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
2018 (1)
北京上访的日子里，我走访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及其民政部国防部。后来由中央转到江苏省人委民政厅及徐州军分区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我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中央和省政府都指示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尽早落实。在上访期间特别感动的是徐州军分区付司令员亲自和昆山人民武装部领导联系提出尽快落实我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放弃了去新疆建设兵团的想法带上国务院秘书厅及省人委的公函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在北京上访的三个月里，我得到了仁良和何月英大姐的关心和资助。大姐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都对我很好，特别是小女儿丽丽更讨人喜欢。我们相处很亲切。从此以后我每到北京总是去看望他们一家，遗憾的是忠厚老实的仁良哥因心脏病离开人世，我很伤心每次想到都感激不尽。如果晚年还有机会我还想去一次北京看一看，聚一聚。对于他们的爱我是永远不会忘的。
北京上访出于被迫无奈，自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不少人也并不了解我，更不理解我，还有个别领导干部进行恶意中伤和攻击，制造许多谣言，将我置于死地。对于这些我非常愤恨，开始认识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搞阴谋诡计的人。三个月的流浪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斗争性，也为我以后坚定不移地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的偏见也影响到了家庭，父母因为我的不安定生活到处奔波，工作不落实，着急要给我成家。非常幸运的是我现在的妻子她没有因为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改变她的初衷，她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冲破封建思想束缚家庭阻力毅然和我结为连理。她表示愿意一起吃苦。1964年1月，我们结婚了。父亲为我办了十几桌酒席。我当时的好几位朋友包括曹才元，王丽君都来祝贺。婚礼前有个插曲，由于当时刚从北京上访回来不久，心情不好。结婚那天我在两扇大门上贴上两幅对联，第一幅是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幅是我自己创作的：世间如有不平事，誓为人间抱不平。当地政府害怕对联影响太大，派钱部长坐镇徐公桥。为了顾及影响，父亲把第二幅对联撕了下来。三个月的流浪生活苦是苦了，但看到多了，感受也多了，社会上的体验也多了。心理有些不平衡。爱和恨同时上升，这就为我以后能积极地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基础。婚是结了，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我十分迷茫。真是时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社教工作队长周月祥同志看到我这样一个情况既是一个复员军人又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理应参加社教运动。后来上级指示生产队应加强政治工作设立一名政治队长，我被选中了。家也成了，政治队长也做了，两根绳索一套就是十年，生活开始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