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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随波逐流

(2017-02-19 18:43:17) 下一个

大概因为我在业余创作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干部部门把我从司令部领航处调到了直属政治部文化科工作,任务是组织开展部队的业余文化活动,使我本来的副业转成了正业,由于领导的重视和战士们的热情投入,加之直属队演出队是受过毛主席接见的,所以在整个军区空军中颇有影响力,在宣传工作中,接受了许多任务,这是后话。

不知怎么搞的,痔疮病突然发作,整天疼痛难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门诊部借了个气垫子来也没有用,最后只好住进空军454医院开刀解决。医院离家虽说挺远,荣华还是每星期都用自行车,一前一后推了两个孩子来医院看我,住院一个月,每个周末我们都在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愉快地度过,倒也别有趣味。

病愈后立即奉命参加工作组去太仓县沙溪镇开展农村社教工作,那时并不知道沙溪是林彪老婆叶群蹲点的地方,当年曾红极一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就是她抓的典型。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只是在生产队住在农家做一些具体的了解情况的工作,对“上面”的活动一概不知。

一天下午,我正准备去参加批判“四不清”干部大会,忽接公社电话称:“孩子病危,速回南京!”那时已经下午四点多钟,小镇上已没有长途班车,我急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想,是哪个孩子病危了?心里急,脚步快,走了四、五个小时,到太仓已是晚九点多钟,县里也没有班车了,好在那年月群众对解放军很尊敬也很信任,我拦了一辆赶夜路运货的卡车,把我带到昆山,然后上火车赶到南京,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公交车乘到鼓楼,再火急火燎快步奔向小营(那时这段路根本没车)到家里已经快三点,这时才知是老二小强病了。荣华说,孩子开始有病时,没好意思麻烦领导,直到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才不得已告诉了单位,多亏直政王同一主任,非常重视及时与医院领导打招呼,并派专车,请专家,批特效药,才使孩子的病得以好转,现在病情虽已有所控制,但仍需专人护理,麻痹不得,我除安慰荣华外,别无能力。天亮后,我和荣华一起赶往医院看望强儿,并抽空对医院领导和王同一主任表示深深的谢意,如此忙了两个月,强儿的一场大难总算顺利度过,一家人才又平平安安地开始有序的生活。

眼看就要回四清工作队去,忽又接空军政治部电话,说要召开空军创作会议,点名一定要我去参加,既这样,只好又把家里的全部重担托与荣华,我自己于七月初赶赴北京,集中住在空军学院,南京空军共十七人参会。

此次空军创作会议,主要是学习《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因为我去年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创作会议”听了周扬、彭真、陆定一等的报告,故此必须肃清流毒,大破黑线。会议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10月26日,看批判电影四十多部,每天看四部,看得人头昏眼花,基本上解放以后拍的电影全部被否定了。接着是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其间(9月15日)还参加了一次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百万红卫兵的大会,我们解放军队伍集中在中山公园天安门城楼下,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后,我又参加了一次工作组,参与组织来京红卫兵大游行的活动,并在10月1日和红卫兵队伍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已是毛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了,我算是切身体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

荣华来信说,她的名字是“荣华富贵”之意,被认为有封建残余的味道,需改掉,问我改什么好?那时改名字是潮流,改得越革命越好,否则就会被批判,甚至打倒。于是我考虑了一下,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改为“蓉华”保有女性特色,二是改为“勇华”,有点革命色彩。结果采用了后者,这可以说是“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第一个变化。

我抽会议间隙,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给勇华买了一件小羊羔毛的大衣,还买了两把玩具小机枪,算是带给两个儿子的礼物。

这期间,勇华的养母病逝,丧葬事宜均由她一人操办,我在北京一点儿都不知道,辛苦她了。

十月底回到南京,“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燃遍金陵,燃遍全国,我们只能随波逐流,一切行动听指挥了。

二姨(马慧卿)解放初在南京市教育局工作,家就在成贤街上,那时我刚参军,在华东军大学习,驻地就在附近的小营,所以经常去她家玩,结识了表弟(吕大兴)、表妹(吕大芸)。之后,大兴从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一机部工作,大芸也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棉纺系统任职,只有二姨独自留在南京,先在城区的几个小学任教,最后调到郊区江东门小学工作。这段时间,我就更是经常去她家里,一来,她是我在南京唯一亲近的人,二来,也可以弥补一下她一个人的孤寂,特别是我婚后有了孩子,先是一家三口,后又一家四口,热热闹闹到她家去玩,更增添了亲情的欢乐,每次去,二姨都盛情地准备了满满一桌菜,款待我们,小家伙们更是一口一个“二姨婆”亲热地叫着,一派别样的天伦之乐,温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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