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孙昌龄

 

关于标题

        希拉里访华的一次演讲中，引用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特此声明，我不是跟她学的，这个标题是早在三十年前就定下来的。确切地说，它是我在清华大学十八年的岁月里，频频逢险山、遇恶水，屡屡开新路、架新桥，日复一日，不得不如是度日的写照——这个标题出自我的切身感悟。

        中国古人常用此句描述坎坷与辛勤，我最初领悟其真谛时，希拉里尚未出生，如今竟也引用此句，足见此种感悟之普世。

 

引子

       
       历尽曲折艰辛，幕幕往事清晰地存留脑海。朋友们说我“记忆力超强，不当作家太可惜了”。我真没想过当作家，只觉得自己的故事值得回味。作为普通人，也只是与挚友诉说而已。扑朔迷离的遭遇让朋友们为之动容，知己琚理曾激动而真挚地说：“你讲的每句话都让我看见了一个镜头，远比那些电影、电视剧感人，写出来吧。” 

此后不久，她去了天堂，她的希望成为我的动力，一定要写出来。 
 

        可是岁月谁都不饶，我虽磨练得足够坚韧，却也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再说，当时没有上网条件，更没有发表的可能。

1996年前的一个隆冬，身处异国寒冷的W城，百年不遇的大雪让我有较多时间，独处陋室自我诉说，写了厚厚的一大摞手稿。频频迁徙中，那些手稿好像与我捉迷藏，经常找不到。反正不为发表，且已尽存脑海，也无心认真翻查。偶然复得后，又觉得心情、境界都与时俱变，所以上网之后，就重打鼓另开张了。

曾预计去年内完稿，但撰稿过程如吾人生经历，挫折多多：除了乱中丢失初稿、还多次推翻原定框架，更因不慎，数十万字改稿变成“挽救的文档”，挽救无果，无可奈何，再次重打鼓另开张，加之人生中之不幸来袭，只得一拖再拖。

曾在《二闲堂》网站，或以博文，发表过学生时期和工作以后前廿年的回忆，尚有反响，阅者都说好看，还有人说我“写的是个人经历，却映射出了整个时代”。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转载了我回忆小学中学的文章，“民间历史”的说法打消了“是否值得写”的疑虑，于是行动起来，写我更想写的任教清华大学的林林总总。

 

有人说“新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有人问“现今国人何以没得过诺贝尔奖”，我没问过，因为亲历的高校都明确回答了这个何以。亲历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时时面对的，多半不是学术，常年困扰着的，是与学术毫无关系的麻烦。一种责任感撞击着我，必须写下我在清华的奇遇，引为前车之鉴，阻止类似的民间历史重演。

 

 序

       遥遥两地分居的岁月长于两个八年抗战，历尽曲折艰辛才重归故里【见新浪网chlsunmu连载博文《万水千山十七年》】，熬过两年车轮滚滚“本市两地”的辛苦【见连载博文《车轮滚滚又两年》】，终于调进少时仰望过的清华大学。当年高考，我的成绩“指哪儿打哪儿”，足已考取任何名校，但是，因为中学党组织的信任，动员我等按“党的需要”报考国防院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不敢不放弃清华北大。为此，我从笔记本上撕下半页纸，填了党所需要的志愿，糊满了浆糊，贴在本已填好的报名表上，把原来填报的清华北大盖得严严实实，以免曾经冒出的“丑陋个人主义”苗头被人察觉。

 

从调进清华到退休近二十载，挥之不去的记忆刻骨铭心。痛苦过，压抑过，最后留在心里的却只有自豪。因为备受“重视”，莫名承载了百般刁难，使我空前相信自己的实力，敢于理直气壮地笑问：还有我克服不了的困难吗？

清华岁月使我彻底领悟了苏格拉底的名言：“逆境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我从这所学府毕业了，充满成就感。

 

钱学森留下了著名的世纪之问：我们的大学为何培养不出大师？。恕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不以为然，以为他或因日理万机，不了解高校真相，或者就是明知故问。就我的最高学府生涯而言，大师之问的答案是明摆着的。但若以“我”说事儿，或被疑自我抬举之嫌？其实，我深有自知之明，绝不是说自己有了好环境就能成为大师，自知值得崇拜敬仰的真正大师望尘莫及。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对于不计其数钦定的、包装出来的“大师”，是绝不认可的。

 

写中，关于“人称”的问题着实为难，反复琢磨了二十年，还是决定写“我”。固然因为这样做比写小说方便、真切，但首要原因是杨绛先生下面一席话的启迪：

 

“我”，当然不是指我个人，“我”是一切人的代名词。如问“我”是谁？答“我”是人——人世间每个具体的人。每个具体的人，统称人。这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具体个别的人，数说不尽，我们只用一个抽象的“人”字，代表一切具体的人。我经常受到批判：“只有具体的人，没有抽象的人，但用一个“人”字，是抹杀了人的阶级性。”抽象的代名词，当然不是具体的人，但每个自称“我”的人，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一个个具体的人，都自称“我”，所以可以说：“我”是人——人世间每一个具体的人。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于是决定，就写“我”。这个“我”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在我的                           

朋友，亲人，同事中，在众口相传的故事里，不乏这样的“我”。他们中有的或稍比我顺利，有的或更比我坎坷，但都是“我”。“我”是人——世间每一个有资格、有能力回答钱大师之问的具体的人。

杨绛先生洞察人生说：：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杨绛

        未曾见面，却如知己！杨绛先生这一席话恰似我经历的概括，我不再犹豫，决心以第一人称诉说真实的故事。

        中学晚届校友章诒和在著述中说：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

共同记忆！她提醒、督促了我，做为亲身经历者，为共同记忆添砖加瓦，我义不容辞。

 

涉及的人物是否都用真名实姓？思考多年，认识提高，不记私仇，感恩一切人，甚至包括给我制造麻烦的人。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扬善抑恶，笔下留情，不拟一一指名道姓，涉及的不堪人等将不具真名，但所写内容皆为事实。

 

初来乍到

历尽曲折艰辛之后，终于收到清华大学的调令前来任教，依旧怀着少时的仰望心情。校领导知人善任，把我安排到结合专业的自动化系。系里尊重个人兴趣和专业，郑重其事地让我填表自报志愿。然而最终还是分配我到了唯一未报的电子学教研组。受党多年教育，虽不在党，也习惯于服从分配，再说，一纸调令写明的调动原因只有“工作需要”，理应服从，甚至没有觉得填报志愿是走形式。

都说人过四十，事业就算到头了，女士改行更是难于登天。可是我，年逾不惑，事业却还没有定数，又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北京航空学院，分科过细，改行绝非易事，注定未来仍是苦命。市内两地“车轮滚滚”时，我不可能管孩子做家务，今后虽不坐班，也难兼顾。困难是必然的，但是任教清华大学，一扫多年“国家是否需要我”的困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参加工作以来，我被频频调换专业，饱经历练，习惯了服从“需要”，这回不过是又一次变动。我渴望工作，决心不负众望。教研组主任是全国知名的童诗白教授，平易近人，党支部书记余孟尝也很面善，我满意这个新环境。

 

大学同窗朱开轩是北航领导，曾力主调我回北航，既结束夫妻两地分居，又结合我的专业，可惜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入了另册。恢复职务后，他一如既往反感人事干部的不正之风。得知我调到清华大学，不胜感慨，鼓励我：“好好干，做出成绩对北航是个教育。”

 

十年动乱刚过，清华大学百废待兴。师资并不匮乏，只是干活的不多，许多人文革下放致病，必须休养保命。据悉，多数人是服从安排而当教师的，少有自愿从教者，我则热爱教育事业。因为喜欢教书，此前曾谢绝过知名科研机构的聘用，甚至不在意及早解决

难得的北京户口。

来到清华大学，我迫不及待地承担工作。一时间，我犹如乒乓球健将，来“球”必接，一学期内，先后设计、制作实验仪器，给

青年教师讲课，为开设新课翻译巨著，准备教材等等，十分忙碌。

 

初来乍到，虽说不是我自愿选择的教研组，但童教授似乎了解我是顾全大局服从需要而来的，主动表示尊重我的专业，党支部书记也说让我“将来开些高档课”。我深受感动，毕竟是名牌大学，重业务、惜人才。不过，我只是螺丝钉，事无巨细从不挑肥拣瘦，认真做好任何工作。

后来也再无人提及“高档课”的事，新来的人无一例外地先安排到实验室打杂，实验室人员基本上是外来的。我安心在实验室干活，包括体力劳动（尽管手中持有避免参加的医生证明）。

 

系主任陶森很看重我的事业心和业务能力，告诉我，系里一些女教师过去也不错，可是经过文革、干校，“现在都不行了”，她认为我有潜力，希望“干出个样儿来”，还想调我到结合专业的岗位。当时我只觉得自己不努力追赶，就会被淘汰，认为清华的教师一定名符其实，所以只把系主任的话当做是对新来者的鼓励。

系主任调动我的意向惹得童教授指责系里挖墙脚，说他的教研组不是人才培养站，坚决不放我。他因而想起了“高档课”的事，我因而被合理使用，在实验室不到两个月，就受命给青年教师开控制理论课。童教授亲自听课，堂堂不落，评价说：“你的教学能力很强，下学期你主讲电机系的大课。”所谓大课，就是教研组的主干课——电子学，我从未教过，如果强调困难不接受，必被人看低，而且我牢记调令上的“工作需要”，所以无条件服从。

        时已期末，只能利用假期备课。

整整一个暑假未出家门，置家务和孩子于不顾，月余未看望父母，以致耄耋高龄腿疾严重的父亲亲自登门，接走了孩子。我继续忙于备课，权当孩子是替我去陪伴二老。开学前接回孩子时，才顺便看望了父母。不知体贴老人，留下今生无可弥补的愧疚，自我谴责至今。我跟父母说过，在清华大学，只有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承认，别人100分算满分，他们的女儿得干到120分，父母体谅我。

 

不料，无条件承担工作也能引起波澜。后来方知，新来的都先做辅导教师，我破了例，引起众议：“她为什么不辅导？”并且质疑：“一个外来的，就直接讲课啦？”迟迟不上讲台的人似好心相劝：“咱外来的就在实验室里干点具体活吧。”只有童教授鼓励我，他全程听过我给青年教师开课，充分信任我了。我不愿因“违例”让主任为难，建议他优先安排一直没有讲课机会的人，他立即道出真相：“不是不安排，安排多次了，就是不上，你不用怕他们有意见。”

原来有人想拉我陪绑为自己开脱，最好反正“外来的都不行”。

 

引以为荣的是，一纸调令写明“工作需要”，而不是照顾两地关系，纵然波澜四起，我也不改初衷，服从工作需要，若无其事地走上讲台。有二十余载南辕北辙的专业变动垫底，我也能教好这门从未讲过的大课，无非是又改一行，我会很快得到承认的。

 

初登清华大学讲台

        我匆忙上阵，如期开课，兼小班辅导。首开此课，初登清华大学讲台，我格外谨慎，全然忘却一贯的良好口碑和曾经从教的大学亦属知名。童教授或出于关心，或因不放心，堂堂听课把关，我倒是希望这样，或许有助于被人了解和释疑。电机系有关人员带着满脸的不信任坐镇监督，让我亲身领略了清华对外来教师的歧视，这种歧视，就是刚毕业首次讲课时，也未曾见识。

一个月后，童教授说：“我没看错人，电机系没话说了，这不，也不来听课了。”学生是工农兵学员，未经考试，虽进名校基础照差，我努力采取措施使之有所收益。不久后，学生纷纷告诉我，起初他们看不懂书，怕学不好，听课后就有信心了。在清华开课，能受到上下一致的肯定，我略感宽慰，但仍继续一丝不苟，不敢懈怠。

童教授的信任和学生的欢迎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一时众说纷纭。系领导告诉我，有人质问“这个人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同龄人不服气，我们“土生土长”，凭什么这个人一来就倍受称赞？尽管我不觉得该受称赞，主观上虚心向周围所有的人学习，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个别人还是不免暗中作梗。

就在我受到各方肯定的时候，主管科研的李YD副主任说：“学生对你讲课意见很大！”语气颇具威胁。我愣住了，所谈与实际情况全然不符，也不属他的职责范围。他虽不及我资深，却是留校骨干，明显不信任外校来的“新”教师。就算我讲课确有瑕疵，欢迎提意见，但应平等待人。我不曾指望一到清华就服众如前，却也想不到自尊心会如此重创。问童教授学生到底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们说有，那可能是一部分同学提的吧！”他一反前态，不再说信任我的话了。后来方知，童教授从不得罪他们，即使都是他的学生，他也俯首听命，因而历次运动都顺利过关，包括触及人类灵魂的文革。

我确信事出有因，索性直接征求学生意见，加强课外辅导。事实证明，学生只是急于学好，并非对讲课不满。可是教研组气氛仍异常，好像人人讲课呱呱叫，只有我“砸锅”了。貌似关心教训的，幸灾乐祸议论的，霎时间，我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同龄的外来教师开出了后悔药：“你看是不是？早听我的，在实验室干活，不就没这麻烦啦！”言外之意是说我没有自知之明。

此人正是童教授所说“就是不上”讲台的。我一贯以实力说话，不甘落后。外来户不作为，使年轻人自认为虽只读几天大学，也更高明。加之辅导教师不甘心当助手，始终没有合作愿望。我善意地与之商榷其在教学讨论中对于一种电路的误解，对方不争辩却可能耿耿于怀，并绕过童教授，向不明真相的副主任发牢骚。我不与之计较，一如既往地友好合作，年轻人不过是排外校风的受害者。

 

我讲课经权威人士审查合格，居然还是掀起如此波澜，可见清华排外之风到了何等地步。我的信条是“逢褒谦虚谨慎，逢贬信心百倍”，我长于讲课，初为人师讲授高深课程就博得好评，讲授多门课程无一不受欢迎，不相信会无端成为清华的差典型，所以不改初衷，依旧服从需要，自信地继续坚守讲台。

 突然袭击与终获好评

波澜既起难平，李YD副主任召集我和两个青年教师一起开会，劈头宣布令我试讲。我顿生反感，断然拒绝突然袭击：“只通知我开会，没说试讲，更没说讲什么内容。”李不予理睬，命令道：“就讲反馈！”反馈是教研组公认的难点，说是“谁讲谁砸”。殊不知反馈理论是我的本行，一拿到教科书就发现这一章里有概念错误，心中有数地说：“我很想在全教研组讲这章。”我要求公开讨论，申明问题不澄清，这一章必然“谁讲谁砸”。童教授主编的这本书作为教材，用了近十年之久，无人质疑，当然不容纠错。我坚持原则，拒绝了无理的试讲命令，强忍不悦，虚心请教怎么备课，回答是他们不备课，按自己的理解讲，我无语。副主任支吾一番，小会不欢而散。

这个会是背着童教授开的，我不想惊动他，也不指望他主持公道，抵制不合理试讲命令的后果自负。党领导一切，知名教授不敢实事求是，实乃高校之憾。好在，我抵制后，倒也没人再找麻烦，清华毕竟不过分闲散，副主任显然也不愿再为此浪费宝贵的时间。

 

谬种流传是教书的大忌，若不纠正书中的错误，就会误人子弟。我严谨执教，却激起“公”愤，说我目无权威，客气些的人说我讲课不符传统。我决不照搬存在概念错误的所谓传统教法，清华大学应是学术圣殿，从教者应能自由表达学术观点。

童教授主编的书里特别声明，电子领域的反馈与控制理论的不是一个概念，认为电子领域的负反馈极性会变，而自动控制系统接成负反馈就一成不变，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一成不变，如果负反馈系统一定是稳定的，那么，反馈理论研究稳定性岂不多此一举？

反馈理论正是研究反馈放大器总结出来的，怎么会不适用于解释电子学里的反馈原理？！

 

        课程结束时，全体同学热烈鼓掌，经久不息。下学期的课照例换人主讲，电机系派出的几位辅导老师和学生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见了我，不约而同地说：“一百二十个同学在想念你”。有比较才能鉴别，他们对比了两学期的教学，做出了公正的评判。学生的欢迎与爱戴，同事的肯定与留恋，才是最高的奖赏，着实令我欣慰。

 

寒假前，在主楼前遇见童教授，他诚恳地赞许说：“你对教研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原来都躺倒不干了，看你这么干，也不好意思了。”（所谓他们，主要指某些党员和干部。）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多数同事公平公正，年终，五、六十人的教研组，大家一致评我获得一等奖。系主任陶森亲自对我说：“我们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以前是听人推荐，你来之后证明了他们的推荐属实，希望你为女教师做出样子。”不禁悚然，我没那么好，只是尽力了。我并不因此得意，还生怕这话传出去会使我陷于孤立，我只想无愧地告诉推荐过我的朋友们，我履行了不负众望的承诺。

 

同系教师傅克瑾是我的中学校友，以前并无交往，却好心劝我：“别太玩命，你们教研组有人说‘让她干吧，累死活该’。”有人想到了“累死”，不论什么动机，都说明毕竟承认了我问心无愧的付出，我一如既往。正直善良的傅克瑾，让我首次感到清华园里有温暖。

 

外来的人在清华大学不能服众会被踩扁，服了众的会遭嫉妒，处境逼你在鱼和熊掌之间抉择。我自幼崇尚亚里斯多德“以优秀为第二天性”的古训，宁可选择遭嫉妒。

我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什么也拦不住我恪尽职守。我继续玩儿命，挫折难免，我能应对。

 

当时清华的名校做派毕竟还隐约可见，我的工作成绩还是被承认了，能正常从教。对比前二十年经历的两所院系调整出来的学院，终能以任教清华大学作为终生事业的归宿，我很知足。

 

 尘封的夙愿

少时的概念，入队入团入党就像小学中学大学，是必由之路，迟早的事。但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至高无上，遥不可及，或许能做到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必要时献出生命”则令人忐忑不安，不理解何时为“必要时”，只知没有献出生命的觉悟就不够党员条件。不管别人入党是否想明白了，我得想明白再申请。

1953年斯大林逝世，党说是巨星陨落，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失要靠大家弥补。莫名“责任感”的大势所驱，没来得及想明白，就交了份入党申请，动机虽不靠谱，但从此也被视为积极分子。

        工作以后，因解决“两地关系”的正当要求，被扣了个人主义大帽子。因不驯服，每每被批“离党越来越远”。之所以“远离”，是因为组织日益不神圣，党员日益不崇高，仰望的感觉淡漠了。我非党员都得服从“国家需要”牺牲天伦，若是成了党的人，还有调动工作、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的个人自由吗？心结难解，只能矢口不提曾经的要求。文革中更成了“革命对象”，再提入党，怕是只会被人嘲笑，只能把长期的政治夙愿尘封心底。

 

        在清华任教一年后，事业算是有了定数，“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使然，我重又想到“政治生命”该有个归宿，于是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热情欢迎，并亲自担任联系人，从此每每赞赏有加，说我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带动了大家。初来乍到，我不希望因组织的好评而被孤立，主动要求不要因为客气而不提缺点。书记认真地说：“这是支部大会的评价，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能擅自给你编几条缺点。大家说你连参加大扫除都做得最好，谁还提得出意见呢？”这种评价让一直挨整的我由衷感动。

        参加工作以来，少受公正对待，来到清华，征程或许真的有了转机，命运或许不会再负我多年的挣扎？我期盼着。

 

        此后，我继续追求完美，甘挑重担，不畏艰难，主动依靠组织，组织也不时夸奖，可是党支部并不吸收我入党。教研组里年轻的积极分子不约而同地督促，说我入不了党他们就更没有可能，认为我争取入党不够积极，甚至说我挡在他们前面。他们是真心夸我，认可我，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未见水涨船高

上世纪五十年代，“崇美恐美亲美”被批得体无完肤，“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早已不容置疑，“文革”后，国人却纷纷去往美国，高校里临阵磨枪的英语口语班如雨后春笋。形势使然，系里的教师英语口语班也应运而生，但学员名额有限，“具备一定基础”者方可报名。清华肯定不乏具备“一定基础”的人，我不想争先报名，也不知如何比照所谓的一定基础，心中希望通过考试择优。

此前，我很好地完成了与英语有关的两个任务：其一，开出一门国内前所未有的专业理论课，为准备教材，翻译了原版巨著。那巨著是瑞士人手笔，句长词偏。我昼夜兼程交出译稿，童教授对我的译速惊异不已，审阅后，盛赞我的英语实力。其二，给高年级学生开出英语后续课，颇受好评，在系里以致全校都有了影响。

于是，我被认为“具备一定基础”，入选英语口语班。想象中，“一定基础”应该不俗，我愿意和强于自己的人一起学习，渴望水涨船高之势。尽管口语班的教材简单，我仍抱有希望，学英语，尤其是口语，温故知新、循序渐进更有利于提高。

 

开课后发现，所谓的“一定基础”不尽人意，并未构成“水涨”之势­——我，脱颖而出了。外请的老师总是把最难的问题留给我，没有一次把我难倒。每每走进教室，系主任陶森总是冲我招呼一声“The first！”。个别人明显不悦，较为客观的人感慨：“咱们学校真不争气！”——显然把我排除在“咱们学校”之外。

尽管口语班不及我的英语程度，我仍始终认真上课，虽家住校外，也风雨无阻。一天，系主任陶森说：“系里英语口语班程度低，你去考全校的，到外语学院学吧。”问及考试日期，答曰；“明天”。

次日，我毫无准备地前来应试，不敢抱太大希望。

笔试题目很简单，应试者一定都能考好。口试是朗读短文，阅读理解，指定的短文不难，提问也容易回答，再无其他测试。我想一定是外语学院对清华教师估计过低，这样考试恐怕难分高下。

 

不日，系主任告知：“你考第一。”这出乎我的意料！两个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足有三百多人应试，看上去都是资深的，题目又不偏不难，应该都能考好，没想过自己又能脱颖而出。不等反应过来，陶森又说：“得保证学好，学校要求脱产，你们教研组不同意。我特别希望你去学，不去可惜了，你看怎么办？”我毫不犹豫：“我去，不脱产。”系主任似乎要的就是这句话，忙叮嘱：“不脱产的事得瞒着学校，学校知道了就取消资格。”教研组主任童教授十分得意，显然爱听众口相传他手下的人成绩最好，由于他支持，我才上成了口语班。那个学期没安排我任课，我的任务是以教研组名义译书出版。这样，英语班上课的时间才有了保障，不脱产自然辛苦一些。

 

