高中去考师范学院和中技学校但都没有被录取。结果只得放弃读书早日进入社会工作,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农村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我与徐公桥村妇女主任朱秀英和上海下来的知识青年姚玉英同志一起搞夜校办扫盲班,每晚[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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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我也整八岁。母亲用老布为我做了个新书包开始我的小学学习。徐公桥小学是一所国立小学,同时还有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举办的乡村改进会。在小学时我念书很认真,语文还可以,就是数学不好。家里我是老大,父母希望特别指望我,看重我,八岁就订了娃娃亲。六年的小学很快就过去了,1951年,我去了安亭震川中学求学,成绩也不理想,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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