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
2018 (1)
我时任政治队长时,陈宜森当书记。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十分信任我。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战友一起创建战斗队,一起上华东局,一起去南京。特别是我们去苏北外调近一个多月相处十分亲密默契。他1973年调至徐公桥小学当校长。我政治队长不当后去县里申请,一方面由包政委指示县文教局恢复我的民办老师,另一方面陈宜森同志也欢迎我到他学校。1974年我再次走上讲台,做六年级的班主任,上的语文课还兼音乐课。为了能早日转为公办老师,我工作十分积极。除了教学还和本校的王老师一起搞好学校的文艺宣传。我参加劳动十分积极,维修大年堂时我一个人放弃周日休息。1976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去参加七队的挖河劳动,挑担中突然头脑临时缺氧晕倒在工地上休克45分钟,好在由于张梅生和胞弟及时抢救才幸免于难。我星期一还照常去上班。尽管我如此的卖力,但命运总有些不公平也总作弄人。1977年教育部门第二次整编,为减轻国家负担,花桥乡按规定削减了九名代课和民办老师,我又是其中一个。工作又没了,生活怎么办,我不甘心,我一方面向党委提出要求安排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打算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春风,自谋出路。为了生存无奈我做些从来不想做也不适合自己做的事情,跑单帮,做个体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