虽说“考了第一”，我并不相信真的位居前茅，仍指望“水涨船高”，所以每天冒着凛冽的寒风去外院上课。学员除我之外都脱产学习，我则主要时间用于工作，课前没时间预习，课后也难保证复习，只是去听课，匆匆完成非交不可的作业。外语学院几个老师分别讲授不同内容，都很快摸清了学员的程度。与系里的口语班一样，我仍被公认最好，最难的问题仍留给我回答，我仍不被难倒。但我不觉兴奋却感扫兴，因为未见我期盼的“水涨船高”。

 

结业时，经过选拔前来学习的各系老师，都希望继续办班，说学校不出经费请老师也没关系，居然想出让我担任教员的主意，郑重其事地征求我同意，我赶忙说：“别开玩笑了，我哪有那个本事！”——赞扬声中，我一贯更有自知之明。

 

系主任陶森调去领导校内另一大部门，找我给他们开英语大课。说是找过全校知名的外语高手凌睿纪未成，就找我了。新来的系主任王森充满质疑：“什么，找老凌不成，就轮到你了，你全校第二啊？”我很反感这种口吻，但平静地说：“大概别人都忙，或者不愿意干吧。”此事最终作罢，却至少反映了我在清华不那么无足轻重。

 

外语决非朝夕之功。全校选拔出来的教师，课堂上也表现狼狈，甚至不会正确发音，均过不惑之年，也很难提高。但这并不耽误出国，除我之外，同期学员后来都公派出国了。

 

        在清华大学仍能凸显外语优势，使我不由想起我的启蒙老师们。

还在学龄前，母亲说：“英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莺声燕语，长大了好好学。”母亲是光绪丙申生人，没上过洋学堂，却有这般见地！她的话使我对英语有了强烈的好奇心，这好奇心成为势不可挡的动力，使我有兴趣学习英语，所以，母亲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九岁时，我就迫不及待地跟小哥哥一起，上了教会办的英语班，我年龄最小但学的最认真，常受老师夸奖。老师干练、有学问，标准美音，要求严格又和蔼可亲，是我又一位启蒙老师。

上中学时，师范大学的美国教授海伦女士在我班试点与众不同的直观教学，同时又遇上几位好老师，使我永葆学习英语的兴趣。

（详见二闲堂或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沧海桑田女附中》）

在清华大学的英语课堂上，仍能被称为“The First”，我由衷感谢这些启蒙老师。不过，做为清华大学的外来户，我实在不愿被贴上这招眼的标签，福兮祸兮尚难预料。   

 

 

  “美差”

我参加校级英语班学习不担任讲课，虽不脱产，某些人还是说我特殊化，认为我干的统统是“美差”，不承认我的工作量繁重。大概除了童教授知道我很忙，不少人觉得他们在替我承担工作。

 

        童教授要求我开出《有源网络理论》课，我拜访了有关院校，得知国内无人开过类似课程，并说：“等你们开出后，我们取经”。唯一的参考资料是瑞士高人厚厚的上下两册原著，翻阅后，知其难度不可低估。前面说过，作者喜欢“拽文”，长句难句比比皆是；内容又涉及多门高等数学。开课时日已近，来不及编写教材，只能编译原著的主要章节，供学生参考。这事并无他人承接，安排给了我，就都称之为“美差”了。

日程极为紧张，只得昼夜兼程。有人非议，说给我的备课时间太长，而他们根本没有专门的备课时间。这让我啼笑皆非，言者难道不懂准备首开前沿新课与重复讲授基础课的巨大差别？我的辛苦只有心到神知了。我马不停蹄，很快交出了译稿。童教授接过厚厚的一摞稿纸，高兴地说：“你的翻译速度太快了，字也写得好（当时还没用电脑）”。他审阅后，决定在校内出版，作为教材。

 

接着，又决定翻译当时最新的英文教科书《Microelectronics》（微电子学），虽与教研组主干课沾边，人人皆应胜任，但并非人人胜任，因为涉及专业前沿知识，还要求中英文水平。童教授相信我能胜任，毫不犹豫地安排给了我，说以教研组名义出版，当时也没有稿费，没有名利之嫌，我放心地接受了。又是废寝忘食，如期交稿，童教授十分满意，当众称赞，致使风波又起。

童教授告诉我，党员干部杨SX说他“胳膊肘朝外拐”，把“美差”交给“外人”。经过文革，写书既不署名又无稿费，何言美差？我来清华已经两年，何言“外人”？我索性要求上课，换她译书。童教授不同意：“你干你的，不是谁都能胜任的！”

 

        我想起刚来时杨SX曾如实相告：“我们数学、外语都不行”，当时出此坦言，大概是她确信外来的我，必定更不行。眼看我承担了她不胜任的工作，心中不悦，就找主任的麻烦。其实她并非真想承担我的任务，也承担不了，只是不想让我干。有人被挑唆得纷纷抱怨：“教研组教学任务那么重，还有人呆在家里轻松地译书”，这话出自知识分子之口，在清华——我仰望过的一流学府。

编辑催稿甚紧，我一心拼命赶稿，无暇东顾无聊的闲言碎语。

 

 

  过程并不一帆风顺

译书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起初，童教授让我和一年轻教师分工合作。我名义上脱产学外语，很快完成了自己负责的下册，他有教学任务，只完成了上册的两章。出版社催稿很紧，童教授征得他同意，由我接管上册他未完成的章节，最后，全书绝大部分出自我手。交稿前，他突然建议以童教授的名义出版，我俩算第二、第三作者，或不署名，说这样容易造成社会影响。我惊呆了，他所译极少，轻易就出了这主意，而译书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能较快完稿是加班加点的结果。人们不知我们译书工作量的差异，没有人看到我彻夜不泯的灯光，以为我舒舒服服呆在家里，这是说不清楚的。我不好反对他的意见，只要求在序中写明分工，一来反映工作量，二来自负文责。他说童教授没做具体工作，写明分工他就不好署名了。我很为难，就直接找童教授，相信资深学者能实事求是。童教授说还是以教研组名义出版，也同意我注明分工的要求。后来我特意在序中强调童教授在翻译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出版社恢复了稿费，我不要，译书是任务，算工作量就好。我把分得的稿费买了全由自己翻译的一册，教研组人人有份。个别人以为是公家发的，问为什么不发全套。党支部书记严肃指责我这个头带的不好，说以后谁出书都不得不效仿，而他们不情愿这样做。

童教授退居二线以后，新主任一上任就重新处理稿费分配，说童教授一直参与定稿讨论，“你们不给他稿费，不像话！”不容解释。其实稿费不是我分配的，而且新主任也拿了我赠的书，应该知道我没私吞稿费，但他怒容满面，说必须重新处理。我立即同意，可是分得的稿费已经买了书，他没说具体处理办法。事后，童教授踟蹰地告诉我：“你看，我出差的时候，他们把稿费送到我家，老伴儿收了,------”我不想让他尴尬，赶紧接茬儿：“应该的”。他倒也不认为新主任的做法合乎情理，只是不好违背老伴儿。钱是从我工资里扣除的，没商量。我并不心疼被拿走的薪水，反正家里也断不了顿儿，只是心目中的学者形象不知不觉中矮化了，本以为今生有幸跟随一位真正的学者，可是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期望值不宜过高。

 

我是在没有稿费的情况下接受任务的，有了稿费也没想要过，然后就给大家买了书，自以为处理得当，可是怎么做都不行。新主任重新处理稿费，是以替童教授鸣不平之名，行对我表示不满之实，好似容不得一个外来户先得稿酬。我知道并不是新主任本人不服气，而是某些不杀我“威风”誓不罢休的人，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不好合作”？

我不在乎任务繁重，唯“人际关系”伤神。有人不容我独揽译书“美差”，除了那位年轻教师承担极少部分外，又安排两人翻译与该书配套的习题集，其一是文革后首批公派出国的年轻人，另一是资深老先生。我念念不忘水涨船高，所以欢迎高手加入，主动与之配合。不料他们交来的书稿概念有误，字迹撩草，文理欠通。这让我失望又为难，我追求完美，不希望自己经手的书带着能够发现的错误公诸于世，而坚持改正必得罪人。我指出明显的错误，老先生爽快地让我做主，我却因而饱受非议，不得不将他们的原稿和我的修改意见一起交给童教授。幸而他公正裁决，让我大刀阔斧修改。随后又请来顾教授校阅全书，我如释重负，说了想法、顾虑和期望。顾教授说他没时间校阅全书，只能抽样。可是出版社要求专人负责校对，不接受抽样校对的文稿，而且他抽样校对的段落反而把正确的改错了。童教授让我看着办，明摆着是让我得罪人。出书必须对读者负责，我只能不顾人际关系，亲自负责最后定稿。党支部书记不问个中原委，就流露出反感，严厉指出不可自以为是，根本不认为我在尽责。

 

责任编辑是清华校友，起初对我这个外来户也是一百个不放心，曾苛刻挑剔。我一心想出版一本好书，所以欢迎他严格要求。全书出版后，责任编辑说读者反映很好，我露出精疲力竭的微笑。

责编虽毕业于清华，但离校的人到底客观得多。后来别人出书，他都以我这本为标准，差的太远的不予通过。

 

来到清华挫折虽多，倒还能服务社会体现自身价值，工作以来我第一次感受真的为社会所需要，心中释然。但由于不懂人际关系，落了“不好合作”的罪名。我也觉得他们不好合作，目的不同，认识各异，的确不好合作。

此后，“不好合作”就成为我的罪名，党支部以此为由拒不通过我入党，书记不时要求我“搞好人际关系”。我不懂人际关系为什么要“搞”，也不知怎么“搞”。在我想来，人与人应以诚相待，我真心对人，别人也一定真心对我，应该不存在什么关系问题。我们这儿，为什么总是把问题复杂化？

 

入乡随俗吧，我不得不谨小慎微地注意“人际关系”了。因此，越来越多的非学术问题缠身，民国清华大学的风范荡然无存。

 

 

    紧闭的大门

我教过的学生苏硕毕业留校，后调团市委工作，临行前特来告别，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您在这儿很不容易，您要保重身体。”就像教过的许多学生那样，苏硕也是我的好友，彼此无话不谈。他终于说出了一直想告诉我的话：“老师，您在这个教研组争取入党恐怕不现实，您千万不要苦恼，也不要自责，这不是您的问题。”见我不解，他索性把话说透：“有人觉得您是个威胁，坚决抵制您入党”。

这席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我虽来校不久，教师代表选举中呼声却高，大家说我严于律己，起了模范作用，不谋私利，敢为群众说话，值得信赖。曾说童教授“胳臂肘朝外拐”的党支部女委员杨SX见势，立即跳上讲台滔滔不绝为一个女党员竞选, 显然代表“组织”的意图。多数人厌烦开长会，懒得发言，“组织”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般无人反对，竞选架势又咄咄逼人，谁会与之扳争？重新表决时，女党员以微弱优势当选。自此，杨SX似很在乎我在群众中的影响，当时也有人暗示，她视我为威胁。

不知威胁之说因何而来，何以有人这般戒备？我废寝忘食地工作，是为了不输于一流学府必然的高要求；我十分谦虚谨慎地学人之长，从未想过要威胁别人，且自以为没有威胁别人的实力。苏硕大概是高估了我这个老师，才会如此猜测，不致于那么严重吧。我并未多想，只是深受感动，若非师生情谊深厚，苏硕完全可以不说什么。我自以为入党在望，但苏硕是党员，参加了党支部每一次会议，他了解确实有人视我为“威胁”，党的大门确实对我紧闭，由不得不切实际的主观想象。看来埋头努力还不够，必须主动争取“组织”了解，于是开始了并不情愿的做法——定期汇报思想。

 

一天路遇本校毕业的年轻党员杨X，他业务不错，本应受重用，却被调到了外系。我与他没有教学上的联系，开会才见面，并不熟识，可是他也主动给了我忠告，与苏硕所言如出一辙：“您在这个教研组干，真不容易！”犹豫再三，也干脆直说：“您在这个教研组很难入党”。我说：“努力争取吧。”他语重心长地说：“当然您可以试试，不过真的很难。”

        他要求我别让任何人知道他说了这些，因为他还在校，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把苏、杨两位同事的好意深藏心底，疑团越积越重。

 

     终于有一天，支书要我提供不同阶段的证明人，说要外调，按常规，这就是入党提上了日程。不日，支书又告知外调结果没有问题，只是党员们还不了解我，他得做做工作，让我耐心等待。彼时，我已来校六年有余，人如玻璃，绝对透明，党员想了解应该不难。后来方知，党支部迫于群众和上级压力去外调，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找不出拖延的理由，或许指望外调找出茬儿来，理直气壮地拒绝我入党。我一如既往，可是做得越好，“组织”越挑剔，与以前的一派赞扬形成鲜明对照，好像前后不是同一个组织。我困惑，难道不该干好吗？我从不想威胁谁，总不能为了入党去迎合某些人的戒心改掉拼命做好工作的习惯吧，优秀自幼就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

提职称的外语考核

年轻教师提升讲师前，例行外语测试，童教授令我和李YD副主任辅导他们。我讲了两次翻译技巧，他们要求逐句讲解指定的文章，进而要求给出标准答案（尽管我一再声明翻译没有标准答案）。李副主任没做什么具体的，只是年轻教师偶尔也问他问题，他是本校毕业的高材生，容易被人信任。终于有人指出我和他讲的不一样，了解之后，知他因语法错误，曲解了原意。我耐心解释，仍有人疑惑，我只得说：“这是很基本的语法问题，原则我讲清楚了，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童教授心中有数却一言不发，他不会在年轻人面前说李副主任有错。但他说过李在出国前测试英语回答问题时的笑话，所以基本概念上出错并非偶然。后来李成为正教授兼院士，翻看我用英语编写的教材时说：“你真行，我做不到。”身居要职，能如是说，算得谦虚，与当初强令我试讲的态度相比，进步可谓惊人。

年轻教师们复印了我的译文，人手一册，背得烂熟，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核，一位文革“笔杆子”成绩最好，因为背功好。

 

长期以来，历次运动无不强调反美，教育也一边倒学苏联，英语学习一度被冷落。中苏关系破裂后，恢复了英语，但不算主课，一代青年并不重视英语学习。而学术职称评定中，外语考核是必要的，尤其是一流学府，尤其是从事前沿学科的系。但是外语考核应具水准，不应走过场。而清华大学在执行中，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只要求助教升讲师老老实实参加考试，提升教授的，校内油印逐字死译的一段文字，就可充当“译著”，混得免考资格。还有人不愿暴露英语弱势，选考其他语种，文革后听大课学外语的年长教师充当评委，考核同期学员中的年轻应试者，双方心照不宣地通过考核。更可笑的是，提职条例考虑不周，有人要求考核冷门语种，校方无人主考，驳回申请。

 

提职条例严格规定了免考资格，我符合条件。本以为仅外语考核一项，就能刷掉一批竞争者，谁知几乎所有人都免考了，连在英语班里表现极差的也不例外。我恍然大悟，所谓英语考核，不过是形式，连过场都不走。我倒希望取消免考的规定，人人参加考试，一决高下，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滥竽充数者大浪淘沙。

我迟迟方悟，规定免考资格，不为奖励外语优势的人，而是给害怕考试的人造势，帮他们掩盖外语差劲的实情。

 

       来到清华大学，本来希望“水涨船高”，我愿以强者高手为目标，自己努力追赶，才不致掉队，才能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现实的状况不免令我有失落感。

 

 鱼和熊掌

就在支书说外调没问题时，长期搁置的职称评定恢复了，校方颁布了具体条例。重回高校又赶上国家恢复了职称制度，我很珍惜，于是申报了高级职称，决心努力争取。即使黄金年华被“史无前例”糟蹋，我也不曾荒废，按照条例严格衡量自己，信心十足。

党支部书记警告我，务必正确对待提职。我保证做到，正确对待无非就是不被批准也安心工作。书记显然不放心，几次三番强调组织的意图，终于干脆毫不掩饰地直说：“僧多粥少，这次你不要申报”，还略带威胁地提醒：“处理不好，影响入党哦！”我不解，党员都可以申报，为什么我一个申请入党的就只能二者择一？

我心目中的教授是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当教授的教师应该也不是好教师，我要申报高级职称。碍于当时的愚昧和书记的警告，我担心入党问题节外生枝，不得不违心地让步。可是若悄然服从组织，必被误会为无力竞争。于是我表示可以谦让，但请当众宣布我是发扬风格。支书没理茬儿，并已认为我“不能正确对待”了。

 

傅克瑾一直关照我，这时又提醒我把申报材料交给德高望重的常桐教授，尤其要让老先生看到我用英语写的教材。她自报职称，却热心给我出主意，如此大度，不愧为名门（傅作义将军）之后。傅克瑾的关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常先生看了我的材料说：“你的材料很过硬，我们一定公正评定，不会听教研组一面之词。”

没过多久，支书煞有介事地说：“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总算给你争取到一个名额。”我说不出半句感谢的话，顾及他的面子，才付之一笑。教研组的确费力争取了不止一个名额，是为了给某些人保驾过关，我的名额是傅克瑾关照和常先生主持公道的结果。

照理，外调之后入党应无问题，可是支书不再提及此事，还当着我的面，把申请表交给别人（此人因故，已多年不靠拢组织）。有党员说，想发展谁入党，根本用不着外调。我的入党问题石沉大海，显然是未能“正确对待”提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条古训在我身上得到应验。

 

提职以后，支部书记越发不像以前那样肯定我，我友善待人，觉得人际关系相当好，书记却不顾事实百般否定；凡有矛盾，绝不追溯我所受一系列离奇非难的根源，只是一味令我正确对待。在非原则问题上，我与世无争，问题是，似乎越是努力，越是做得好，“组织”的评价就越差，并暗示，必须无条件接受莫须有的意见，必须投人所好，低声下气俯首帖耳。我呢，秉性难移，宁折不弯。后来，我的处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躺着也中枪了。

 

日复一日，支部委员换了几届，对我遵循一个不变的宗旨，就是找茬儿。因为无可挑剔，他们就一直以“不好合作”为借口，拒我于“门”外。事实证明，要做到他们所谓的合作，与人共事中，就不能坚持原则。久而久之，哪怕只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也会有人看不惯。争取入党的过程扑朔迷离，后文中还将不断提及。

 

党支部总得做好发展工作，此后接连发展数人，只剩下公认最具备入党条件的我。我与女支委杨SX同时提了副高职，她仅有的优势是那张党票，怎能让我也入党？我一如既往地严于律己，无可挑剔，群众认为我远比那些党员、干部做得好。他们哪里知道，因为没听“党”的话，提了副高职，我越是干得好，越被视为眼中钉，在教研组的处境越来越难。

 

从此，有人走着悉心铺平的阳关大道，乘坐专用的直升飞机，我则不得不在山重水复中，无怨无悔地挣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就是故事题目的由来。

 

  不测风云

        某学期，我给精仪系上大课，两位辅导教师都是党员，与党员共事，我放心地投入了愉快的合作——那时，我还深信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其中董MC是文革被辍学的红卫兵，韩景阳是我教过的学生，77届毕业留校的。月余，有人告诉我，董对许多人说我讲课好，不少人想来听课，其中最积极者是后来当了支部书记的LMY。我真诚地说：“还是去听有经验的老师讲课吧。我第一次开这门课，得向大家学习”。董还亲自告诉我：“以前听过几个人（指名道姓）讲半导体物理的内容，始终没听懂，这次听您讲，才彻底明白了”。

    董给他负责的小班额外加强辅导、多做习题，致使其他小班同学人心惶惶，韩很有压力，怕她的小班成绩落后。我安抚她说，这门课理论并不深奥，实践性较强，只要基本概念清晰，就不怕题目千变万化。题海战术只会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而无助于提高能力，大学生要会看书，要改变离开做题就不会学习的现状，更不要追求偏题怪题的雕虫小技。

    教研组只教不研，教同一门课的人各自为政，少有切磋。

 

天有不测风云，董MC前脚夸我讲课好，后脚突然变脸，严肃告知教研组都在非议我的教学，原本想要听我课的LMY转而为他鸣不平，说我作为教学组长，拈轻怕重。按教研组安排，董担任部分讲课，内容我由他挑选，“拈轻怕重”从何说起？我一直以为合作愉快，连学生都说我们是历来“最有活力的教学组”，董MC之所言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在清华大学工作真难，一不留神就不知招惹了谁。

        我仍感谢董MC主动相告，使我不致蒙在鼓里以为天下太平。当即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他觉得挺好，是别人在议论。我无从知道教学组以外的别人议论我们的动机和内容，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盯着我。我对董MC一直以诚相待，曾主动告知申请入党的事，请他严格要求。他也主动告诉我，当红卫兵时年轻气盛，上台打了被揪斗的女领导，------。七尺男儿下得如此狠手，听得我不寒而栗，但仍好言安慰，肯定他主动忏悔的态度。

学生对我讲课很满意，精仪系教务科也很放心，所以这次没有因为个别人挑事儿而掀起大浪，我也没再多想。

精仪系课程结束后，董MC提出与我合作一项科研，他谈方案中暴露出教研组关于反馈概念的老问题。我开诚布公坦然提出，他不理解，认为自己深思熟虑。可既然真刀真枪要做了，概念必须清楚。于是我跟他找的另一合作者交换意见，这位老师认为董MC一定是考虑清楚了，无意与我讨论学术问题。

 

清华的严谨求实作风和令人向往的学术空气不再，一流学府尚且如此，怎敢指望其他学校！

合作虽不了了之，但董MC主动提出继续合作，应说明信任我，彼此之间应是融洽的。但是后来的故事证明，年龄从不惑走向知天命的我，尚未脱离童真。

 

               溯源匿名信

                        某个学期，又安排我给电机系上大课，如前述，第一次担任电机系课程时掀起过风波，虽说毕竟受到广泛好评，这次我仍加倍重视，外来户在清华是不容易得到认可的。辅导教师还是董MC，我不在乎与他在精仪系时的不测风云，仍期盼并相信合作将会愉快。教学组的分工还是完全按照他的意见，以正我“不好合作”之名。

 

比较抽象的半导体物理是课程的难点，不好讲也不好学，讲罢，学生反映：“刚拿到这本书时，觉得内容繁杂，真怕学不好，听老师讲课后，我们有信心了。”这与董MC在精仪系合作中曾经对我讲这部分内容的好评完全一致。

 

这期任教中，我的健康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连讲两节课就难以承受。我默默地坚持着，恢复职称制度后，生了病无人同情，僧多粥少，病一个少一个，领导只需以病者工作量不够为由，就可名正言顺地给保驾才能过关者腾出名额。不能倒下，甚至不能让人知道，我暗自拼命增加营养，锻炼身体，吃力地支撑着。

        我竭力地挣扎于教学一线，党支部书记路遇时给了我一张纸，说是“学生”告到教务处的意见，署名“高压全体同学”，我一眼认出是董MC与众不同的笔迹，但没有挑明，万一有学生字迹相同呢。我对支书说，信中内容抽象，与来自学生的反映截然不同。支书立即沉下脸：“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意见，怎么能入党！”

        申请入党已经成为强加给我的紧箍咒。教研组似有人喜欢听到对我的非议，且乐于无条件相信，即使浑身是嘴也休想一辩。人家不问青红皂白，只给我一条路——“虚心接受意见”。

 

我必须查清事实。首先坦诚地征求董MC的意见，他听了课，并称赞过。我单刀直入说了匿名信，以示并未怀疑他。他的表现明显极不自然，支吾地说，关于频率响应的内容太深，学生反正弄不懂，不必用时过多讲解过细，五分钟就够了。这大概就是“重点不突出”的依据。我请教他，怎样用“五分钟”讲完那个难点，他画了近似频率响应的折线，三言两语之后：“就这样，好啦！很简单。”我哑然，这样强行灌输，根本不讲实际频率响应及有关基础理论，连五分钟也不用，而且他还暴露出带宽概念的错误。

且不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学效果，我不能苟同的理由是，1-授课对象具备必要基础，能够听懂；2-如果清华大学都不敢涉及必要的理论，一般学校又当如何，中国学术界由谁探索稍微高深的学问呢？3-何况内容并不深奥，有大学物理的基础就能接受；4-最重要的是，所谓的传统讲法犯了概念性错误，不能任其谬种流传。本着教师起码的负责精神，我心平气和，语言委婉地与他探讨，他坚持说那是教研组的传统讲法。他觉得这部分难懂，是因为文革停课误了打好基础，而学生是按部就班学过来的，老师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水平限制学生的水平。我尊重科学，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

        匿名信里甚至要求换老师，我甚至假设自身确有问题，但决不逆来顺受，必须深入调查原委。学生最有发言权，索性直接与他们交流。走遍每个宿舍，无不受到热情欢迎。我诚恳征求意见，他们只提了一些具体问题，当场解答一点就明。为了证据确凿，我细看了所有同学，特别是高压专业，的笔记，实在找不出那种堪称漂亮的特殊字迹。追根溯源，可以肯定匿名信就是董MC所写，他没想到需要伪装字体，支书没想到我熟悉他的笔迹。

                        事出有因。青年教师正闹待遇，推选董MC为代表与校方交涉。光凭三寸不烂之舌不能说服校方，他想凑事例，说明自己虽荒疏了大学，却是当仁不让的骨干，指望学生把老教师拉下讲台，他登台主讲。我太实在，一直认为合作得很好，意料不到他如此这般。

                         党支部书记不调查，认准我讲课有问题，不失时机地说，这事处理不好，不配做共产党员，所以简直没人会相信写匿名信的是董MC。我忍无可忍想越级上告，就问支书索要匿名信，他支吾推托。几经催问，他只说“找不着了”。

        奇怪！他们如此重视的举报信理应存档，却不翼而飞了！这事成了无头案，“组织”也不再管了，好在校方为解决此事派人抽查我的课，即使鸡蛋里挑骨头，也无从非议，校方来人当场征求董MC的意见，他也不得不说“这堂课挺好”。校方为什么要征求董的意见？这不正说明是董本人向校方提了意见？他就是匿名信之源！

 

        依旧有人不顾事实地造势，说我的课又讲砸了。满身是嘴也说不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不屑于理睬。幸而凭实力考进清华的大学生有头脑，不受人挑唆。

        最后一堂课结束时，我因故耽搁了片刻才走出教室，不料近百学生簇拥在走廊和楼梯两侧，等待着与我告别，深情目光和热烈掌声的海洋拥抱着我，我感受到学生给予的拥戴和情谊，很温暖。

 

我的教学生涯中，幸福感一贯源于学生，如果只有我和学生，从教将是多么单纯！可事实上，总有兴风作浪者夹在我们中间，污染正常的学府空气。我潜心从教，却不得不应对与业务全不相干的困扰，仰望过的清华大学亦不能脱俗，净土难觅。

 

        我对党员董MC失望而不意外，文革中，掌掴挨斗的女领导，心不歹毒，怎能下得那般狠手！相比之下，他对我的陷害也就是小菜一碟，为了一己私利，他觉得必须害我，且毫无愧疚。他忏悔掌掴了女领导，是因为人家重新掌权，又当了他的领导。 

 

 表扬凤波

我在清华若干次讲大课，都在学生满意声中传出非议，始作俑者究竟何许人？一次是有人挑事，精仪系那次，本以为合作很融洽，实在无法追根溯源。另一次则因违背党旨，擅自申报高级职称并获得成功，惹得“党颜”大怒，合作者为了私利乘火打劫，以匿名信突然袭击。幸有童先生秉公，才未影响工作安排，让我开出三门新课，都是没有先例，首次开出的，三者皆受学生好评。 

 

某个期末，系里评选优秀教师，由学生无记名投票，我名列全系第二。全系大会上宣布后，教研组接着开会，部分人躁动，会场像是被捅了的马蜂窝，有人大肆攻击系里的表扬举措。党员干部带头发泄，阴阳怪气地说：“让学生说好还不容易！”另一党的干部接茬儿：“是啊，漏点题，给高分。”这些人不容“外来户”胜出，学生拥戴和系里表扬的又偏偏是他们蓄意贬低的我，他们不服气，羡慕嫉妒恨难以掩饰。

童教授当场安抚，一碗水端平地说：“大家都不错，这个评定目的是鼓励教师热爱教学，也不能算数，------”。我心里笑了，凭什么不算数啊？反正我拿了“教学优秀”奖状，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在全系舆论中声誉颇好，少数人再想贬低就不那么容易了。

清华大学的风气！在这个码头上，“外来户”实力强弱皆有其难。

 

        陶森当系主任时，曾想调我到结合专业的教研组，以便更好发挥作用。她告诉我，某教研组W主任“伸长耳朵听你的动静”，甚至盼我跟教研组“闹”翻，让教研组不想要我，他们就好办了，既可将我调出，又无挖墙角之嫌。我深知后果，一旦留下“闹”名，谁都不能容我，再说童教授也坚持不放。我表示无法配合，所以一直未能调离。

 

 不敢病休

我身心疲惫陡然消瘦，据反映，看上去像非洲难民，我没在意。

童教授提醒我量体重，说“不足一百斤，就快去看病”。我笑了，身高摆在这儿，怎么也不会低于一百斤吧。

不过，长者凝重的神情使我警觉，于是接受了忠告。

        站在医院的磅秤上，数九寒天的装束，毛重不足九十斤，我说一定是磅秤坏了，可是一个高大男子站了上去，指针一下子打到200斤。我傻了，体重竟然回到了少年，童教授的提醒太及时了。

 

主讲的课程尚未结束，我却查出甲亢，但仍执迷不悟自作主   张，藏好病假证明，照常上课。我不能病倒，要做的事太多，得继续拼搏。一旦影响工作，不论怎样弥补，也得不到承认，从领导到某些群众，都会清楚地记住病假的起止日期，算计你的工作量。

且不说病假，我连丧假都放弃了，父亲去世次晨的课都没耽误，百余同学投来善解我意的目光，伴我做了深情而肃穆的悼念。

当时，我硬撑着，实在无力承受莫名其妙的人祸，觉得还是应该让领导了解我的病情，恻隐之心应该人皆有之，他们总应少些刁难吧。于是我出示了病假证明，好让他们知道我是带病坚持工作的。在场的教研室秘书拿过我的病假证明，要交到系里备案，时任教研室主任闫石一把夺过，揣在口袋里说：“不用上交了。”如果上交到人事科，就会扣发病假工资，不会考虑我一天也没休息。为此，我觉得闫石挺仗义，很感动，不是因为没扣工资，而是因为他的好心。 
 

        后话先表，退休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遇见闫石在散步，边走边聊，他一直陪我出了南校门，在过街桥下分手时，他说：“我就不过桥了。”在清华，人与人之间一般很冷漠，我这个住在校外的外来户，更难感受温暖，所以，闫石的这次表现也让我难忘。

 

         我不遵医嘱，不相信会发生什么甲状腺危象，坚持利用假期接受一个手术，甘愿后果自负。这种勇气是命运逼出来的，也是继续奔波的需要。住院期间，童教授和教研组新领导前来看望，新领导莫名其妙地说：“别急着出院，多休养一段，以后能干什么就干点，不能干也别勉强。”这话像是对不治之症的病人说的，是在暗表工作并不需要我，他们知道我会做好任何工作，想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我顿时意识到未来将更加艰辛，好在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一定要干，谁都休想阻拦。少先队员的“时刻准备着”，似成了我的行为准则，时刻准备经受刁难，时刻准备迎接挑战。

 这时还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但已预感到前景叵测，我镇定地等待它的到来，自信地迎接任何逆境。

 

逆境催人奋发

                  自文革复课以后，如童教授所说，有些人抱病躺倒不干；而恢复职称后，顷刻间都没病了。然而舒服惯了的人是拣不起实活儿的，他们自知竞争力薄弱，因而滥用职权想方设法给实干的人使绊儿。

 

       童教授下达给我任务说：“教委要求建一个试题库，并且希望在

全国推广，这事由你负责。教研组阻力很大，你就一个人干，干成了自己总结，自己出文章。”感谢童先生让我担此重任。

        阻力来自相当多的任课教师，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不愿适应丝毫的改变。得知要试用我建的试题库，他们强烈反对，质问：“是考学生还是考老师？”但是不得不服从决定，接受统一测试。为了让多数人接受，我拟定了中下等难度为主的试卷讨论稿，主动与所有任课教师共议试卷。测试结果不错，任课教师皆大欢喜，似乎觉得学生成绩好，就一定说明自己教学有方。其实“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生成绩优劣不全是老师的功过。

         试题库总算被接受了，我松了口气，打算着下一步的工作。

  

    不日，领导召集开会，当场才宣布是要总结试题库工作。没人通知我准备，猜不出要怎么总结。我奇怪，一直是我一人在做，为何要这么多无关的人一起总结？到会的主要是“因岗定职”政策出台后，新上“岗”的主任、副主任，还有童教授、党支部书记和两位青年教师。新主任宣布由其中一位青年教师做总结发言，我愣住了，他没参加这项工作，并极力抵制过，怎么让他做总结？

    他真的宣读了“总结”，强调试题库的重要性，教委如何重视，领导如何支持和具体组织，童教授如何悉心指导，试行效果如何成功，等等。他淋漓尽致地发挥所长，局外人听来似天衣无缝，实则毫无针对性。正不知说什么好，新主任又宣布，他和杨SX分别是两个主要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将顺理成章地提为正教授，这分明是利用职权为自己提升正高职鸣锣开道。他们以势压人，我一时想不出对策，只得忍气吞声。向童教授和系主任王森反映意见，他们并不主持公道，只说：“大家一起干吧！”我无处说理，试题库是教委都重视的项目，起初都知道是苦差事，百般抵制，我拿出初步成果，他们就来摘桃。但这工作无法接手，我得照做，他们只来“领导”。我要是有意见，“党”就将以“不好合作”为由阻止我入党，“入党”这一紧箍咒越套越紧。我告诫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期待以后有机会澄清事实。在清华，我学会了忍（怪我当时执迷不悟地争取入党）。

 

        此后“领导”始终未布置试题库的工作，我主动问童教授时，他反而怪我：“他们说你不感兴趣了。”这话从何说起？得问清楚，新主任周旋着说：“这事你就不要管了。”我担任着两门课的教学，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不愿让试题库工作半途而废。他们的做法太绝，我已没有必要问为什么，可是他们既然想接手干下去，为什么不让我交代阶段成果呢？

        后来也无人再提此事，“学术带头人”从未带头做过有关工作，也没听说教委过问此事。事实证明，他们为了堵我的路，宁可让试题库夭折，工作损失令我痛心。

        恢复职称制度后，他们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扫清自己提职道路的障碍，没有竞争实力，就不择手段搅黄别人的工作，阻止别人表现实力。人类应该良性竞争：如果自己没有，就要另想合理的办法拥有，而不是去抢夺别人努力的成果。他们连抢都懒得费劲，干脆销毁我的成果，让我的时间、精力付之东流——这也是我所说的“堵路、拆桥”的又一典型事例。    

 

       “学术带头人”的加冕引起众怒，有人不平地质问：“怎么就带头人了，到底有什么带头的本事？”他们带不了头，不能服众，也无颜再提此事。后来，学术带头人和试题库一样，不了了之，但已悄悄存档备案，为提职加权。

 

        不讲良性竞争的环境里，我的路越走越艰险，逆风前行，我不屈不挠，真切地感受到了“逆境催人奋发”。

 

浴火重生

我对病痛不甚敏感，工作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觉得疲惫是当然的，绝不因此求医。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第四个年头，一次例行体检发现心电图不正常，我没想病情是否严重，只一心想着不能倒下。好在血象正常，于是擅自决定采用体育疗法。可是脊椎术后十年以来，以为今生只得告别体育，一直没上操场，连运动服和鞋都送人了。以前擅长的项目亦皆不再胜任，如何体育疗法呢？我选择了安全而能自主的长跑。

第一次上操场，跑了十几米就气喘吁吁，速度其慢无比，自知那不能叫跑，跑道上的男女老少一一超越我。我努力坚持跑完一圈。那时对我来说，400米的一圈实在漫长，第二天再上阵很是发憷，但还是命令自己去跑。不间断地坚持跑了一阵子，觉得400米游刃有余了，就增加到每天跑两圈。不到半年，觉得两圈也不在话下，就又成倍增加，每天跑四圈。参加教工校运会800米名次逐年提升，直到得了冠军。冬季千米长跑比赛，我不仅年年冠军，且遥遥领先。童教授不相信我跑第一，说学校电视里没有我。其实工会摄像为宣传群众性，只拍摄后面的大队人马，他诙谐地说：“你脱离群众了。”

不正之风无处不在，就连文体活动都不例外，我虽获得多连冠，工会却把一个远远落后于我的人宣传为“长跑名将”，就因为此人是党的中层干部。有人问我：“她是长跑名将，那该给你加什么头衔呀？”工会主管体育的副主席还神秘地问我：“你们俩到底谁跑得快？”我不屑作答，心想：“你们希望谁快啊？”那位名将的确有一次比赛比我快，她在起跑线上紧紧拉住我的胳膊说：“咱们肯定比他们快，不着急，慢慢跑。”一个业余活动，我本来就无所谓，于是友好地陪她慢慢跑。离终点十来米的时候，她突然加速，不辞而别，我顿时兴味索然，若是追敢，反觉自己不厚道——她就这样得了个第一。次年，在起跑线上，她又凑到我身边，没好意思再让我“慢慢跑”，但发令枪响，她突然抓我的胳膊，阻拦我出发。我想她不是有意的，而是求胜心切的一种条件反射的举动。不管她有意无意，我是不再上当了，用力挣脱了她的手，直向前冲。其时，我已具备更长距离的功底，她是望尘莫及了。

可笑的是，这一次我还是没得第一，快到终点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在离终点仅二三十米处，从夹道助兴的乱营中蹿出一个大个子，她以逸待劳，得了冬季长跑冠军。都老年组了，还如此不堪！我不解其动机，后来更无比遗憾，因为这位投机取巧者是体育界名流之女，其父是我自幼熟悉并敬重的全国知名田径教练。

在校内比赛已经没有对手，我就去参加全市或高校的比赛了。这类比赛最短距离是5公里，我没跑过这么长的赛程，报名后，练了三次就去参加比赛了。马路太宽，怎么使劲跑，前进距离也不明显。天气冷，路面硬，鞋底薄，跑得脚疼腿酸——主要是功底欠佳。到达终点时，裁判员说：“第11名，明年加油！”——前10名获奖。

此后，我一直坚持5公里跑，每周至少四次。

四年之后，我一改被所有人超越的尴尬，提高到能超越操场上绝大多数跑者——不论男女老少。速度提高之快，始料不及，800米的成绩与自己学生时期匹敌。5公里成绩，说来有趣，与奥运男子万米相当。有人说不容易了，因为我已是老年组里年龄偏高的。

参赛是因为有兴趣，而兴趣来自领悟：长跑与人生相互映射。长跑途中必有一段极不舒适的过程，坚持一下，就会出现第二种气，人就逐渐舒服起来。我的人生征途多有难以忍受的折磨，坚持不懈，也会出现人生跑程的第二种气。我选择的长跑与我遭遇的人生互为映射，相辅相成。长跑中，我想着人生中逢山遇水坚强面对，终能开出新路架起新桥，呼吸困难荡然缓解，所以始终坚持，裨益健康。人生征途上，我想着跑程中坚持不懈终能迎来第二种气，胜利到达终点，于是势不可挡地战胜艰险，总能浴火重生，闯入更高的境界。

那些年，我极其热爱长跑运动。长跑不仅治好了我入冬必犯的气管炎，摘掉了冷天出门必带的大口罩，更重要的是，长跑助我能以健康的体魄，顽强应对在清华大学屡屡经受的磨难。

 

 

   暗藏玄机

1986年一次全系大会上，系主任王森宣布提职政策，说今后任何工作都要量化，工作量不够的人没资格申报。特别强调今后一律“因岗定职”，“没有岗就不要申报，申报了也不批”。接着，自上而下任命了大批业务不精的党员担任各级党政副职，无孔不入刁难我的杨SX被照顾了两个“岗”：教研组副主任和党支部副书记，不干业务就有了2/3的工作量。

我不羡慕这般关照，乐于脚踏实地完成业务工作。而工作量的规定暗藏玄机，讲一门课，即使是开新课，也只算1/3工作量，同一学期开三门课，工作量才满。一般性的大课重复讲不变的内容，备课不需花太多时间，学生人数多又使权重大增，工作量容易算满。专业新课则不然，内容涉及高深的数理基础，备课又需参阅最新外文资料，学生人数少，加权就小，工作量很难达标。可是政策不问备课的投入，所以没人爱教专业课，也不是谁都胜任。

 

具体到本教研组，杨SX靠双料“岗”保驾还怕过不了关，必须打击别人。她懒得或没有能力干实事，所以不希望别人干事儿，尤其要阻止我之类的，“黑名单”上的人，干出成绩。这位视我为“威胁”的“领导”，竟然滥用职权，不安排我的工作了。明里说是照顾我的健康，实则是要制造“工作不需要，没有资格提职”的舆论。我不能再保持沉默，直接找系主任王森谈判。

        我问：“‘因岗定职’的岗指的是什么？”系主任一时答不出来。我又问：“你们迫不及待给某些人安排副职，是不是党政职务才叫做岗？”他依旧不答。我紧逼：“如果那才叫做岗，我能胜任，请安排我做！”他笑而不语。我说：“你是笑我不是党员吧？我当然不能当党的干部，行政的可以吧？如果行政干部也必须是党员，那么请记住，是你们不安排，不是我不能胜任，我只会干得更好。”系主任这才开口：“你所在的教研组就是你的岗啊。”这就怪了：“那么，哪个在职的没有岗啊？为什么强调因岗定职？”他无话可说。我反映了教研组不给安排工作，申明若不需要，我要求调到需要的岗位。

        我深知，“岗”也同“工作量”一样暗藏玄机，“岗”就是绝不给我之类的人安排的那些“一官半职”。所以我对系主任有言在先：“不安排“岗”，我也得干有益于教育和教学的事情。日后评职称，别说我没有“岗”不准申报，请记住，你，关于岗的定义。

  名正言顺的岗

为了强化高年级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副系主任吕林希望我用英语讲授主干课。我不曾用英语讲授科技类课程，心里当然不是很有底，但形势所迫，来不及想困难，只能“来球必接”，就欣然接受了。教研组不由分说地抵制，说英语授课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强龙难压地头蛇，吕林只得让步，改为给全系开前沿新课，让教研组无法干涉。这一改非同小可，任务变得难上加难，不过，为了有工作机会，我还是乐于接受。教研组不安排工作就是要断我的后路，所以依旧极力反对，说任务重，没有闲工夫给系里干活儿。幸亏我早前反映了教研组不安排我工作的事实，在吕林质问之下，教研组领导无言以对，权衡之后，给我安排了饱满的工作，既不给系里干活儿，又挡住我表现出他们不具备的英语授课能力。

 

这样，我才摆脱了在教研组靠边站的处境，有了名正言顺的岗——当然是暂时的。

 

前述“岗”的“内部”定义与工作量的算法都暗藏玄机，这是

把双刃剑，用来保驾干部，甩掉群众。清华大学规定，教研组主任或党支部书记的职务都算1/2工作量，文革后，少有支书做思想工作，这1/2工作量几乎可以不劳而获；教研组一个主任三个副主任的工作量也是好拿的，他们总能“超”工作量；更有领导让年轻人替他讲课，美其名曰培养青年教师。我则经常在同一学期讲2~3门课，而且基本上是开新课或新开课，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玩儿地命干，工作量也往往算不满，。

 

教研组“领导”不遗余力地阻挠我用英语授课，公然宣称不承认这份工作量。这倒让我下定决心非干不可，不算工作量，我也照样接受，宁愿辛苦些，也要显示强项，胜出竞争。

准备开出的课属于前沿学科，没有教科书，我参阅大量资料，用英文编写教材在校内出版，工作量无法统计。第一次尝试用英语讲授生疏的内容，我又是利用假期废寝忘食地备课。而这样开课也只算1/3工作量，整个学期处于极度疲劳之中。首次开课只有十几个学生选修，第二次则盛况空前，全年级2/3以上学生自愿选修，在系里创了选修人数最多的纪录，这应是我教学效果的佐证。

国内拙劣译著泛滥，大多逐字死译，难免曲解或背离原意，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学习新科技最好直接看原文书。学生的外语水平尚可，英语授课完全可行。

 

新上任的年轻主任胡东成，支持英语授课的举措，也愿意让我主讲。他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当时还不是党员，业务上有见地，对教研组的现状多有不满。我希望他上任后，教研组能够改观，逐步改变固步自封的状况，关注国外先进水平。

他客观地估计我开出新课的成果，通知我参加优秀课程评选。评委都是“哑巴外语”者，听、说能力皆不敢恭维，他们反对并极力贬低英语授课，说学生在专业上受损失，这在意料之中。可是学生热烈欢迎，赞口不绝，兴致勃勃地听课，我从来不用点名，或用缺课扣分之类的措施保证出勤率。

消息传遍全系，关注者颇多，有人好奇，在教室外窥视；有人赞扬，说真不简单。排挤我的人自是不承认我的成功，想方设法贬低我的作用。个别反对者倒不是冲我来的，而是认为“我们夺回了洋人占领的讲台，用外语授课无异于复辟”。

感谢吕林老师在众说纷纭中，坚定不移地支持，使我又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岗。

 

听说基础课某资深老师用英语授课，我迫切希望听课学习，以改进教学。系主任王森认为不必，说那位老师是“河南英语，不听也罢”。水不见涨，船亦需高，我在摸索中前行，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英语授课机会，不仅扬我之长，而且广被承认。多年以后，还有人不吝称赞：“您真行，系里找不出第二人能用英语讲课。”

 

   不平等的竞争机制

记得是在1987年，教研组有两人首批提为正教授。其中一位老师的学术水平与能力有目共睹，我很佩服。新上“岗”的一位述职时，直言不讳，只说：“我没做什么。”好像他本人并未主动申报，众皆无语，我替他捏了把汗，以为不会批准。不料，经过“激烈竞争”，他也顺利地当了正教授，大概是因他重要的“岗”而定的职。

这样的事绝非个例，岂止教授？院士亦然。据说，我校文革后第一批院士，就有因为“朝”里有人而当选的。群众非议，上面解释说：“如果他的项目成功了，那是很有水平的。”靠这个“如果”，当了院士后，他的项目再无下文，“水平”也就难以衡量了。

作为外来者，我前二十余年的工作无人了解，当副教授的时间又不长，所以我自觉不首批申报教授，待到公认服众，再申报不迟。

 

与我同一批提为副教授的，只有三人留在教研组。那二人都是干部，党员，都有用以“定职”的“岗”。其中杨SX自认为，老同学没干什么就提了正教授，下一个应该轮到她。她自知无为，也难有为，所以用尽心机搅和别人，让大家都无为，人称“红眼病”。她滥用职权，三管齐下排挤我这个“眼中钉”：领导施压、朝里有人、无孔不入地给我使绊儿。某上层领导都说她阴，她不出面，而在背后挑唆各路人马与我作对，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挤，暗中堵我路、拆我桥，以防我做出成绩，好像踩扁了我，就有利于她晋升。

她坐直升飞机驶向“正教授”，我则披荆斩棘，步履维艰。

别人怎么做，就算抓住把柄，我也无法投诉，何况政策默许！只要是良性竞争，这一切，我都不在意。我只极力提倡并争取平等的竞争机制，遗憾的是，清华大学乃国之缩影，一切为了当权者的利益。某高人以一副对联精辟地概括了清华大学不平等的竞争机制：

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批：不服不行

        我十分佩服这位高人，这副对联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清华大学的提职政策，此后成为放之神州而皆准的宗旨。

 

  进入博士点

教研组成立了博士点，集中所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展经常性的学术活动。童教授招兵买马，被两位老师拒绝之后，专程来到我家，说我基础好，适合从事博士点的工作。作为“外来户”，被赋重任我很荣幸，只是担心成为“出头鸟”，招来是非。谈话时已上午9时许，得知童教授将乘下午1:00的火车出差，还匆匆赶来，我充分感到了他的诚意，觉得不该再有顾虑，就接受了安排。

 

童教授出差返回后，好像忘了这件事。我不能只挂名不出力，于是主动请他布置任务。童教授面有难色，支吾地说：“他们担心你身体不好，照顾你，就不一定参加了。”情况骤变，又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堵路，拆桥。其时，我在北京市和高校的长跑比赛中名列前茅，怎么就身体不好了？童教授碍于情面才说：“你有兴趣，就一起干吧。”好一个兴趣！好一个一起干！应该感谢他成全我吗？

这就是说，我属于自愿参加，教研组并不需要，自然也不承认工作量了。我想，既然可以一起干，就尽力而为，做出成绩由不得谁熟视无睹。在清华，只能如此，若一定要争个名义，反而会失去机会；若自己单干，即便成绩斐然，“他们”也可以说与教研组无关，“一起干”了，有目共睹，居心叵测之人可能会被迫收敛一些。

“他们”阻碍我参加博士点工作，无奈童教授郑重其事地找了我，所以我一直算是博士点成员。

 

国际上，有关学科日新月异，我们却端现成的饭碗吃残羹剩饭，长期使用一本教材、一纸讲稿，一套习题与实验。提职政策使然，谁愿费劲创新？教学如是，科研更是茫然，招研究生似乎就因为“教授”们需要“指导”他们，培养目标模糊不清，名曰强调特色，实则裹足不前。

 

 安插代理人

杨SX先后担任党支部委员、副书记，这些职务都是“定职”需要的“岗”，算工作量，是保驾过关的砝码。但是因这样的“岗”就“定职”了，似乎说不过去，本人也不踏实。我又具备有利于提职的优势，虽竭力阻碍我进入博士点，但未得逞，因此，党又给了杨SX一个新“岗”——科研副主任。这个安排明显地是为提职铺垫，可以硬说此人虽无科研项目，但领导了科研，贡献更大。

可是此人并无领导科研的能力，宁可全权交给年轻人，年轻人干好了，她是伯乐，干砸了，她不丢脸。于是把最自私最狭隘的杨SY安插进博士点，名义上是秘书。

此人被委以重任并入党后，在“领导”怂恿和指使下，日益目空一切。他既无过硬的知识基础，又没有能力博揽前沿资料，教研组的科研与研究生工作的水平可想而知。

杨SY也是文革中被辍学的，据说通融之下，读上了本系研究生班。他听了我给教师开的控制理论课，考试成绩不理想，我照顾他的面子，尽量提高了分数，他仍找我争分，说他过去成绩比别人好，我细说扣分原因，他仍不满。我刚来清华，在实验室工作时，有一次力所不及的体力活儿，希望找些年轻男士参加，实验室主任李老师请在场的杨SY帮忙。眼见干活儿的都是女士、弱者，他竟断然拒绝说：“我凭什么干这种活？！”后来知道，李老师也是外校来的，人家不听他调遣；而杨SY在文革中造过反，绝不干粗活累活。因为这两件事，他给我留下了自私狭隘的初次印象。

好心人相告，与杨SY合作难度不小。无奈，党支部已经认定我“不好合作”，合作中的矛盾一概归罪于我。为了佐证我“不好合作”，“他们”甚至不给合作机会，怕我“改正”，所以我十分珍惜与杨的合作机会，他虽年轻得多，我仍多挑重担，处处让着他，绝不与之计较。当时他还没入党，我觉得相处还算不错。

我处理合作有原则有底线，比如，不守时的人对我守时有意见，或是学术上有概念错误的人对我坚持正确的有意见，我也决不迁就。
 

 决不轻易撤回申请

自从我“冒党之大不韪”提了副高职，党支部书记不再热心做我的联系人。而当时正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我之作为又能服众，所以系、校党委都暗示过党支部发展不力。为了应付上级，压住群众舆论，党支部经常“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据说每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终因个别人极力反对，多数人事不关己，而不了了之。我逐渐相信离开教研组的那些同事的忠告，他们异口同声，说这个支部不会让我入党。

 

支部急于证明发展工作得力，匆忙发展新党员，凡申请者皆被逐一拉入。解决之神速，连被拉入党者自己都奇怪，觉得党还没考验他，怎么一夜之间就够条件了？知情者说，他们应该感谢我，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因为有我这个“铺路石”。

群众对杨SY印象不好，党内过去也不看好他，可是博士点的“特殊使命”需要他在党，否则怎能完全信任他？党“需要”，所以无视群众反映，很快也吸收他入党，从此代表党，领导童教授和我。委以重任后，杨SX肆无忌惮地下达整我的命令，杨SY言听计从，秉性使然，还变本加厉，试图激起我的不满和愤怒，找茬加罪于我。

 

讨论杨SY入党的会破天荒安排在晚上，他们寄希望于我会因为家远而不来校参加。可我偏偏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漆黑的夜路准时到会。一贯不守时的他们，居然匆忙张罗着开会了。见我进门，杨SX愣住了——显然很失望。正直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集体还是有温暖的，苦笑着还以谢意。杨SX无可奈何，显然感到极大的压力，她怎么也料不到我是如此地不怕刁难。讨论时，她带头肉麻地吹嘘杨SY对博士点“贡献”巨大，与不好合作人都能合作。其实，除了盯住我，他什么也没做，合作融洽的表象完全是我忍让的结果。谈到入党动机，他说：“我这个人要求不严格，入了党就能严格要求自己了。”

哈！不入党就不能自律！我绝对自律，还有必要入党吗？

另一申请人澄清了一个误会，支书厉声斥责：“在严肃的入党会上尚且不虚心，平时可想而知！”我不解，确是误会，他为什么不能解释？此人虽然也通过了，但评价与杨SY天渊之别，显然是故意大树特树后者。杨SX毫不掩饰地吹捧，特别强调他善于团结“群众”（仅我一人）。一时间，连我都产生了幻觉：难道杨SY真的摇身一变，就成了“完美”之至的“特殊材料”，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党员都远不及他？党支部竭力打造他的形象，不久之后，还推举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因为声誉历来不好，群众反映激烈，被系党委否决。   

 

不能服众的人都入了党，我怎么做才够条件？会上，我的心情似纸包火，想起所受的委屈，泪水难抑，稍有风波就会夺眶，但我往心里咽，忍了三小时。感谢支书宣布不让积极分子发言，否则我将难以克制，不过，我能克制，必须克制。次日，我平静地祝贺杨SY，让他严格要求我。我不存嫉妒之心，显然出乎二杨所料。

 

彼时我终于认识到入党已不可能，不久以后的大事件又让我觉醒，我不会再为这般“争取入党”而浪费生命。尊严是我坚守的底线，决不服软，但也决不轻易撤回申请，不能让他们把发展工作不力的责任，归罪于我放弃申请入党。

  故意找茬儿

       一天，杨SY告诉我，杨SX问他：“你们组的XXX（指我）为什么不指导毕业论文？”教研组没安排给我，要安排，为什么不直说？我主动找杨SX直言相告：“我可以指导毕业论文。”她阴阳怪气地说：“你不是要搞试题库吗？”—— 她又在故意找茬儿。面对她低水平的挑衅，我立即反问：“你们不是不让我再管这事了吗？”她无言以对，只得说：“那你就指导毕业论文吧，本周内报题目。”本周只剩一天了，这是突然袭击，她是指望我拿不出题目主动告退，然后以不能胜任论罪。

         我的字典里早已删除了退缩二字，当即应允，她的刁难又落空了，我反而又赢得教研组名正言顺的工作量。

        她分给我一个成绩最差的学生，企图惹我反感。只要我有意见，新的罪名立即加上。教师有责任使差生进步，且任教以来，我对学生一视同仁，历来亲自判断学生的程度和能力，不抱成见。这个学生课程考分虽低，动手能力却不差，能胜任我布置的任务。只因经费有限，购置的劣质器材多少影响了演示效果。有人因此又掀风波，答辩时，杨SY咄咄逼人地提出自以为能难住学生的问题，而我平时特别重视基本概念，学生心中有数回答自如，杨SY很失望。

        他提的问题倒也事出有因：记得有一次，谈及他崇尚的国外推销的测试设备，我说因器件换代，那些设备早已过时，他辩解中向我提过同样的问题，口吻似考小学生，极不礼貌，我甚反感，未予理睬。他是想在答辩中想难住学生，以证明我无所知之，业务不精，指导不力。杨SX本人根本提不出问题，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她不会就此罢休，我必须提防她恼羞成怒后无休止的刁难。      

 

我们这一批人提了副高职后，新一届研究生入学了。杨SX负责分配研究生，她没有科研项目，也就没有导师资格。我的项目获准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能不分给我研究生，但不能指望她分给我优秀的学生。我不拒绝任何学生，尽心竭力恪守教师职责。

  自然科学基金

受排挤的人不可能得到官方的科研经费，只能寄希望于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很难获准，我决定申请，是逼上梁山之举；敢于申请，则是因为查阅分析了大量最新的权威资料，充分论证后，对选定的课题心中有数。

童教授选的科研项目是十多年前盛行于发达国家的“路内测试（In-circuit Test）”，国外各大公司为标榜自家测试手段的可信度，纷纷推出这种高精测试仪。而测试对象的工艺几经换代，那些设备仅只昙花一现，已不再适用，只因造价昂贵弃之可惜，才开发软件以期废物利用。国内也有引进，但基本当成摆设，浪费了外汇。电子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亦步亦趋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迎头赶上。

 

        清华图书馆有一间库房模样的阅览室，无人问津，我在书堆里发现了最新的原文资料，从中受益匪浅，触摸到了有关领域的前沿，看准了方向。我及时在博士点建议，舍弃原课题，研制“故障诊断专家系统”，非此别无出路。在场的新主任当即说我“好高骛远”，“秘书”杨SY也冷嘲热讽，我独自坚持。曾想与业务好的老师合作，他们也都认为不现实，我只得自己论证，指望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认可。但我自以为是代表教研组申请自然科学基金，还是必须处理好“合作”，尽管人家并未参与，我仍按惯例在参与者一栏中填了同组教授、教师的名字。童教授不准我填写那些人，好像怪我要沾别人的光。个中原因或许是：一来认为我不会成功，二来怕万一成功不得不肯定我对教研组的贡献，提职时就不好压我。他本人只是给我面子，才同意署名，但声明不能参加任何具体工作。我也

是出于尊重，不能不填写他的名字，并不指望他具体做什么。

 

系里申请基金的教授大有人在，被批准的则屈指可数，教研组里更是数而不必屈指，仅我一人获准。系里特别召集各组科研领导开会，一一分析获准基金的原因。与会的杨SX副主任自是如坐针毡，更加记恨我了。经费尚未拨下，她就迫不及待地下令，用我的基金支付教研组当夏的饮料费，想把我的项目扼杀在摇篮里，我若不同意，她必有谗言。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基金委及时下达了基金专款专用的命令，才保住了我微不足道的科研经费。

 我获准自然科学基金，有科研项目，又指导研究生。这一切成了没有竞争实力者的心病，我兼备教学科研，具备提升正高职的条件，就有人暗中施计。如前述，同一批提了副高职的草民，只有我留在教研组，杨SX当然就竭尽全力对付我了。此人以阴闻名，从不露面儿，而是背后捣鬼，完全不择手段，毫无职业道德。杨SY为了向上爬，给她充当了特别好使的枪，毫不懈怠地瞄住我，稍有不同意见，就状告我“不好合作”，说我不能团结群众一道工作，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拒我于“门”外。

现实是，“与谁都能合作”的新党员杨SY，毫无合作愿望，不论我怎么忍让，他都照样向“组织”汇报我“不好合作”，这样，既完成了“领导”布置的打击排挤我的任务，又表白了他与我“合作”是多么不容易，可谓一箭双雕——我该怎样团结他一道工作呢？！

不仅在博士点，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凡与我共事的党员都肩负着证明我“不好合作”的“使命”。没有一个党员主动团结我，却要求我这个群众去团结没有团结愿望的党员，岂不荒唐！

 

        我的处境越来越清晰，或许无所作为就能得到党支部对我人际关系的好评？可转念一想，就我走过的轨迹，即便无所作为，也只能得到贬义的评价，如其不然，岂不枉费了拒我于党门之外和压制我申报职称的心机？他们想在提职中甩掉我，连不安排工作的损招儿都使了，我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总能浴火重生，为了方便设计陷害，他们只剩下抵制我入党这一招儿了。
 

 挑拨是非暗中破坏

一天，杨SY当着我的面，通知我的研究生个别谈话，表情凝重。我问是否与我有关，他官气十足地说：“跟你没有关系。”我没介意，他是新党员，又是秘书，可能是责任感使然，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我的学生或许有些小毛病？不过，照理这是我的职责，他一贯自私，入了党一夜之间就真的变成“特殊材料”，舍己为人啦？繁忙中，也顾不上多想，这些琐事只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的研究生被约谈后告诉我，杨SY对她说：“你的导师不是清华毕业的，业务有待提高。”这位秘书背地里与我的学生个别谈话，就为了说这个？他没读几天大学，业务倒不需要提高？杨SX连课题都没有，也不需要提高？我着实气愤，但仍冷静地想到，这批学生报考时，我还没有资格招研究生，他们是冲着知名教授而来的，我应尊重学生当初的选择。于是告诉她，如果想换导师，可以向教研组提出。学生说：“老师误会了，我觉得您是好老师，才把这事告诉您。我挺反感，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的导师啊！”是啊，我又没有指导不力的记录，也没有学生对我不满，这又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杨SY就秉承旨意挑拨是非，暗中破坏我的工作。我一直忍辱负重，他一直背后捅刀子，究竟谁不好合作？！

我听到过学生抱怨老师，我必自然而然地，设法维护同事的威信，这是职业道德。杨SY有文革整人的狠心，习于落井下石，有“党”为靠山，更加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不懂职业道德，只知对“党”言听计从，他的“党”就是杨SX，如前述，他这个“党”在他入党问题上帮了大忙，他感恩不尽，成了她的枪，不懈怠地瞄准着我，这次效忠如此有创意，真可谓“青出于蓝”。

 

        明显防不胜防的同时，我也确信自己的工作越做越好，好得让他们慌乱，才越来越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他们处心积虑的“戒备、防范”举动，让我坚信自己的业绩。

 

 

        心急的是，眼看着清华大学越走越偏，我无力纠正，官方无意介入，且纵容。

  “党”夸他“跟谁都能合作”

童教授兴奋地通知我：“一放寒假，博士点所有学生一起到工厂、研究所去调研，通知你的学生先不要回家。”我立即到处找学生。听说要实习，买好车票的学生都心甘情愿地退了票。

以后几天全无消息，就去问童教授，他一改原态，说：“这事你得找杨SY商量。”看来如果我不主动问，事情就拖黄了，该怎么跟退了火车票的学生们交代呢？我只得去问杨SY。

杨乜斜着眼睛，代搭不理地反问：“到哪儿实习？我不知道。”  

明目张胆地撒谎。只得再找童教授，他不好食言，亲自去说服。

杨SY埋怨童教授通知了我，说我去他就不用去了。他就是这样跟我合作的，“党”说他“跟谁都能合作”。他胆敢摆出“领导一切”的架势，冲撞童教授，正是因为肩负着“使命”。

童教授一言既出，如不坚持原则，实在有失身份。如果连这也做不了主，他的面子该往哪儿搁？在童教授坚持下，才一起成行。

 

一路上我主动承担工作，所做所为无懈可击，杨SY也不得不说：“跟你一起出来，我太省心了。”他能这么说，我很知足，尽管明知他向“组织”汇报时，一定不这么说。

 

第一个实习地点在南京，除了原定的厂、所，我又联系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南京无线电厂，以使师生收获更大。十年前我驻该厂编写教材，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虽无介绍信，厂方仍热情欢迎。该厂也与国际接轨，已在研制新一代的表面安装器件SMA(Surface-mounted-assembly)，证实了业内形势与我看准的科研方向完全一致。莫名其妙的是，该厂既已研制新一代器件，却也盲目引进了过时的路内测试仪，闲置在特制的玻璃房内，花高价买了废物。我希望杨SY有所触动，但他肩负排挤我的“使命”，凡我之见他必反对，因而必然没有清醒的科学态度。他无视客观事实于我无碍，遗憾的是，科研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我无力阻止他们走进死路。

 

漆黑的雨夜，我们到达第二个实习地点——苏州。小城的公车早早收班，我带着学生冒雨步行。杨SY先到一天联系住处，明知我们不认路，却不来接应，我们只得边走边问，小城人对外乡人多有提防，一路周折。直到午夜，才找到驻地，冬雨透淋两小时，一行人筛糠般地发抖，西服革履的杨SY没有丝毫的歉意与担心。

杨SY自己住进较好的单间，我与学生同住。公正地说，他不是贪图舒适，而是满足虚荣。我混在学生中，他笼统招呼一声“同学们”，向厂方显示他是唯一的“权威”。这种表现我不陌生，曾有外单位到教研组找“杨教授”，正好问到反感他的人，那人说：“什么杨教授？没有。”原来是杨SY出于虚荣，对外谎报了学术职称。

 

最后来到上海，一行人艰难地挤上公车，几乎无立锥之地。我们尽量紧凑地堆放行李，当地人还是骂骂咧咧地抱怨，说公车拥挤都怪“外地佬”。号称当地人的杨SY一声不吭，我不忍学生受气，就和颜悦色地劝阻乘客：“不要再讲了，有机会到外地，一定不喜欢人家叫你们外地佬吧。”立即鸦雀无声。此地人只认上海话和标准普通话，杨SY大概不愿露其外县乡音，不敢出声。

在上海，我又主动联系了额外的参观单位，学生很有收获。杨SY顺便探家，未能同去。

 

杨SY指导的学生因故没参加实习，回到北京，我特地联系了名为大华的有关工厂以期弥补。杨SY说好同去，出发前却变卦了。我开诚布公问：“为什么我联系的参观，你都不去？”他轻率地说他以为我联系的是大华衬衫厂。这分明是狡辩，谁会联系与专业无关的单位！我事先明确告知，该厂有最值得学习的内容，再说如有疑惑，为什么不问清楚？我为他带的学生联系实习，他却这样对待。这又让我想起“党造”舆论：“他跟谁都能合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的是诬陷我不好合作。

 

         杨SY完全是为了迎合杨SX对我堵路拆桥的意图，替她扫清提职的障碍，随时随地不忘宣示我并非博士点正式成员，我所做的皆非工作需要，制造不利于我提职称和入党的舆论。

 

欲加之罪

杨SY入党后，几乎无人申请入党，但我仍被拒于门外，我也不为五斗米折腰。文革红卫兵，习惯于对人无礼，李MY当了书记底气更足，一副管人的架势。原书记调离后，让她当我的联系人，半年一度的汇报，就不得不找她了。她说党员都对我不熟，要解决入党问题，应该主动争取每一个党员的了解。我来教研组已八年，漫长的八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关心群众”的党员们还不了解我，是我城府太深？党员们应该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还要我自我介绍？明知支部是设法敷衍，可是如不照做，他们肯定故意找茬儿，必须提防节外生枝。我仍执著地“争取入党”，但不再是为了什么主义，而是不服气被某些不堪的人刁难，不想让他们得逞，所以不得不“与人斗争”，但绝无“其乐无穷”之感。

约谈党员中，新主任没提具体意见，总结性地说：“反正你来了以后，我就觉得你这个人锋芒毕露。”在清华大学，外来的人若是不“露”，必被踩扁，“露”了，则必遭忌。我不过是勇于承担工作，尽力干好，坚持学术真理，业余爱好多，喜欢文体活动，表现尚称不俗。而最不被容忍的“露”，大概是我做了别人不胜任的工作，比如出了书、获准自然科学基金，开出前沿课等。至于外语，总不能别人不行，我就装做不行吧。我没有故意“露”什么，就说我“毕露”，如果真的尽露优势，这个“毕露”该怎么升级呢？

在清华，“挨踩”或“遭忌”是外来户必须回答的选择题，两者择一。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追求完美是我的习惯，习惯日久定性格；优秀，是我的第二天性，父母生就，师长培育，坎坷促成。

约谈党员只剩下杨SX。多年来她一直背后捅刀子，给我穿小鞋，彼此已经很久不过话了。我在清华，严于律已宽于待人，努力克制倔强脾气，特别注意师人长技，还诚心称赞过杨SX的长处，不过话的局面完全因为她的做法让我忍无可忍。

前不久，童教授带的研究生因课题定不下来，想参加我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那时我还没有助手，当然欢迎自愿参加者。我按规矩办事，叮嘱学生，要向教研组正式申请，并经导师同意，才能落实。学生申请后，杨SX百般阻挠，气急败坏地警告学生说我的项目“是另一码事，与教研组无关”，学生依然坚持，她又通过杨SY威胁学生，说选了我的课题“答辩的时候就知道后果了”。他们为了拆我的台，完全可能不顾学生的成绩，甚至前程，我必须劝学生服从他们。好在我的项目吸引了外教研组的学生，该生的导师也乐于与我联合培养，我才有了助手。

        我始终没有认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属于自己，但主管科研的杨SX执意把我排除在教研组以外，日后提职好说我对教研组无贡献。她不择手段地整我，我也没有足够的涵养与之友好相处，实在不愿与她约谈。可是若唯独不找她，必将留下口实，党支部将加罪于我。心里翻腾了好几天，家人与朋友劝我高姿态，我才迈出了主动的一步。她怕上级指责不关心积极分子，倒也不敢怠慢。

谈话中，她重弹支部用来搪塞我的老调：“不能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请她举出具体例子，她说我在业余社团活动中固执己见，但说不出“己见”的错处。又说我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外语么，当然啦，你脱产学习过。”这话不值得回答，但我有必要回答，我说：“我不认为自己外语有多好，也没有脱产学过。”她身为“领导”，明知我学外语期间是只为瞒过校方而假称脱产的。公认的“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如前述，她曾如实告诉我，他们的外语、数学都不好，显然认为我这个外来户一定更不好。后来发现我在这两方面都有优势，她耿耿于怀，所以不顾事实，硬说我外语好是因为脱产学习过，懂行的人起码应该知道，外语水平不是朝夕之功。

与她谈话最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她毫无诚意，并流露出要将整我进行到底。我是个痛快人，更是干实事的人，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于是直言：“我不在乎逆境，逆境催人奋发。”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被压垮。她怕的就是我不夸，我的话对她极具威慑力。她涨红了脸，无言以对。 

因为忍无可忍，我才破釜沉舟。

 

遵照“组织”的旨意，我一一约谈党员，大多数是友好善意的，他们说了我许多优点，表示不理解支部对我的意图，我理解他们的无奈。只有个别人毫无诚意，甚至使我蒙受屈辱，我一忍再忍，总算完成了找每个党员谈话的要求，犹如卸掉了千斤重担。

“他们”本来估计我放不下架子，不会主动找党员谈话，就有理由不吸收我入党。可我偏偏一一找了，支书没有理由再敷衍。难以置信的是，情急之下，书记干脆蛮不讲理地冒出了一句：“知道你找大家谈话了，你耽误了党员们很多时间。”

至此真相大白，支书让我主动争取党员的了解，只是个拖延之计，以为我不肯放下架子，没曾想我会去找每个党员征求意见。他们估计错了，我追问支部对我约谈党员的反应时，支书措手不及，诹了个如此低级理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诚心诚意和忍辱求全，支书非但不与肯定，反而加罪于我。其实，艰难迈出的一步付之东流应在意料之中，之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纯属严于律已，该做的，我一定都做，让“他们”

无法找茬儿，面对欲加之罪，我问心无愧，泰然处之。

 

他们的虚弱暴露无遗，日子并不因为整了我，就好过。

“逆境，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

杨SY算是我的合作者，所谓合作，就是都属于博士点；他是党派来的，我是童教授点将的。童教授退居二线已无实权，又从不得罪“党”，除了让我指导学生查找、消化外文资料之外，不让我介入其他工作。我只能主动配合，不论谁的学生，我都得管，那些导师并不领情，也许全然不知我承担着他们的职责，不计入工作量。

博士点的工作，我越来越插不上手，讨论大事从不通知我参加，每每无意中进入办公室，杨SY与童先生的谈话必戛然而止。童先生每每极不自然地寒暄，表示他们是在闲谈。每逢此景，我总顿生怜悯，他是那么怕他的各代学生，就因为他们是党员？这种感觉不免冲撞我对他的敬重与信任，但我谅解，每见他尴尬，我就礼貌地告退，不让他为难，心中希望他像常先生那样重视学术、主持公道。

 

我向系主任反映情况，表明不会处理这样的“合作”，他说：“你就自己干吧。”可是党支部拿“合作”问题说事儿，凡与人共事，不论共事者多么无理，都怪我不好合作，或不能带动“群众”一道工作，所以不够党员条件。

 

合作应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上，所以我总是往好里想，觉得杨SY不至于那么狠，他也经历过争取入党，应能理解积极分子的心境。再说，他是党员了，理应他带动我这个群众，他却一味排挤我，党还说我不能团结他。支书要求我找党员谈话，当然少不了他。我心怀良好愿望，已多次主动与他交流，他总是言不由衷。刚谈话没两天，他又约我“谈心”，我想他这是要发挥党员作用，给他机会吧。

 

谈话是为了增进了解，应该开诚布公，我索性说了与他合作的难处，以及工作上插不上手的感觉。说到我一进门他们就终止谈话时，他立即变了脸，声嘶力竭地命令：“你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我反感了：“你说约我‘谈心’，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他干瘪的脸抽动着，似义愤填膺：“你的话性质很严重，我要记下来，向组织汇报！”见过愚蠢浅薄的，没见过这么愚蠢浅薄的。这个本以自私奸猾著称的年轻人，刚入了党就教训人了。对这种乘不正之风青云直上的人，不能一味迁就，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话可以自己对组织说，就不麻烦你了。”

上级党委知道群众对他的非议和对我的好评，校党委组织部也了解支部在我入党问题上的不正之风，他不过是个预备党员，有待转正，因而心虚，怕我和他一样“向组织汇报”，就在我起身离开时，他求饶了：“我刚才态度不够冷静，咱们还是心平气和地继续谈吧。”我说：“我应邀与你‘谈心’，始终心平气和，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冷静。”他勉强克制着，不敢肆无忌惮，因为党支部为了避开不重视我入党问题之嫌，曾布置与我约谈时，“每个党员必须持欢迎态度”。

 

我向新书记兼我的联系人李MY谈了这情况，明知谈不出结果，还是得谈。不出所料，她还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态度，文革造反派大都有这本事，况且，杨SY恶人先告状，支部也已听信佞人谗言，定论我“猜疑合作同事，态度不端正”之罪。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无处诉说，以致憋闷得积郁成疾。但我挺过来了，苏格拉底名言：“逆境，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我不断迎接折磨，一次次通过这所最高学府的考试。

有一种舆论，认为我被清华大学接受并站住了脚，就该知足，不应再有奢求，入党与正高职称皆非分之想。系主任不是早就说过，就是他这个领导，也得顶着副教授帽子退休吗？但我不被说服，他只做行政而不事业务，当然不应有学术职称，而我全时从事教学科研，理应得到公正的学术评价，我不受影响，一如既往地钻研业务。

后来，系主任退休，顶的是正教授的帽子，他是否还记得当初对我说的话？他显然是想让我绝望而主动放弃，少一个竞争者，评审工作就少些麻烦。

我不禁庆幸当初没中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她乘直升飞机

“组织”重点照顾杨SX，人不知鬼不觉地给她颁发了不止一个“校级大奖”，并因“获奖”而“择优”提级，为提职铺垫。奖项虽来历不明，但都毫不含糊地存档备案，为提职造势。若稍有本事，早就提升了，可是她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课题，不能带研究生，美其名曰把机会让给别人。而一个能力极强的助教一直独立做课题，即将鉴定时，她利用职权挂上了导师之名，坐享其成，不费吹灰之力就“培养”了一个优秀硕士。学生舆论嘲笑，问那助教：“你们俩谁指导谁呀？”提职操作中，领导力保党员、干部，并不追究原委，杨SX只要实惠，摇身变成了“优秀论文导师”。该生能力很强但学分不够，按规定不应授予学位；她两肋插刀不遗余力地奔走，上级知她难出业绩，既要保驾过关，也就破例授予了学位。那助教感其恩，后来立足临国，还给“导师”创造了出国机会，以资报答。

她不能独立前往，令一年轻业务尖子护驾，回来后，替她“传达”出访经过，吹捧一番。连路程在内出国一周，病了三天，一天逛街，仅一天“忙于公务”。群众对其出国如视而不见，校方亦不看好，随即把有关对外联络事宜交给另一系的资深老师，杨SX气愤不已，却不敢有悖扶她上了直升飞机的领导。

 

被全方位“关注”

红眼病是眼科顽疾，不好治，嫉妒如同样红眼病，禀性难移。 
 

人们说杨SX就像个“红眼病”患者。因为嫉妒，她与好友反目成仇，人家不跟她一般见识，调离了；因为嫉妒，她暗中给老同学使绊儿，排挤出教研组；此后就全力对付我了。任何事都可能诱发她的“红眼病”。且不说与提职有关的，就连别人的形象、爱好都会使她犯病。曾莫名其妙地跟我说：“我们都很朴素。”我说：“我喜欢朴素。”她颇具威慑地说：“在我们这儿，你穿的算好的。”我穿什么了？明显的醋意“关注”！那年月，穿着千篇一律，我决不比别人讲究。我自幼多爱好，对文体活动都还在行，在业余社团里，能出主意和发现问题，所以颇受欢迎，相处融洽，大大舒缓了压抑的心情。谁知，她在业余社团里也看不得我好。我前脚参加，她后脚跟进，我加入了就能参加演出，她则很久也上不了台。于是嫉妒，最好我也没有能力参加演出，她心里才平衡。我选择体育疗法医病，坚持锻炼后，健康状况改善，并在校内外比赛中名列前茅。杨SX赶紧练起同一项目，但吃不了那份苦而作罢。

 

我参加业余活动只为身心健康，她却嫉恨，觉得我出了风头。全方位的“关注”盯着我，我充分感受到了不自由。

 

 科研方向

1980年代下半叶伊始，国外几家公司在京举办设备展览，杨SY拿回一些“资料”，看上去讲究，其实不过是商业广告。正如我埋头资料堆里已经了解到的那样，先进国家的器件工艺几经更新换代，十年前的测试手段已不适用，拿来中国展览，无非是为了推销已逐步成为废铁的昂贵测试设备，只有井底之蛙才会如获至宝。

明知已经过时，还要亦步亦趋，让我带一个学生做有关课题，杨SY自己知难而退。我一再重申看准的方向，始终不被接受，不得不声明此课题无价值，且短短一个学期只能做原理验证。博士点不改初衷，党支部依旧指责我不好合作，我不得不违心地接受这毫无意义的任务，指导学生做费力不讨好的“研究”。我有言在先，估计了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他们”才无法明目张胆地攻击我。

我一再提倡的科研方向非但无人问津，还故意压制，童教授也不相信，都想从外界寻找救命稻草。一次，他组织大家听一个学术报告。我希望国内有同行共识，使博士点受到启发。拿到书面材料时，我已扫兴，“学术报告”内容不是报告人从事的科研，而是十年前外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仍认真听取，想听听他的体会，可惜其理解并不透彻。大部分听者认为是研究成果，童教授也倍加赞赏，我说出其出处，他流露出不悦：“人家看了文章就能做学术报告啊。”我无语。学术界盛行这类活动，看一篇文章就做报告，作了报告就是学术带头人，其实毫无新意——学术界不识真伪，可叹！

我密切注意国外动向，有足够的根据坚持自己的判断。除了光顾校内图书馆，还每月一次国家图书馆检索当月最新资料。我注意到，1970年代末，权威刊物大量刊登以传统思路研究模拟电路故障诊断的文章，到了1980年代中叶，这类文章已全然不见踪影。代之而起的是以专家系统为手段的故障诊断研究，我的判断准确无误，也正因此，才获准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做了综述报告，就连受命排挤我的杨SY本人，也承认很受启发。

主管科研的杨SX没有能力考虑教研组的科研方向，也从不参加博士点的学术活动。她只顾扫清提职路上的障碍，决不让我“得逞”，童教授也不愿违背“领导”意图。

 

半年以后，研究模拟电路故障诊断的祖师爷，享有国际盛誉的美籍学者R W Liu到访，讲了他以8个管子的电路为对象的原理性研究，这与实际对象的复杂程度不可等量齐观。他坦言这条老路已到尽头，必须另辟蹊径——这正是我查阅资料已经确知，并再三强调的观点。教研组由于不采纳我的意见，走了两年弯路。但“他们”并不因此肯定我，而是悄悄地不再尾随老路，这同当初我指出教材里的概念错误，没有人支持，再版时悄悄删改，如出一辙——他们从不坦荡地承认错误。（“组织”放心地把科研大权交给了杨SY，二

十年后，仍方向不明，颗粒无收。）   

 

我看准科研方向非但无功，反而有过，“红眼病”杨SX因而更视我为威胁。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怎么可能为了迎合什么，而放弃追求真理呢？我只会尽责，不会趋炎附势。如前述，我越是做得好，“党”越是以种种欲加之罪为借口，拒绝我入党，阻碍我提职。

掌权的人一味追名逐利，排除异己，不思进取，嫉妒、不希望团队成员做好工作，这是我在清华大学感受到的痛苦之最。
 

成功的导演

祖师爷敲警钟才终止了我们研究的老路，但专业方向悬而未决，学位课讲什么？童教授已选定了某军事院校的讲义，却原来是我熟知的1979年权威外文杂志的论文摘译，都是国际上已证明此路不通的陈旧内容，翻译水准也实难恭维。教研组好像并未理解祖师爷的警钟，还是选择模拟电路纸上谈兵的所谓故障诊断“理论”，做为研究生学位课，下学期由童教授担任主讲。我暗中着急，权且不说内容过时而无用，但应该明了，讲论文与课堂教学截然不同，再说，若不具备涉及的诸多数学与理论基础，那些论文无异于天书。我更替研究生遗憾，他们将面对学科发展的死路，而且要作为学位课学好，需付出不值得的代价，浪费宝贵的读研时光，其实学生对那些过时的资料有所了解足矣。

那学期只剩一周，一开学就上课，我担心童教授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备课，又涉及太多学科，短时间内难以拿下讲课任务。  

这事虽与我无关，但我是童教授点将而来的，理当尽职，却不能直说，就有意地给了他一份几页纸的勘误表，婉转地告知书里有些错误，请他明查我更正得是否合适。童教授不掩饰明显的惊讶与宽慰：“嗯！你不能就给我个勘误表，得帮我讲课。”我心想：您可真沉得住气，要是我不主动配合，或不掌握教材内容，您找谁救火啊？课表上的讲课教师是他和杨SY，没有我的名字，再说他也没主动找我，我完全有理由不管。不过，我欣然接受了，不全出于无私，也为了宣示竞争正教授的资格，交出勘误表就表明我有能力讲学位课。童教授接过勘误表时，我就断定学位课的讲授，我势在必得。

最后，事情如我所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导演。

        给童教授解了围，理应得到承认，课表上理应正式加上我的名字。可是没人这么做，也不知童教授是怎么想的。不过，谁也否认不了我是本专业研究生学位课首位主讲教师，所任课程内容虽无实用价值，但仍是全国首开的高深课程，事实胜于雄辩。

        整个假期，我昼夜兼程地备课。

 

这事儿加重了杨SX的受威胁感，她不愿让我“一枝独秀”，生怕我凸显出来。无奈自己不行，先后乞求许、赵两位老师再开其他学位课，皆被拒绝，都说已经开一门课了。她央求许老师的情景被我撞见，尴尬地指着我说了一句实话、：“人家已经开了两门，这又要开第三门了。”许老师明智，坚决不淌教研组科研的浑水。

我开课后，学生反映照例良好，官方依旧不愿承认，杨SX的戒心更甚一层，我则义无反顾。在清华大学，必须不失时机地证明自己的实力。

根据学科发展趋势，我提出再开一门学位课，杨SX不予考虑，当即说：“系里规定每个教研组只许开一门学位课。”她全然忘却乞求别人开课的事，黔驴技穷，措手不及，才会如此前后矛盾。系里有关负责人说：“谁说只许开一门学位课，你们教研组开不出课，别的教研组都不只开一门，怎么会限制呢！”这又一次证明，杨SX等自己不学无术，又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正教授，虽能保驾过关，但怕群众非议，所以自己干不了，也不愿让别人干，以免众目睽睽之下，显得自己无为无能，大家都不干，他们挂着干部的名，那叫做“岗”，“因岗定职”就顺理成章了。

一般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是如此，你有实力，“党”不给你机会，什么调动积极因素，什么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如此等等，都得看“领导”的意思。对其不利的事，不管工作多么需要，也不会让你干。感到你有威胁，就更设法打入十八层地狱。在这个教研组，我干得再好，也得不到承认，反而成为提职的障碍。尽管我的工作有目共睹，无可挑剔，支书还是说：“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是，不仅自己做好，还要带动大家。”多么大言不惭！亏她说的出口，如今对党的干部都不提这样的要求。再说，我带动，必将另有罪名加害于我。久而久之，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态度，自己评价自己，能做好，说明自己有本事，不承认者不过是自欺欺人。

追求完美是我的习惯，我为父母追求完美，为不负今生追求完美。我走自己的路。

 

众云：小人得志

党支部讨论杨SY转正，会前不听群众反映，会上不让群众发言，自始至终按既定方针吹捧他“跟任何不好合作的人都能合作”，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合作者只有童教授和我。真相是，杨SY奉旨不遗余力地排挤、暗算我，我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他仍变本加厉，我怎么退让，他怎么紧逼，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要我怎么合作？！我极其愤懑。

杨SY被党炒作成“年轻有为，勇挑重担，把教研组的科研搞上去了。”我顿感凉了半截，如此科研状况，就评出“功臣”，教研组无望了！杨SY科研眼界如井底之蛙，工作上无实际作为，却被炫耀工作勤奋，每天早出晚归；而教师无需坐班，勤奋与否全凭良心，他是刻意做给人看，还经常自表“因公忘私”的故事。他虽顺利转正，但名声很差，系里非议不断，都知道他是个极端自私的小人。入党后，许多知情人问：“怎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更有人不屑地说：“这种人也能入党！”党外人士则庆幸：“群众队伍净化了。”

杨SY不过是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马前卒，为了向上爬，他为之效劳不以为耻。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不断暴露其自私虚荣，恶俗张扬，目空一切，众云：“小人得志”。

党支部后来还选他为模范党员，多年的老党员们倒也甘愿自认不如群众意见多多的杨SY，真是自我讽刺和贬损。“他们”明抬杨SY，暗中贬我，重用他就是为了排挤我。多数党员或不了解这一内情，或事不关己。上级组织倒是多次过问我的入党问题，党支部应付上级倒也多次走讨论的过场。一位正直的党员告诉我，讨论时，他曾问过：“人家到底怎么了，老这么拖着！”

        前述，我争取入党早已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奋斗终生，也并非还想圆满年轻时的夙愿，党的形象也日益不令人向往，甚至都不想跟整我的人较劲了。那么，为什么还不撤回申请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不让整我的人得到解脱，一旦提出不再要求入党，“他们”就会毫无愧疚地一身轻了。【20年后的今天，我觉悟了，后悔为这些事浪费过时间和精力，真不值得。——2014】

        我奋力抗争的目标只剩下体现自身价值，为此，我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然而，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处境中，开路架桥也是犯禁的，竟有人专事堵路拆桥，我不得不披荆斩棘，身心疲惫。我就不明白，堂堂清华大学，怎么就不容我做好工作呢？ 

       

        中国的“职称”制度和具体操作，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毒瘤，有权或有后台者靠歪门邪道当教授，得志的小人乘歪风邪气青云直上。如此高校，杨振宁却大言不惭地吹捧，其私心昭然若揭。钱学森的大师之问迟到了，答案早已明摆着，人所共知。

 

“党“的考验

提为副教授前后，“他们”就指望我无所建树而自动放弃竞争。可是我讲授了多门专业课，有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一切优势都被视为威胁。杨SX为扫清提职路上的障碍，干脆滥用职权不安排我工作，或不承认系里安排给我的工作是教研组工作的一部分，领导任其所为。他们是想堵死我的路，逼我自动退出正高职的竞争。

我不得不揭穿阴谋，挑明了要争得平等的竞争机制，要求上级干预、制止不正当的做法。我近乎挑战地提出，此处不需要我，就调到需要之处。频繁被迫改行使我有能力适应任何新领域，自己苦一点，没有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教研组经常抱怨工作量重，要求增加人，我又能适应各种工作，他们不敢说不需要我，何况我争取来的任务不是谁都胜任。其实领导班子里存心整我的只有杨SX一人，年轻的新一届主任精明强干，不至于给她当枪使，加之系里还有人支持我工作，她不敢明目张胆，但从不放弃在背地挑拨是非。

剥夺工作权力未果，杨SX又生一计，以副书记兼副主任的名义下达任务，要我担任研究生的班主任。她以为我也一定像一般人那样抵触，与她争执，她就可诬我不服从需要，造成负面影响，堵住公正人们的嘴。明知是变方整我，并且我根本不赞成大学里的班主任辅导员制度，却爽快地接受了当班主任的安排。她愣住了，预谋落空，束手无策。她立刻找台阶下，换了个脸谱假惺惺地说：“我们考虑这工作适合你，你一定愿意干，所以不找别人，优先安排给你。”我当然不容她得便宜卖乖，当即声明如果有人特别想干，就优先安排别人。她忙说：“你不是争取入党嘛，这是党对你的考验！”

好一个“党”的考验！她自封为党！想让我陷进繁琐的事务工作，无暇东顾业务。为了排挤竞争者，她费尽心机。我真希望她把精神用到正经地方，脚踏实地，参与公平竞争。

我原本反对大学的班主任制度，学生历来厌烦那副教训人的脸谱，我亦如是。年轻人有无限的聪明才智，上大学前，已是学弟学妹的榜样，进了大学，却又被看小了。设班主任、辅导员其实是控制学生的一种手段，不利于培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班主任一般由党员担任，若非另有目的，是不会信任我的。我虽反对这个制度，但有机会接触较多的学生，这是我欣然接受的另一原因。

普遍认为，研究生比本科生更难“对付”，我或将面临许多费力不讨好的难题？得有思想准备，经受“党”的考验。

 

路被堵了，再开，桥被拆了，再架，我不听摆布，着实让视我为威胁，存心摧垮我的人头疼。

 

清华园里有亲人

开学那天，主管研究生工作的系党委委员郭SL只向学生介绍了我，就全权放手了。面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他们了。自我介绍说：“我不是党员，”顿时掌声雷动，我才知道当代学生不歧视非党老师。“也没当过班主任，甚至不赞成这个制度。”又是雷鸣般的掌声，“但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安排，来做你们的朋友。我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你们是八十年代新一辈，都说咱们之间有难以逾越的代沟，我看没那么严重。我们都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维护正义，那就一定有共同语言。”台下一片欢呼声。

这么令我欣慰的开始，杨SX要是知道了，大概会撤换我的。

        有位同学没有及时报道，他年幼丧母，不久前，父亲又意外去世。他没有家了，我告知全班，要让他一到校就感受到家的温暖。

         从此我常常不知不觉就来到学生宿舍，与学生促膝谈心。一两周后，我几乎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学生说他们彼此还做不到呢。还说：“读书以来经历的班主任太多了，有的一个学期下来，也没见过面，有的老找我们的茬儿，见了面我们也躲着，老师你不一样，你是自己人。”——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

所有班主任的工作量是一样的，付出的多少则因人而异。我心里装着每一个学生，急之所急，想其所想，好像有一条无形而结实的线，把五十六个同学连在一起，同学们都心向这个集体。我视学生为朋友，平等相处，无话不谈，有学生告诉我个人隐私，说跟父母都不说。这种信任让我心暖，更感到责任重大。我把他们的隐私封存心底与之分担，绝不向上汇报或公诸于众——那样，是踩着学生肩膀往上爬。

      

       班里第一次过中秋，学生邀我参加，又怕影响我家庭团圆。

       外地来的学生都不能与父母共度佳节，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有我在，就不仅是班级活动，而是有亲人长辈的天伦之乐，我们一起游园、谈心，十分愉快。家里人支持我，等我回家一起赏月过节。

 

那时食堂开饭时间太短，学生上机往往错过饭点儿，许多人用电炉或电热杯接短。校方下令不准使用电炉，班主任大都负起责任，突然抽查，缴获“战利品”。我则通知学生要检查了，藏好电炉，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向校方反映意见，改进食堂工作，给同学方便。

       

        在班主任里，我的做法堪称另类，犯上，但是我愿意。

       

        这班研究生，以及我教过的学生，让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清华园里有亲人。

 

没有代沟

我不确知档案究竟是什么样子，只听说其中除了有关的个人资料，还包罗对个人不利的一切，能毁掉人的一生。当然也会记载有利的，可这只有“听话”的人才有。档案不是随便看的，我这个普通群众没有资格。好在我不想根据档案了解学生，喜欢不带成见，相信直觉。当班主任接触了学生，深感八十年代青年绝不像有人担忧的那样，他们有思想、有抱负，普遍比五十年代的青年有头脑。“担忧”什么呢，是怕他们不驯服吧。有人深情留恋五十年代，我也曾误以为那时最佳，后来才逐步认清，那时全民只用一个脑袋思考，伟光正说一不二。文革中“天机”泄露，方知还有远不如一般的“特殊材料”。唯党独尊一去难返，致使受益者念念不忘那个年代。我不“听话”，感受过不自由，因而比较容易反思五十年代的弊病。

 

学生使我受益匪浅，我与他们之间没有代沟。

世界潮流滚滚向前，不会停滞或倒退。人口众多，十几亿头脑很难顺从一言，没有不透风的墙，进步之风吹来，最富敏感性的青年最先乘风翱翔。我的学生并不像传说的“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真心实意爱国，实事求是处事。五十年代，人们只表现爱国，并未真尽匹夫之责，八十年代青年则在想，国家怎样才算得真正强大。

 

先进集体的那些事儿

系党委主管研究生的委员郭SL一直非常放手，我和学生共同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环境，第一次觉得清华大学属于我，有我最亲近的人。一年不到，换了严JC接管研究生工作，他也是文革被辍学的，曾是学生本科时期的辅导员，可是同学们对此熟人的到来无动于衷。他到任一个月，只抓了一次社会实践，期末评先进时，就独断地说，这个班只有社会实践可以申报先进，没有条件竞争先进集体，贬低他未经手的一切成绩，而社会实践只佔我班一学年里短短的一个月。

我不愿苟同，正巧遇见我班担任校团委书记的杨振斌同学，就征求他的意见。他了解全校情况，说：“咱们班在全校比较突出，我看应该申报先进集体。”我俩立即找班干部协商，大家一致认为社会实践仅是一时一事，总体表现更值得总结，参加评比，评不上也可找出差距继续努力。

他们通宵达旦认真写了总结，我交给严JC并传达了学生参评的热情。他没看材料就铁定地说：“我只管社会实践，到时候你自己向学校评审组汇报。”我珍惜学生的积极性，答应了。

但我始终没有等到向校评委汇报的通知。没多久，偶然碰见严JC，他说：“哎呀！我费了好大力气争取，才说服了评委，一致投了咱们班的票。”我班学生得到承认我就高兴，并不介意谁去汇报。

 

校刊编辑部送发我一期《新清华》，登着记者采访我班同学的文章，大赞我班是“朝气蓬勃的集体”。一位编辑说，张孝文校长看了其中学生对班主任的评价，用红笔标出，并批注：“这样的好老师，为什么就不能入党！”我真想告诉校长，教研组党支部有攻不破的“守门员”。同学们了解我在入党问题上所受的刁难，每次党支部会都邀请我，我不是作为班主任，而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学生中党龄最长的党员鸣不平说：“共产党为什么不要好人？”我忙解释，说这只是一个支部的问题。我与许多非党同学谈话，鼓励他们争取入党，他们说：“老师这么好，党都不吸收你，可是不怎么样的人却能入党，党是怎么了？”学生们说：“我们觉得是党员的老师，准不是党员，觉得不是的，倒是。”我劝他们切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别因为我这个别现象，失去对党的信任，放弃入党的决心。

这个班三年内发展了十名党员，不敢说是我“发展”的，但我确实认真督促过他们【注：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决定了这样的做法。】

 

接着，我班又被评为市先进集体。年终，教工先进个人的大红榜张贴出来，醒目得由不得你不看，我驻足看见严JC的大名，他正巧路过，尴尬地说：“孙老师，我不会忘记你的。”我淡然一笑，他显然把“先进”看得很重。不过，我还是珍惜他的态度，他大概还知道自己对这个先进集体没做什么。

整个过程中，严JC的做法显得很功利，说了我班条件不够，他不管去汇报，看了学生有说服力的总结，就当仁不让了，还说是他说服了评委才评上的。后来的事让我知道，他也是为自己的前程铺垫。他是党的干部，同龄人基本上是非党员，再把我班校、市先进集体的事迹算在他头上，怎么会评不上先进？

 

教研组秘书一贯负责任地把每期校刊放在办公室桌面上，提醒大家看，以便了解校内大事。这次一反常态，刊登我班事迹的这期校刊却始终未见踪影，难怪没人知道这些事情，自然不会为我鸣不平。是悉心安排的，还是秘书与领导保持一致自觉而为？我无从知晓。倒是校、系内其他单位许多人为我高兴，叫我“优秀班主任”。

 

我班成绩斐然，全校闻名，说明工作做得不错，可是系党委又画蛇添足地派来党员李FY协助严JC加强领导。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乃一箭双雕，一来贬低我这个非党班主任的作用，二来为了给李FY安排“因岗定职”的“岗”。严JC宣布今后思想工作由他俩共同负责，我问，班主任干什么，他说：“事务性工作。”我说：“我的概念里，做班主任充满了思想工作，如果只是事务性的，学生完全可以自治。”严JC干脆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反正你不算思想工作组的成员。”他交代的明白，今后我当班主任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他俩所代表的党的领导，都将成为他们晋升的“资本”——严JC率先摘了桃子，又让李FY接着摘。

 

其实，我并不在乎什么“先进”，也没认为研究生班的先进集体是我的业绩。只是半路杀出的党员领导们并未“带动群众一道工作”，并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有党给他们做主，他们见困难就让，而绝不上，他们见荣誉就上，而决不让。

 

我班评为先进，教研组当然不可能永远装不知道。我想起杨SX说过，当班主任是“‘党’考验”我，就故意跟党支部书记谈经受考验的体会。她不愿谈及此事，敷衍地说：“知道了，知道了，这班学生素质好。”——她显然清楚知道一切，而且想好了对策：我不主动提此事，他们就装作不知；我提起，他们就冷漠视之，竭力抹煞我的作用，非但不肯定我的工作，还要一笔勾销我付出的心血。

此后，党支部大肆吹捧一个党员班主任，让她在全系介绍经验。她干巴巴地报了些数据，比如，与学生谈话的人次，每人谈了多少分钟等等；指名道姓地数落学生的缺点错误，在她的教育下才翻然悔悟，引起众人反感。系里许多与我并无私交的同事批评系领导不公平，说我干得那么出色，也没表扬过，她才干了一个月就介绍经验，言之无物，不能服众，贬低学生抬高自己，令人蔑视。 
 

我给学生一颗炽热的心，她则一味监管学生。学生主动热情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据说她要求参加，学生就改期。学生回报我永恒的友谊、信任和温暖，据说她家里陈列着学生在授意下送的镜框。

教研组还表扬了一个抱怨班主任工作是负担的年轻教师，以示对班主任工作的重视，有意对我的成绩熟视无睹。

 

“他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本教研组无视于我，校方却要我在全校研究生班主任大会上介绍经验。我说没有经验，严JC既已归功于己，当然不希望突出我，顺势说：“那就不要讲了。”可是校方坚持，我就讲了体会和感慨。研究生院领导林恭实走上讲台热情地与我握手，说：“全校老师都像你这样，清华大学就办好了。”

之后，校党委通知，让我和某副书记一起参加1988年北京市德育年会，要我复印50份在全校班主任会上的发言稿。我用自己的经费复印上交后，又通知我这次不去了，说以后还有机会。说真的，我是从事学术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想参加什么德育年会，但是不禁要问，偌大清华大学，高层领导出席德育年会，竟然只携带我的发言稿，别无其他，全校那么多双肩挑甚至全职的政工干部，就都拿不出“德育”的成果吗？

 

我处在有功无禄的境遇中，生命有限，时光飞逝，废寝忘食也架不住干什么教研组都不承认。我不在乎得奖，可是职称看重奖，有人靠后台制造奖项，我则该得的也得不到。我想应该有言在先，就去找系主任，照理，情况他都知道，也有权主持公道，但却敷衍说：“大家都知道你做得好，也都知道学生喜欢你，怎么说不承认呢？”他分明是在装糊涂，我揭穿说：“大家都知道有什么用？我连口头表扬都没受过，可是人家又上“岗”，又制造奖状，都存入档案。”他找些托词，推得一干二净，完全不愿主持公道。不得已，我明确告诉他：“我反映情况，不是要求照顾，我会做好一切，只希望你们别一边炒作某些人，一边视而不见我的成绩。我能达到正教授的一切标准，别故意压我。”系主任又一次亮出底牌：“只有极少数人能提正教授，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只能顶着副教授帽子退休。”

谈话没有结果。我不为他的“宣判”所左右，一如既往地奋发图强。我追求合格正教授的水准，某些人则绞尽脑汁，用华丽的包装，裹住假冒伪劣。

没过多久，系主任就戴上了正教授帽子。就是一顶帽子，他只担任领导，没有业务工作，他因“岗”定了职，而我不是官儿，没有潜规则的“岗”。好在我有一定之规，如果听信他的话，甘愿“顶着副教授帽子”而不再进取，就没有理由维权了。清华有相当一批因“岗”定职者，占了大量的教授名额。我不怪系主任，他算是受益较晚的了，能得益，谁会不要呢。

党的一切政策旨在巩固统治，提职政策也不例外，得保自己人。

 

我本应评上的先进，就这样被草率地剥夺了。但我的贡献有目共睹，加之学生的舆论，党支部感到很大压力，连严JC都说：“这回你们党支部想让你入党也得让你入，不想让你入党也得让你入。”当时我不确知有人怕我入党，自己也以为，未评先进是因为有人摘桃，入党又不牵扯别人，总该势在必行吧。

 

党支部在巨大压力下阻挡着我，不免担心正直人们的非议，而且当时上级党组织也还重视我的入党问题，支部必得处心积虑地找借口，继续阻碍我入党。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但后来的事发生得比意料之中的离奇百倍。              【是否加8964的事？】**********

莫须有

一次，系党委委员郭SL以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流露遗憾地问：“是不是在教研组里有什么事没处理好？”我莫名其妙。见我不解，他说明了情况：“党支部说你抢别人的研究生。”真是丈二和尚！我问：“抢谁的研究生了？”“是不是朱YQ的？”我恍然悟到，这又是有人强加给我莫须有的罪名。我表示了愤怒，说系党委如果相信党支部编造的拙劣理由，未免太愚蠢了。

实情是这样的，朱老师将需较长时间离职，她的研究生担心无人指导，要求换到我名下，我当即告知：“必须经导师同意，还要提出书面申请。”我教过她多门课程，她找我，是很自然的。后来，朱老师安排了新导师，学生还是想做我的课题。我明确说：“既然安排好了，就安心服从吧。”这事过去快一学期了，没有人过问，再也想不到支部上告系党委不讨论我入党是因为这个，我必须澄清实事。

教研组主任显然对此事记忆犹新，没等我说完就抢话：“反正你把朱YQ弄得很恼火。”我没做什么，更没想让别人恼火，他不容我解释。跟他说不清，我直接找了朱老师，坦诚交谈，她明说对我没有意见，只是责怪学生不跟她商量就向教研组申请。我如实相告事情经过，说明我没做过违反规定的事，学生也没想背着她换课题。朱老师很正直，对于“他们”的做法，她和我一样莫名其妙，并且告诉我，她在党支部会上问过我的入党问题为什么老拖着。我顿时明白了“莫须有”的起因，朱老师为我主持过公道，有人就设法离间我们，还借茬儿向系党委告我的状，真可谓无孔不入。

        我想起，调走的几位年轻同事异口同声的关照：“教研组有人觉得您是威胁，不会让您入党，您就别费劲了。”

 

我班第一次评为先进集体之前，只由我一人负责，学生都清楚，系党委也应了解，可是严JC成了先进工作者，学生都为我鸣不平。系的S副书记流露关照之意，想给我换个基层单位，解决入党问题。我不要这样的补偿，不要施舍，要的是付出被承认。系党委煞不住党支部的不正之风，校党委也同样“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因为我在校内的影响，党支部十分尴尬，费尽心机接连制造欲加之罪。他们制造的事端，每每使我有误入白虎堂之感，防不胜防。即使我真有不当之处，也应弄清情况再下结论，他们却不问青红皂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为借口，不接受我入党，久而久之，系党委似也默认支部的诬陷，竭力压住各方面支持我的强烈呼声。他们的最终目的还不在于拒绝我入党，而在于将我挤出正高职的竞争——我有实力，如果也在党，无疑大大增加他们挤我的难度。

 

次年，我班又评为校、市先进，这次不要说支部，就是系党委，

也认为这与我无关，一切归功于正副组长，他们是党的领导！这是“因岗定职”的目的，同时也如全国举措，在党的威信大不如前的形势下，抓住一切机会肯定党员的作用，证明组织依旧伟光正，党员依旧特优秀。就这样，我一直被拒于党的大门之外。

 

系主任总结工作，向全系大赞我班好，却只字不提班主任，绝不像对某些班主任那样大肆表彰，这就助长了教研组敢于无视我的成绩。我没得到任何正式的肯定，但仅是我在全校发言、学生的赞美，校刊约稿，就足以让红眼病之类坐卧不宁了。

 

我与学生之间友谊日深，生活充实。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肄业出国，临行前跟我说：“我很留恋咱们班，如果老师都像你这样，我就不想出国了。”毕业前，学生依依不舍，毕业后仍保持联系，建了通讯网，我与同学一样被列于其中，颇感欣慰。毕业后，他们定期编辑通讯，互通消息，连我体育比赛获奖的事都不漏掉。至今，他们已毕业近三十年，我们仍在网上通信、聊天。

 

杨SX等以己度人，以为我会被压垮，但学位课，英语授课，获准自然科学基金，班主任等等，都是不争的事实，我每每从刻意设置的陷阱里挣扎出来。我的课题吸引了外专业的学生，主动要求我做导师，粉碎了“堵路拆桥”的阴谋。我的论文或被全国性学术会议重点表彰，或被国际会议选作大会发言。------。虽然每走一步，都须披荆斩棘，但我的成绩有目共睹，所以，付出的艰辛有所值。

 

我所做到的一切，与杨SX的无为，形成鲜明对照，她如坐针毡，于是调兵遣将，令年轻教师长期帮衬，给最强的研究生当挂名导师，有专用的实验员。自己不学无术，却放不下架子，从不平等待人。她积极拉刚分来的小青年入党，以便听她个人使唤。小青年不明真相跟了她一段，俨然一个骨干分子的架势。这事儿让人们想起了我，纷纷质疑党支部，为什么不吸收“久经考验，表现出色”的，而硬拉一个还没来得及有所表现的小孩子？这孩子毕竟单纯正直，了解真相后，不愿接受不光彩的“重视”，不久就辞职了。

 

两度提升正高职，杨SX与我都名落孙山。人们清楚，重点保护对象太多，我之类的百姓必被挤掉，而她是扶不起的阿斗，“保”中未被“择优”。她几乎全职排挤别人，我替她惋惜浪费的大量时间。她胆子不大，很少出面，而是背地里煽风点火，撺掇别人，但明眼人皆知，正是她，视我为威胁，千方百计挤兑我。

       

        如果仅此一人，倒不致坏了清华大学，问题是，不仅不止此一人，而且官方政策庇护这样的人，这就导致了清华大学的溃败。

 

节外生枝

如前述，我一度被孤立起来，“党”不安排我与人合作的工作，却继续宣传我不好合作。我问：“没有合作者，怎么才算处理好合作？”支书毕竟年轻，脱口而出：“应该关心别人的工作啊！”她自知失言，眼下哪个党员关心过别人？倒来要求非党员！再说，我若是主动过问别人的工作，别人怎么想？清华的人，你死我活的职称竞争形势下，谁愿意别人干预？支书画蛇添足，举出我“合作”出问题的例子：“你破坏了工会活动。”好大的罪名！从何说起呢？ 支书亮底说：“董MC说你帮了倒忙。”

给电机系上课时，匿名状告我的董MC当了系工会主席，我不计前嫌，一直支持他的工作，比赛获奖，他还向我道谢呢，我彻底糊涂了。支书又说：“你说找人指挥，可自己不参加活动，幸亏他有两手准备，你差点儿拆了他的台。”简直是无中生有！当时董说希望找个合唱指挥，因为歌曲是我选的，我是说过可以找到，也确实找了，但不合适。其实，我本人就胜任合唱指挥，但不愿出头露面（不是已经说我锋芒毕露了吗！）我及时告诉了董MC，说帮他再想办法，他亲口说：“不用了，系主任要亲自上阵，领导出马还加分呢。”我很高兴，当即把自己写的指挥谱交给了系主任。至于“自己不参加活动”，纯属无稽之谈，只有一次因开全校性的会缺席了，事先还请了假。我是最认真不过的，真没想到董某如此两面派，支书如此听信谗言，为了整我，他们居然鸡蛋里挑骨头！

令我鄙视的是，事情已圆满解决，时间也过去良久，董MC居然造出如此谣言，迎合某些人的意思整我。更可鄙的是，党支部竟偏听偏信，不问青红皂白加罪于我。这是原则性问题，于是严厉地声明：“我不屑于辟谣，甚至权当你们没有造谣，只问，党章上那一条规定了入党与参加业余活动有关？你们以什么态度对待严肃的入党问题？你根本没参加，不是照样当支部书记？我积极参加了怎么倒破坏了？”支书干脆耍赖：“我不擅长。”组委显得“老练”些，煞有介事地说出缓兵之计：“不要争了，这件事需要调查。”理屈词穷，想起了调查。我蔑视地顶撞：“没调查就下结论！再说你也参加了，还找谁调查？”另一支委是我的学生，他看不过去：“老师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组委见话头不对，忙截住他，转向我：“你要求入党，我们希望你做得更好。”我已厌恶这种陈词滥调，你们是党的干部，哪一点比我做得更好？我不想浪费时间，退一步说：“要调查就尽快，最好找来董MC当面对质。”组委不识时务地罗嗦：“不怕有缺点，认识了就好。”又近乎乞求地对我说：“哪怕承认一点点，我们当支委的也好做工作呀！”话语里听得出他们却有难处，一定是有意卡我的势力不断向他们施压，我想成全他们不受指责。可是谁没有缺点？我从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但绝不容忍诬陷。组委倒是有心下台阶，只要我不那么强硬，也许会努力发展我的，发展了我这个老大难，还可算是她的业绩，但我没给她台阶，不愿再谈下去，我不为五斗米折腰，更不能纵容不正之风。

士可杀，不可辱！

 

这件事充分证明，党支部，应该说是个别人吧，真的是存心不让我入党。我曾真心热爱共产党，执著地争取加入，虽然越来越多的党员与我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但我渴望自己做到合格。在清华大学奋斗十余年，努力工作，严于律己，群众公认我比那些党员强得多，却被不堪之人拒之门外。渐渐地，我的入党动机变了，不再是青少年时那种纯正的夙愿，而更多是不服气被那些人卡着。再后来，不放弃入党要求干脆是为了给卡我的人添堵，若是撤回申请或是不积极了，他们就有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让他们永远欠下这笔债，我想看他们还能怎样煞费苦心编造拖延的理由。

 

反思过去，我在入党这事儿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不值得。此后，我只是每学期末问支书一次他们的“调查结果”。第一次询问，她就装糊涂：“调查什么？”“你们以支委会的名义说要调查的事，不应该忘了吧。”她尴尬地说：“好好，我去问董MC。”我寸步不让：“你找他来当面对质！”她说没这个权力。“你就有权力诬陷我！不行！这事非弄清楚不可。”她想暂时摆脱，就随口答应了。事后敷衍我说董某敢于作证，我说：“你把他找来呀！”她耍起无赖，说没处去找。我让步，让她跟董某约好再通知我，我随叫随到。她冒出了一句很弱智的话：“怪我当初不该说出他的名字。”我忿忿地说：“有你这样的书记，我替共产党难为情。不说出名字就可以造谣吗？”

 

一天正巧碰见董某，他满脸堆笑伪装“友好”，“热情”地招呼我。我诚恳地谈了那件事，他顿时变脸：“你就是拆了我们的台，大家等你一个人，没法排练。”难得他如此准确地诠释了“撒谎不打草稿”，我质问道：“我又不是主角，就一次缺席，还跟你请了假，你也没让我负责，怎么我不来就不能排练？我根本不参加也无可非议。”他继续无理取闹，摇晃着脑袋：“你就是起了破坏作用。”接着就一步三晃地溜了。对着那令人作呕的背影，我厉声说：“流氓！”只有这个词适合他了，他曾经一直感谢我，事后从未说过有意见，为了溜须拍马，就无中生有陷害无辜，不折不扣的流氓。

 

从此我拒绝参加系工会的活动，以示抗议。我无处说理，也没那闲工夫，自古以来，官官相护，今日治下尤甚。每学期结束前追问支书一次，作为备忘，提醒他们这事没完。

 

又一个学期末，支书组委一起找我谈话，声明他们对我的问题特别重视：“跟别的积极分子谈话一个人就够了，跟你谈话至少两个人，而且认真准备。”我不愿兜圈子，一针见血地指出：“说谎当然得准备，来一个人怕编不圆谎话吧？谈谈话，用得着准备吗？我就不准备，怎么想就么说，尊重事实多省心啊。”他俩涨红了脸，显然触及了痛处，但仍摆出干部架势，让我谈争取入党的体会和自己的优缺点。我轻蔑他们以党自居，单刀直入地问：“我怎么破坏了工会工作？”书记支支吾吾说：“这事儿不是早就过去了吗？”我紧逼：“过去了？什么结论？没通知我呀。”他俩哑口无言。“‘调查’可是你们说的，怎么忘了？”组委故意扯开话题：“你特别想入党，------”我已完全失去耐心：“现在不说入不入党，先把诬陷我的事说清楚！”

这时有人找她，算是捞到救命稻草，她立即抽身走了，否则不好收场。剩下胡搅蛮缠的傀儡书记，我不屑于奉陪。

 

申请入党一直像个紧箍咒，我事事谨慎，时时反省，仍躲不开频频的节外生枝。好在我已提高了真正的觉悟，早已不那么在乎入党与否了，我是有骨气的。

 

甩掉“紧箍咒”

一言以蔽之，恢复职称后，有人不想费力只想讨好，所以滥用职权压制有竞争能力的老实人。我自强不息，不遗余力，有人感到压不住，所以不可能再让我入党，因为这些人要守住自己仅有的“优势”——在党。我绝对严于律己，所以问心无愧。

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内心的海啸，我才认清这个现实。感谢诸多友好，帮我挣脱了羁绊。

老同学世芬最了解我的离奇遭遇，她是党员，邻居，还是我孩子的老师。每逢奇事，她必是我第一个倾诉对象。我不光是为宣泄，更明确要求她客观评判，我若有错切勿姑息，以防我主观冲动。她饱受文革摧残，健康状况极差，但总是耐心倾听。每每听我尽量客观的叙述，她都比我更动情，控制不住生气，泪水盈眶。我担心她伤身，努力掩饰内心的苦楚，不敢再说下去。她的义愤来自为我不平，也来自对她自己那个组织的失望，恨那个组织不讲道理。

早在1970年代，老同学，党员稚歧，就劝我不要申请入党。她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上大学，当了中学老师，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断肋骨，后患癌症。我去看望她时，她的女儿似乎早已熟悉我，说我“就是那个老想入党的阿姨”，可见她有多么关心我的坎坷经历，她女儿则认为我与其说是执着，不如说是犯傻。

1980年代，偶遇老同学，地下党，担任要职的启恒。她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党支部外调我时找过她，说她百忙中接待了他们，热情赞扬了我，所以她以为我早就入党了。见到她时我还真的很愧疚，想她一定怪我进步太慢。可是我道出实情后，她说：“别再争取。党和宗教一样，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都会被人弄坏。”我理解她的肺腑之言，但仍不想放弃，解释说：“主要因为自己付出了艰辛，希望有个公正评价。”她果断而深情地说：“自己评价自己。”这句话很重要，促我恍悟，我一个自由人，为什么一定要让自称“党”的那几个人来评价呢，但是当时我执迷不悟，入党初衷痴心不改。

真心相待的人都劝我别为那张党票赌气，妈妈不断开导我“别生闲气”，直至离我而去。孩子从小就认为，党要是好，就不会把自己爸妈这样的好人拒之门外。我也逐渐有了真正的觉悟，甩掉紧箍咒，自己评价自己。就这样，我获得了新生，我行我素，心情豁然开朗，身体也好了许多。特别是1980年代末，大环境震撼了我之后，我开始无所顾忌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不正之风，致使教研组会议明显减少，实在有事时，也是宣布完了匆匆散会。他们取消了民主生活会，不给大家说话的机会。

我抓住一切场合畅所欲言，以攻为守，导致群情激奋，踊跃发言。头头十分狼狈，又无法指责，因为我不是发个人牢骚，而是为大家、为办好清华仗义执言。

 

看不见的战线

朋友们本以为逾不惑之年的我调到清华大学，是继“万水千山”和“车轮滚滚”之后的“锦上添花”（电影名），其实却是开始了更为艰辛的历程，恢复职称后，我的处境被挚友们比作“看不见的战线”，想来有趣，我的人生阶段居然都可用影视名称作为标题。

诚然，我面临的人为障碍太多，“文人相轻”愈演愈烈。恢复职称本是好事，如果人人为之切实努力，参与良性竞争，必能促进学术发展，可是一统天下，什么都走样，“行与不行”的对联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个现实。行，还是不行，全按“党”的标准，后来党的权限甚至扩展到取代医生，决定某种药谁才能吃，谁能休病假。

在“行与不行”政策指引下，各级、各界领导虽不事学术，也都成了“正教授”。因“岗”定职，他们有“岗”，参评的述职就是党八股式的行政工作总结，于是，坊间称他们为“街道教授”、“食堂教授”等等。他们打着名校教授的旗号，满世界招摇撞骗，所以，奉劝各界谨防假冒，切勿轻易肃然起敬。在这样的现实中，真正做学问的人难有出头之日，看你“勇略过主”，人家就不给你“岗”，而党员都有。“岗”不够用，就设新“岗”，建立新系、新组、甚至虚设不干实事的机构。“岗”就是官位，有了官位就不愁当不了教授。批判了“学而优则仕”，推行“学而仕则优”，最后发展成了“不学，仕也优”。不学，当然谈不上学术水准，而水准是相对的，虽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但官位越高，就越没有与之相比的货。众目睽睽之下，权势不高，又没有竞争力的七品芝麻官，就自己不“革命”，也不让人家“革命”，竭尽阻碍、压制之能事，让别人也不能表现出实力。正是因为七品芝麻官不断骚扰，我每走一步都得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了路必被人堵，只得奋力再开；架了桥必被人拆，只得玩命再架，以致筋疲力竭。他们给人穿玻璃小鞋，让你步履维艰。这种不易察觉的剑拔弩张，就是友人们所谓的“看不见的战线”。     
  

        我最珍惜的学长刘秀莹对清华大学了如指掌，她有文章提到和我“煲电话粥”，清华见闻是少不了的粥料。我们形容身处清华的感受，话语竟然一模一样：“清华想整你，满身是嘴也别想说清”。我不忍心干扰病重的她，始终未了见面的心愿，2013年秋，她去了天堂，我留下永远的遗憾，失去了知己，我的心时时隐隐作痛。

        既然满身是嘴都别想说清，就索性不说，但我始终直面艰难，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大学毕业后，赶上反修防修，废除了职称，我与同代大学教师一样，当了十多年助教。恢复职称提为讲师后，已逾不惑。申报副高职就开始受阻，幸有常先生公正裁决，才获批准，时年已近天命。此后崎岖坎坷，上未能孝敬父母，下未能相夫教子，不遗余力地工作，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就是系领导成员中也有为我鸣不平的，唯独本教研组某些人，故意视而不见。非干、非党，性别女，无后台，又只讲真话，这些都是在清华大学提职的致命伤，我都占了，可谓“五毒”俱全。正因为此，我被拖入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除非退出竞争。我继续前行，永不退缩。

“教授”是这样炼成的

       我给本专业研究生开学位课，做了本应正教授承担的许多工作，杨SX怕舆论，就通过后台找了个给非电专业研究生讲课的差事，内容虽浅于本专业的本科课程，也算给研究生开了课，说出去好听（自欺欺人）。一次，我因公来到她任课的M系研究生科，女科长顺口跟我说：“你们系这个人讲课，学生根本听不懂，意见可大了”。就在授课对象如此负面的反映下，她这门课，竟人不知鬼不觉地，评上了“研究生一类课”，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有本科生的一类课评比，没人知道研究生课有此举措，更不知何时何地怎么操作的。可这，就是她为教授职称积累的，仅有的重要“业绩”。

组内同一批提的副教授中，有人退休，有人先后调离，只剩下她和我。她有“岗”，我实干，她尽用招数对付我，我顽强地一一接招儿。第一次轮到申报正高，她本不敢报，可是见我申报，她就匆忙紧跟。靠后台造奖状，参评时，我述职，她述“奖”。那次要照顾的官儿过剩，轮不上我，也没轮上她（尽管她有“岗”）。这种情形持续着，被照顾的对象太多，众多干实事的教师不过是充当“分母”，以衬托出“竞争激烈”。  

后来我应聘赴境外讲学，以为不允许申请提职而暂停申报。

我离开后，教研组已无资历相当者与杨SX竞争，她显然薄弱，

未能从被照顾对象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我离开之际，其他教研组仍是多人竞争，评委不想得罪任何一组，“党”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照顾了她，把名额派给了力保她一人的我们教研组。

众口相传，杨SX当了教授，日子并不好过，群众指名道地问“凭什么当教授？！”她的老同学说：“班里最笨的人当教授了。”由于其为人暴露无遗，为她服务的手下人众叛亲离，只剩下忠厚实干的唐老师，当人们蔑视地非议杨SX时，唐老师笑而不语。

 

唐老师虽与我交往不多，但彼此绝对友好。或许因为他十分了解杨SX，并从不趋炎附势，所以让我明显感到他的正直与善良，他是我在清华遇到的最好的人。这种感觉越来越被证实，直到近日，全系聚餐中，他绕过许多餐桌，特地前来与我打招呼，淳朴的笑容与话语令我深受感动。我退休二十年又住校外，唐老师不忘记我，主动送来温暖，难道不是为了抚平我多年的创伤，表达理解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辛苦？没有别人专程与我打招呼，唐老师也没有跟谁都专程打招呼，我无比珍惜，感动之泪充满心田。

 

提职中照顾完当官儿的还得拉扯官儿太太们，有网上聊天为证，问：“X项目不是鉴定过了吗，怎么又拿出来鉴定？”答：“因为某书记夫人要申报教授啊！”一个项目多人分享，谁提职称，就说谁是主要贡献者，甚至说当下的申请者才是真做这个项目的，反正未曾真做的已经是教授了，奈何？众学生到处嚷嚷：“XXX提教授了，开始学外语了。”——这算是要强的，还知道学。

文革后，清华大学“教授”就是这样炼成的，杨SX只是冒牌儿货里的一个例子。

应聘

 1992年夏的一天，我在系办公室门口，同时遇上两个人：主管人事的副系主任和某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问那位教研室主任考虑的怎么样了，后者从包里掏出两页纸，摇着头递给了副系主任。副系主任叫住我说，澳门大学全球范围招聘教授，按他们的要求讲学，让我考虑是否应聘，至于成功与否当然由该校方决定。

 那两张纸是招聘表格，经手者颇多，已揉搓的折角。澳门大学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经手者虽羡慕写明的高薪，但不具备英语授课能力而无法应聘。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此时，我已有过四届英语授课的经历，应聘是有底气的。但是如果离校，势必影响提升正高职。我只在乎业绩得到认可，对于高薪并无兴趣。跟家里人商量，我先生也在乎我被承认而不热衷高薪；姐姐，尤其是姐夫，则说我犯傻。当时的教研室主任非常支持我应聘。最后想通，如能在全球竞聘中胜出，不是更有说服力的承认吗？于是决定竞聘。

 外事组对我这个外来户当然陌生，当即给了个下马威。负责人说人家要有外国博士学位的，至少也得出过国。他明显的小觑，倒坚定了我竞聘的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心平气和地说：“麻烦你报上去，不是由招聘方挑选吗？人家会把关的。”那人说还得自费到珠海面试，大概是好心提醒我，弄不好会劳民伤财。见我毫不犹豫，他才勉强同意。

 

童教授大概担心我应聘失利，面授机宜说：“你想应聘成功，就去找范MY，------”说我系范MY的老公周LG将接替葡国人担任澳大科技学院院长。我回答说：“人家会公平择优，不合格不能勉强，我谁也不找。”前面说过，靠实力参与良性竞争是我一贯的原则，我参加全球招聘，当然恪守这个信条。

 范MY却主动打来电话：“他们想应聘的都找我，你为什么不找？”我礼貌地回答了她单刀直入的问题：“你身体不好，就不给你添麻烦了。”我竞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求人无异于考试作弊，为人师表岂可不堪？而且，成与败就都说不清了。

 

    不日，澳门大学来电话，广东腔：“院长电话面试，用英语。”

 于是，葡萄牙院长与我对话，谈了良久，让我详述自己的履历，谈应聘的想法等。他一口葡式英语，听着费劲，着实让我感觉紧张了一会儿，好在及时摸清了他的发音规律。

 他对我讲授过多门课程表示满意，希望很快跟我见面。他甚至告诉我：“清华大学把你排在最后，我就挑选了排在最后的你。”但我没有认为这是聘用我的承诺，我觉得自己在突然的电话面试中没有展现出最佳状态，期待着直接面试时有机会弥补。

 几天以后，收到周LG的来信，说“院长认为你口语还可以，范MY也证明了电话是你本人接的，你不用到珠海面试了。”我很诧异，与院长通话是在我家，范MY又不在场，她怎么可以证明？以什么身份证明？校方又凭什么就能相信她？我并不需要这样的证明。

 接着，澳大寄来正式的合约，是李天庆校长直接与我签订的。周LG其实不必来信，对于此人，我是到了澳大以后才认识并逐渐有所了解的。后来方知，他从中插手，乃其作风使然——他想把清华来的人都控制在他和他太太的手中。

 

 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同事表示赞扬，我绝对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个别人显得多心，比如外系一中学校友莫名向我解释，她“后来没弄英语，而学了日语”；有人说自己老公英语很棒，不应聘是怕那边会很累；老公外语不行的就说某某人外语很行，只因专业不对口，所以不能应聘；总之，清华总有那么些人从心眼里觉得外来户不应更强。许老师特别支持，接替我完成指导研究生的任务。杨SX这次非但不拆台，还暗自松了口气——我离开，对她提职称大为有利。唯独杨SY“忠于职守”，照例不失时机，他当着童教授武断地对我说：“免你面试是因为澳大放假了，根本没人管了。”下茬儿好像是说我是趁澳大青黄不接钻了空子。我付之一笑，不屑于回应。事实上，应聘者中，免去直接面视的仅我一人，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澳大对我的评价，由不得杨SY之辈贬损，一所大学放了暑假也照常运作，全球招聘教授，会中途就没人管了？他真是荒唐。不解的是，他根本不了解情况，何出此言？原委后文评说。

 

 如果不是要求英语授课，那是绝对轮不上我的。如果我不成其为某人提职道路上的障碍，教研组也不会毫无阻力。

 据胡东成说，此前有一次半年出访加拿大的机会，想往者众，考虑人选时，还是童教授说，派出的人必须能用英语交流，这才决定了我；可是系里竟然忘了上报，校方以为我系派不出人，把名额给了其他系。胡东成是想告诉我，领导是重视我的，可是，又为什么会忘？若是选派另外的人，也会忘吗？名额也会说让就让了，系里也不去索回吗？

 所以，在澳门尚未回归时，清华大学同意我竞聘，也算是给了我一次出国讲学的机会，我还是很珍惜，也很感激的。

 

拿到合约时，大学已开学，我是9月16日报到的。明知道15日以前报到拿全薪，16日以后就拿半薪了。但是我必须准好必要的科技参考书，不想为薪水而匆忙上任。

 

 

不是清华 胜似清华

       1992年9月16日，我来到澳门大学。校址坐落在澳门氹仔岛，居高临下，俯瞰南海。大学幅员狭小，处处毗连，雨天无须撑伞。

澳大的前身是东亚大学，那时没有科技学院。成立科技学院把澳大和清华联系了起来，虽是全球招聘教授，但科技学院的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尤以来自清华的居多。

 

与我通话并表示希望很快见面的外籍院长回国了，清华的周LG接任科技学院院长，从此，澳大不是清华，胜似清华，清华大学的是是非非如影随形，很难感觉到是出境讲学。

周LG第一次训话首先强调，要承认殖民地的现实。我不知怎样领会其意，是要我们对殖民者低三下四吗？即使在日寇铁提下，我们的父辈也都铮铮铁骨，再说，我是来讲学的，应该与政治无关。他还强调清华人要团结一致，我同样不解其意，合约是李天庆校长与个人签订的，我是在为澳门大学讲学，在澳大，“清华人团结一致”，难道要搞宗派？我想，好在个人干个人的，不存在人际瓜葛。

不久后，周LG张罗着成立清华校友会澳门分会。我上大学时，院系调整已将航空系分出清华，我不是清华校友，所以认为这校友会与我无关。周动员说，在清华工作的都符合校友定义，我没有表示认同，说可以查查字典，他说手边没有中文词典。我顺手拿下旁边书架上的牛津英汉，翻出了alumni（校友），的确是指在校读过书，毕业于该校的人。周首先流露惊讶，好像此前他不知道这个英文词，而他认为自己的英语在澳大华人里无人能比，似不愿接受自己不认识的字别人却掌握的事实。然后他说，要是我不参加，他太太也不好参加了。其实，因人而异嘛，我是不愿让人说我冒充清华校友，沾清华的光，也真的不认为清华校友就是光荣称号。

众人好心劝我别太较真，我才违心地屈从了，但并不热心，去不去两可的活动就都免了，不想看到某些人会自然流露的优越感。我很明确，我是来此讲学的，这里的工作与清华无关，这里的人员都是同事，不论是否清华的。

 

周LG果然念念不忘清华优越感，在向外国同事介绍我们时，特别声明我不是清华毕业的。他偏偏又不会说我的大学校名，说我是什么“space”的，老外双目圆睁转向我，我只好自报家门。老外一听简直震惊了，一来，一个女士竟然是学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航空航天）的，二来，听我说话他以为我一定在美国呆过。这是周始料不及的，他以为外国人只认同清华，并始终认为中国人里，没有人外语能与他匹敌。其实他的亲信张LG也不是清华毕业的，他为什么不同样介绍呢？也许是有意贬损我吧。

我在外事组看到过张LZ填的申请表，英文字写的挺漂亮，他还跟人宣扬，说应聘澳大，“要求一口流利的英语”，本以为他的英语一定了得。碰巧我和他上课的教室是隔壁，方见识了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发音蹩脚不说，整堂课竟没有完整的sentence（句子），还贯穿着尚称流利的中文口头语“这个这个”、“啊，啊”等，后来干脆用中文讲，让一个大陆来的学生当翻译。如此狼狈，他还敢大言不惭，难怪提到此人，童教授都说：“张LZ啊，吹呀！”——此人的确擅吹，口出的狂言让人以为他英语口语不是一般的好，事实上则不是一般的差。周LG不在乎麾下人员的好与差，只须服从他的游戏规则。

是无巧不成书，还是世界本不大，张LZ夫妇竟是杨SY夫妇的月下老。由于这层特殊关系，杨对张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无条件相信张的扯谎吹牛。澳大免我赴珠海面试一事，让清华许多人为我高兴，不吝赞美，张LG则不甘心，尤其要让其崇拜者杨SY相信他在澳大是通天的人物，所以编出了澳大免我面试是因为“放假了，没人管了”的无稽之谈，杨SY时刻不忘杨SX赋予他的使命，不失时机地贬低我。这无损于我，况且，在场的童先生当即给张LZ的吹牛秉性拍了板，杨SY也只能骗骗自己，取悦其主罢了。

 

澳大校方规定英语为工作语言，久而久之方知不止一个大陆来的违约用粤语授课，与学生定了君子协定，不让校方知道。学生不得不配合，因为实在听不懂那些教授的英语。

周LG并不指责他们，因为他们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了。他只盯着我，因为我不是清华毕业的，他不信任。据说，他曾想贬我，让我做他的辅导教师，如果他真的这样决定，我是决不接受的，因为这与校长跟我签订的合约不符——最终他倒也没敢这么做。

我在澳大的三年时间里，主讲了《Power Electronics》、《Robotics》和《Electrical Engineering》，这三门课程是我从未讲过，甚至从未系统钻研过的，可谓白手起家；除此之外还讲授了在清华开出过的两门课程：《Active Networks》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xpert Systems》，尚称轻车熟路，因为全部用英语讲授，备课仍需要大量时间，日子过得相当忙碌。

我牢记外事组不愿推荐我时所说的话，以为这里的同事都是在外国得了博士学位，或至少留洋镀过金的，所以备课格外认真。

一次周太突然问我：“你的外语为什么那么好？”这说明周LG显然知道我讲学广受好评，只是清华的排外风使然，不愿承认罢了。其实外语水准和能力与是否出过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并非光靠外语好就能收到好的讲学效果，具备实力是关键，功夫不负有心人。

 

首届学生升到毕业班了，周LG命令每个导师介绍自己准备指导的课题，以便学生自愿报名选择论文导师。当时大陆来的人里，只有周LG是正教授，只有我没有外国学位或出国经历，他深信自己在学术上最有威信，也绝对不信任我这个“不是清华毕业的”。他可能想象着大批学生奔他而去，我则一定被冷落。我倒是拥护他的做法，清华治下，这样做，对我来说，说不定是最公正的。我等待着学生的选择，如果学生不选择我，只怪我的课题没有吸引力。

学生报名以后，Coordinator（负责联系学生的教授）请我帮忙整理报名结果，公布出来。这结果让周LG大失所望，绝大多数学生第一志愿报在我的名下，只有五人选择了他，张LG更是门庭冷落。最后，周下令自愿与分配相结合，给每个导师相对均衡的人数。

 

论文答辩那天，李天庆校长亲临，浏览之后，驻足在我组学生的展位，对我指导的课题有着极大的兴趣，也很满意完成的情况，到场的中外教授们也都不吝赞许。就这样，周LG还是对我说：“看着好，不等于有水平。”我笑了，能说什么呢？心想，那么，看着不好的，就等于有水平吗？我的学生都因受到好评而欣慰，这就够了。这情形已经远好于在清华，毕竟没那么多是非。

 

周太本是家属，却俨然像是澳大的中层领导，周LG从不直接给我布置工作，总是通过周太来“领导”我，令我反感。作为院长，周LG应平等对待校长聘来的教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不尊重。

周LG第一次直接找我是在一次senate meeting（教授议事会）中，他传给我一张字条，说他太太住院了，说“这件事还是应该让你知道。”让我感觉她病的不轻，而唯独给我字条，大概是因为我与他太太是一个系的同事吧。会后，他要我跟他一起去医院，方知被调动的不止我一人，大陆来的人里已有好几位到场，且都带来食品、用品。周太的状态让我释然，远不及曾让我感到的那么严重。

此后，很多人主动往医院送饭送礼，我生活条件简陋，连像样的炊具也没备，自己瞎对付，不敢给病人做饭。周显然觉得我不懂事，干脆给我安排了送饭的任务。我就忙中抽空每天往医院送饭，周太又让我“顺便”给周LG买东西带回，说他忙，腿又不好。总之，这两口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他们看来，我既不忙碌，又没有任何困难。其实医院的病号餐饮十分讲究，而且周太正是因为吃得过多才造成心区不适的。后来，同事周LZ要去探视，问我带什么东西合适，我实事求是地说不必了，病房里没有冰箱，天气炎热，会造成浪费。我把这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周太，让她知道周LZ不送礼是因为我的劝阻。不料，周太说：“不一定带吃的吗，”她指着桌上的大把花束，“这是人家L（外籍女职员）送的花，150块！”这我才知道，她很希望大家给她送礼，在医院里显得很有面子。弹丸之地，大学院长确也瞩目，院长夫人当然也随之风光。

 

李天庆校长退休后，周LG升为校长，从此澳大更似清华——当然不是民国清华。

 

国家教委很关心澳大科技学院，派张姓干部前来视察。当他知道我是教委主任朱开轩的老同学时，由衷地赞美了朱是真正廉洁的领导，让我顿时感到了他的一身正气。于是，我像见到故知一样，向他诉说在澳大的感受和对于办好科技学院的担忧。

我们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朋友般地聊天，完全公开，可是周LG却敏感地注意，并因此记了仇，打定主意排除异己。

大陆官方来人，原本周必安排盛大宴会接待，这次，教委的张先生拒绝了，所以周夫妇以茶话会代之。我注意到张先生丝毫没动丰盛的食品、饮料，连香烟都抽自带的。他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要求来此的夫人当好家属，反对夫人参政，说中国的很多事，坏就坏在夫人参政上。

全场鸦雀无声，周太表情犯傻，周则不自然地扫视了我。我想，教委干部不会因我所谈而发此言，初次谈话，他会那么信任我的一面之词吗？可是他发言的针对性太明显，又似与我之所谈不无关系。反正周肯定认准了是我反应了情况，并因此记仇了。我则觉得，要是心中无愧，只会把教委干部的话当作警示，何必对号入座呢！

此后，周对我另眼相看的态度溢于言表。刚来时，他曾让我组织过合唱，还夸我有才，后来我和几位爱好者一起唱歌，四声部各一人，只为享受和声，周指责我不组织大家一起唱。我们应学生之邀在晚会上表演，李校长有兴趣，要求参加，周显然不悦，无端挑刺儿。我们只是一起玩玩，无关工作，我又没有义务也没有时间开展群众文娱活动，他却事无巨细都要挑剔。

 

清华倒是真放下了架子，政工干部频频到澳大“考察学习”，周夫妇必热情接待，奉为上宾。学习什么呢？其实就是给政工干部创造出境机会，来一趟公款港澳游，对周而言就是拉关系，找靠山，稳固自己在澳大的地位。许多人认为周对洋人奴颜媚骨，对国人任人唯亲，种种表现有损大陆形象，希望我向清华反映，可是我一回到清华，就看到宣传周LG在澳大“突出贡献”的官方材料。周妥善铺垫，早已打通清华重要关节，与那些干部互相利用，各得其所。

 

周还虚心向人称“欧洲乡下”的葡国取经，不时有该国专家亲临“指导”。一次，让十分年轻的葡国专家介绍科研经验，说他们研制了电力方面的专家系统。我因听不出那是专家系统，就提了几个基本而关键的问题，那年轻人瞠目结舌。周LG当即表示反感，怪我难为了洋人（而他强调过，必须承认殖民地的地位）。一段时间后，那些洋人旧地重游，再次“学术交流”时，周LG根本不让我参加了，有人告知，那葡国年轻人还打听我为什么没来，说他很想见我。

 

我们六个人一间办公室，三个大陆女士，一个美国女士，一个澳大利亚人，还有一个澳门人。周LG本有一间专用办公室，当了院长后，又有一间宽敞的院长办公室。他从未考虑过疏散一下我们，而一个葡国年轻人来了以后，他立即让出了专用办公室。我想这位葡人可能有特殊贡献吧，谁知，让他交讲学大纲，他说不会写；给他任务，他说他有三个孩子，没空儿。我们六个人都比他资深，我明白了，优待他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周LG承认他是殖民者。

 

两年聘期满后，教授们，包括不受学生欢迎的，都接到了下一个两年的合约，没有我的，正直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们都出乎意外。良久之后，我才收到了仅仅一年的续约。周LG终于盼到报复我的时机，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和舆论压力，就这一年，他也不会留我的。

一年合约期满后，科技学院的新任外籍院长约我谈话，大赞我是同仁中最出色的，对于我将离去深感遗憾。我不解，既然如此，何不续聘？他解释说，这是前周院长的决定，他不能干预中国人的事务。所以我说，不是清华，胜似清华。周LG成了这位年轻外籍院长的顶头上司——新任校长，他的所作所为，顺利成章地成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事务。

 

离开澳大之前，共过事的，甚至没有工作关系的中外同事们都流露出惜别之情，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小聚，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表示钦佩我的为人。我教过的全体学生为我举行了堪称盛大的谢师宴，席间真情的流露令我难以忘怀。

同事与学生的情谊也许不仅对我一人，有些事，则与众不同：

其一，已退休离校的李天庆校长亲自写信告别，信中不吝美誉，充分肯定了我对澳大的贡献。

其二，澳门新华分社的一位部长（澳门人）和教委前来视察的干部，各自代表他们的机关，专门宴请了我一个人。

校长秘书特别告诉我：“这两樁举动是没有先例的，可见您在澳大的影响非同一般。”

 

回国那天，周太打来电话，表示不能相送，我礼貌道谢，说大可不必——送行的同事已挤满了大学门前的街道。

别了，澳大，别了，亲爱的学生和正直的同事们。我打破稍显沉重的气氛，诙谐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虽是玩笑，却含深意。

归来述职

在澳大讲学期间，当届教研组主任信告，可以参加职称评定，并且希望很大。我也不怀疑，如舆论所言：“阿猫阿狗都提了，早该轮到你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因而路远迢迢回校述职。

国人不守时的恶习难改，我独自在大大的会议室等候良久，评委们才姗姗来迟。我愣住了，年轻的系主任曾许诺不找敌视我的人当评委，但是，连亡我之心不死的杨SX也来了。顿时心火上升，无奈不是讲理的时候，也不是讲理的地方，只有耐心等待述职。

        外教研组与我合作过的阎老师投来友好的目光，而被优先提职的女性们则流露明显的不友好，她们一直耿耿于怀，决不愿承认外

来户的优势。她们毫不掩饰这种心态，其中金YH表演得最充分。  

        事先，系主任希望我介绍一个科研项目，我说明是业余参加的，不算是在清华的业绩，他说“还是讲讲，对系里有启发”。我简单讲了之后，有人问我在里面的作用，我如实回答，并强调这不是我申

报职称要汇报的工作，我没有半点以此为提职加码的动机。

        金YH仰靠着椅背发言，摆出一棍子打死的架势，却暴露出她根本不了解我所讲的问题，遗憾无人察觉。我参与的这一科研解决了三级倒立摆的控制，此前是20世纪控制领域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我们的成果在自控界权威，时任中国自动化协会理事长的杨嘉墀前辈主持下通过国家鉴定，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金YH却武断地说国内早有人解决了。不错，有人研究过，但不是国人，而是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降低了问题的难度，把复杂对象分解成简单对象，用了两套系统，这就使命题发生了质变，不成其为世界难题了。

       所谓世界难题，限定只用一套系统，依靠正确的规律直接控制复杂对象，因为长期悬而未决，才被公认是世界难题。我们在决定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做了充分的调研，再说，如果国内有人解决了，杨嘉墀先生主持的鉴定，以及海外同行舆论，还会承认我们首次解

决了这一世界难题吗？一个被认为很权威的评委说：“用两套系统也不容易呀！“——评委中竟无一人说那就不是世界难题了。

      

       德高望重、真才实学的常桐先生离去了，取而代之的评委多是“党造教授”，少数人有一定学术水平，但局限于自己的学科，未能以开阔的视野，评判不同范畴的研究。加之评委们自然偏向清华“土著”，藉口不了解，就可不投我一票；恨了我十多年的红眼病更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年轻系主任虽然说过一定公平地支持我，但也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且遵循“行与不行”的宗旨，名单早已内定。

       其实一切皆在意料之中，侥幸心里使然，我才回校述职，指望

他们不致太离谱。然而，会场的气氛使我后悔不该远道归来，应

抵制这种不公正的职称政策，应不屑于掺和淤泥之中。

 

发出最后的吼声

        述职之后，我毫无兴趣关心评审结果，立即出境继续讲学。

讲学结束归来数日，始终没见提职结果的通知。有同事来电话我才得知，初评结果早已公布，第二天是反映意见的截止日。这时，我先生才说系主任早已通知。他不主动告诉我，每天谈笑风生，自以为是地瞒着我，他，也无视我的人生价值？我深受重创。

顺手抓起电话找系主任问究竟。他说已经定了不能更改，还说照例发了“继续努力”的通知，他认为已无意义，所以没给我。我坚持说：“明天才是反映意见的截止日，你必须向上反映我的意见。”

 

事业的征途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向教委反映了清华大学的不正之风，强调中国知识界不应鼓励不学无术，不应亵渎高等学府。当时的教委主任朱开轩表示支持，

令我感动。

        接着擅自闯入学校的心脏——工字厅，直面常务副校长杨家庆。开门见山说：“我是最底层的教师，敢于直接面见校长，支持我的是我身后的每一个脚印。”杨副校长大概感到来者不善，忙让座端茶。我扼要介绍了情况，言之凿凿，句句以事实为根据，与其说为自己

的职称鸣不平，不如说为清华而忧虑，给校长留下了良好印象。

        谈了三个小时，杨校长出我意料地耐心倾听，答应调查后予以答复。我对耽误了校长的时间表示歉意，杨校长却感谢我对学校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说我之所谈对办好清华大学很有帮助，竟然主动约我再谈一次。我的感动之情油然而生，即使他知道我得到了教委的支持，这样诚恳的态度也难能可贵，毕竟耐心倾听了我的意见。这样的领导经久不遇，我立即想到，积重难返的高校时弊不能都算在他的账上，他却表现了担当。有人说我愚善，说校长这样的人比干脆不讲理的官僚更麻烦。对此说法我绝不苟同，他尊重我的来访，这在我经历的领导里实属罕见，我仍真心认为他是个好校长。

 

我没把杨副校长主动约我再谈的事放在心上，他很忙，或许是说说而已，我已反映了意见，也没想再找他。可杨校长真的又主动约我，而且又谈了三个小时。我是最容易受感动的，校长让我一吐为快，畅谈多年无人听取的意见，希望清华找回曾经令人向往的境界，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为提职的不公平而来。

 

从此，我如释重负，正如此前看穿不入党未必不是好事一样，我又何苦在乎早已黯淡无光的教授称号？我之为人处事，无须用那些渐成贬义的称号包装。

 

既已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我就彻底不做奴隶，把无聊的职称弃之脑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去了。

 

被申报

学术会议结束后，系主任电话告知，让我赶快跟杨副校长联系。对我来说，最后的吼声已经发出，似不必联系，不联系呢，又有些失礼。正犹豫着，杨校长又主动打来电话，说他打过二十多次，一直没人接，终于找到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叫我务必马上再申报一次正教授，我说再也不当分母，拒绝申报。校长急切地说：“你一定要报，你放心，这次不会落空，一定有你。”我理解校长的好心，但也自然想到，评委还没讨论，怎么知道一定有我？欲问又止，他如此关切，且认为我合格，才会这么上心，我不能不识时务，驳校长的面子。

我应了下来，但不免另有想法：什么校内外专家评审，什么评委会讨论，评职中，一切的一切都是走形式，党说提谁，就提谁。以往我以坚实步伐踏平了路，却不被承认，这次，我吼出了心底的不平，当时的教委主任朱开轩还守着一方净土，过问了我校评职的事，加之杨校长认真处理，校方才把我列入名单。如果我因不屑于申报而放弃，这个名额就必然便宜“不行也行”之辈了。

这次申报，是为了报答杨校长，于己，无所期盼，也无所顾忌。

 

人事部门指定我请童教授担任评委，不料他表示为难：“哎呀，你搞的东西我都不懂啊。”话外有音！我在他手下工作时间最长，为他抢险救火，他应该最了解。至于说不懂，这似乎不应出自老学者之口，既然不懂，当初为什么说我推动了教研组的工作，说我最适合承担博士点的工作，还放手让我替他给研究生讲学位课？再说，如果只搞前人懂得的东西，还怎么发展呢。因为不懂，就可以不承认？我平静地笑了：“是人事部门点名的，您有困难可以要求他们换人。”我不乞求，他反而缓和下来：“那你希望怎么评，我就怎么写吧。”这对我虽然无异于侮辱，但我更不希望他的学者形象受损，暗中祈祷：“给我留下个令人尊敬的老教授的印象吧！”我坦然地说：“我只希望所有评委都客观公正，您是评委，相信您知道怎么写。”可以理解他的难处，我替他承担工作，不褒奖说不过去，褒奖呢，岂不说明自己没干本该他干的事？再说，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会让一贯整我的人不悦，他不愿得罪那些人。

评委们习以为常面对低三下四的申报职称者，童教授没料到竟有如此不卑不亢之人——这样才不愧为人，不是吗？

 

行也不行者的安慰赛

评审述职那天，我准时到会，配合校方走过场。等候中，与素不相识的参评者闲聊，共同语言颇多。这次是全校评审，评者与被评者来自各系，气氛远比本系的评审会融洽。参评者非党非官居多，大都干实事，不拉关系，“政策”使然，被列入“行也不行”之列。

我没有为评委准备人手一册的申报材料，不是不尊重评委，实在是因为已不把走过场当回事了，述职中我为此特地向评委道了歉。我无心汇报自己的具体工作，而是利用宝贵的15分钟限时，揭露清华大学的时弊，强调名牌大学与我过去向往的全然不同，高雅学府不再，浑浊官场十足。全校的评委表现尚称客观，其中我系年长的党外人士，许道荣、王家槙二位老师，更能理解我的处境。

        我没多考虑后果，能为找回合格的清华大学尽一份绵薄之力，心满意足矣。以后的事，我再没过问。

有人告知，评审结果张榜了，祝贺我名列榜首。这不值得庆幸，多少“不行也行”的被保到了我的前面？我自幼喜欢良性竞争，靠较量真本事决出高下，并不庆幸这次的榜首。落榜者中，有年长的留苏副博士，他们至少不比那些“不行也行”的逊色。更有循规蹈矩服从需要的个别基层党政干部，因为自己长期脱离业务，主动放弃申报教授职称，谢绝了保驾过关，我敬重这样的人。

“行与不行”的宗旨引领了清华大学职称评定的新潮流，带动着全国，重创了高等学府，和知识界所有的领域。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了钱大师的明知故问。

退休前后

         童年仿佛昨日，退休却在今朝。
     

         教研组历次欢送退休人员的会，无不事先通知被欢送的退休人员准备发言。我是个例外，只知次日开会，没说别的。我知道这不是疏忽，而是怕我说话不顺耳，让现任头头得罪不起的某些人难堪。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必须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艰辛历程，和那条“看不见的战线”公诸于众。不是为了个人报复，目的有二，一是临别之前让广大同事了解我忍辱负重的真相，二是针砭教研组与传统清华大学格格不入的时弊。于是匆匆准备发言，好在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果然不出所料，欢送会一开始，主持者突然让我讲话。

         我首先声明：“会前没有通知我发言，”（主持者忙插话说因为必然得讲，认为不用特地通知——其实她心里很清楚。）我不伤其面子，接着说：“好在即使不让我发言，我都要主动举手。我还特地写了发言稿，发言中多有敏感话题和“性质严重”的词语，想向组织汇报的人，不麻烦你记录，我提供讲稿。”

         为了说明这样做的原因，我讲了杨SY入党后约我谈话中，说我的话“性质严重”，他要记下来，向组织汇报的那件事。话音刚落，一个刚参加工作，初次见面的小伙子不平地问，是谁这么缺德，我顾全大局地说：“就不说名字了，给他留点面子。”

         我扼要地讲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重点。讲到教研组头头不希望我做出成绩时，杨SX突然离席，一去不返，主持者还理解地同意早退。她之此举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对事不对人，并未指名道姓，心里没鬼，你怕什么？！望着她离去地背影，心生恻隐，渺小的她失败了，败得很惨！我自然地说了一句：“我的话逆耳，有人不敢听，但我说的是忠言，为了清华大学。”

         我讲完后，群情激奋，大家踊跃发言，不吝美言赞扬我，毫无顾虑地批评教研组。许多人说：“孙老师这么干法，教研组都不容，我们没法呆下去了。”只有王HB抹稀泥说教研组还算好，别的单位更差，我回了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亲历的事绝不能说还算好。”王HB救了早就如坐针毡的党支部组委，她明显表现出些许释怀。我注意到她的细微变化，暗想，组委一定选中了下一个发展对象。

         会后，有人告诉我，党支部及时召开紧急会议，消除我造成的不良影响——这就是后来的“维稳”吧。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教研组还是乱了，敢说话的人多了；几个年轻人干脆递了辞职报告，走人了。不出我所料，王HB很快就被吸收入党，并委以重任。

       

         退休若干年后，偶尔与后来的人闲聊，得知教研组风气依旧，教学如故，科研无为。当年的造反派执掌大权，名利双收，年轻人依旧被迫面对与学术无关的烂事儿，聪明才智尽被无知者埋没，------。教研组如此现状，又使我想起钱大师之问。问谁去呢？现在的清华大学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正在为“满清”政府而沾沾自喜，何况杨诺奖为保私利的阿谀奉承谎言，更助清华大学夜郎自大呢！

 

结语  
      

本以为毕竟终于在清华大学任教，定能摆脱尘世的纷扰而潜心事业。亲身经历了，才不得不承认净土难寻的现实。

清华十八载，我只付出，不索取，问心无愧。无奈现实总是超乎主观上最坏的想象，奋力挣扎的实干者不得承认，坐享其成的权势者扶摇直上。干得越好，越受排挤——这是我对清华大学最感遗憾的，也是最令我为向往过的清华大学痛惜和忧虑的。

 

感受刻骨铭心，无须专门记忆，想忘都难。我为不公正的对待压抑过、争取过，事后觉得真不值得。

好，是自己的，受排挤，正说明我值得重视；被视为威胁，那一定是因为我强大；这一切，不都说明我是成功的吗？何必勉为其难，让溃败的职称制度和排挤、嫉妒我的人承认？

我本就深知感恩，日复一日，感恩之心不由自主地升华，我甚至由衷感谢排挤打击我的那些人，以及包庇纵容他们的清华大学了。

因为那些人百般刁难，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清华大学又纵容邪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坚强，才惊讶自己的潜力原来如此之大。

因为那些人不遗余力地苦心设置险山恶水，才有我在清华大学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历练，让我的生命脱离平庸，有了精彩而引以为傲的十八个年头。

由衷感恩费心刁难我的人，和磨练我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

 

不好合作的罪名跟随我十八年，曾努力改变，而怎样努力也不得认可，我索性不予理睬；可敬的清华前辈陈寅恪大师就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我何必违心屈从那些伪合作的指摘？

顾准老人在绝对的一言堂时代，就致死不渝地提倡市场经济，坚持对的，敢于反叛，我岂可逆来顺受，屈服于不正之风的压力？

对于清华大学的丑陋世俗，我显然思想准备不够，那是因为，如同善良正直的储安平先生一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

我无愧无悔，只怪自己觉悟得晚，未能尽早学会像钱钟书先生那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

 

如今我已淡泊如水，大约二十年前提笔时那种愤懑不平的心境，早已荡然无存。我未曾谋面，但视为心灵知己的杨绛先生说得好：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我在清华大学经过了非同一般的磨炼，从而就获得大大提高的自身修养、相当高的效益。香料捣得很碎，磨得很细，因而香得浓烈。我亦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终于身处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内心淡定而从容。我也如此期盼过外界的认可，终于领悟了：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时刻挂念的，倒是清华大学的未来。

民国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 1949年以后，被拦腰斩断，斩掉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取缔了这后八个字，就抽掉了校训的灵魂。民国清华大学正是靠这个灵魂，在战乱迁徙中，培养出了大师，造就了诺贝尔奖获得者。1949年以后，经过院系调整、肃反、反右和文革的上管改，灵魂丢失殆尽。禁忌独立与自由，谈何自强与厚德？

蒋南翔的“又红又专”，尽管被强调为“红透专深”，依然不伦不类，毫无生命力，今已无人问津。灵魂缺失的大学，或许出几个匠人，岂敢奢望大师和诺奖？

基于近七十年的状况，我说过，钱学森大师之问是明知故问，或是不识高校沧桑。

百年校庆，清华除了琳琅满目的百官图，倒是也评出了个把名师，但人所共知，此名师，非彼大师，恐怕获得殊荣的本人，也底气不足吧。   

    未来的清华还能回归本初吗？身处其中时，日觉渐行渐远；置身于外时，非议甚嚣尘上，声誉每况愈下。如此这般，就是伟大的梅贻琦校长转世，也难力挽狂澜。

清华大学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孙立平教授说，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是，由反腐败转向系统地清理时弊，我以为，这也适用于清华大学，舍此，别无出路。

                                                                                                     2014-6-4 完稿于京郊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