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9-东莞

        上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三陪：
        康奈尔大学过来一个博士还没后的访问学者做“Living Wages “的调研，此课题多少都和我们有些关系；再加上美国好几名有头有面的圈内人士口口推荐，于是敏迪就于春运高峰到来前夕出现在人潮尚未汹涌的深圳火车站和我见面，然后同赴东莞、龙华等地。
        此类国际接待工作我已经相当有经验了，这次当然是被委以重任——不过这次很幸运，首先敏迪是个开朗的美国大妞，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龄（实际小好几岁！）；其次敏迪已经在中国农大、四川以及华东的一些农场奔波了近两年，不仅充分准备了案头工作，而且相当熟悉中国国情与文化，可以听说甚至写中文，比我们这边好多香港同伴发音都要好。
        我们周二去了事先联系好的一家箱包厂，打算在那里要派30份左右的问卷——在敏迪到来之前，我的主要工作当然是根据她的需求和我们的经验设计问卷；访谈相关的管理层和部分员工代表。这是一个台企集团，大陆共有四间工厂，我们去的是差不多旗舰工厂，近三千工人，主要客户Adidasi、Nike、Jeansports等国际户外休闲大户，效益一直不错，实力一直领先，在企业社会责任这块我个人觉得不是国内一流也是真正的行动坚持者，并且是我所了解的有真正的民选员工代表组织且一直在运营的——这类企业，我把它归类为“普通的、主流的、正常的”企业；但是当下的国内，“不正常”的企业也不少，除了那些极端的血汗黑心工厂，其实还隐藏着一大批总是用胡温发表施政纲领的调子来管理和领导工厂内部的企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家台企的管理水平不错，尤其是在CSR运动中锻炼出来的行政部和HR，对待来自国外的机构和学者基本上都是有理有节，不便交流或不愿公开的地方明确谢绝；不合适的话题也明确提出来；对待新闻媒体更是相当慎重，绝对不会出现公务员在公开场合随口就说出的那些如“为谁服务”“你是哪家报纸”之类的大实话。问卷回收很顺利，敏迪也为合作的工友准备了小礼物；跟管理层的聊天在预料中，他们的数据肯定是翔实的，比如该厂的平均工资、工时、住房食堂补助、员工流失率等，有个细节：我们访谈中凡涉及到具体数据时，该名管理人员都会记下来并告知我们“最新数据需要和HR确认”，访谈结束后拿回来一张写有经过确认后的我们要的那些最新数据的纸条，这可真是个好习惯，可惜更多的工厂的管理层尤其是中高层都是不容置疑地告诉你用他的“经验”判断的得到的参数……
       员工代表的访谈很有意思，他们基本上很快回应完敏迪有关生活工资的话题而更多的时间用于倾诉他们对工厂目前某些福利政策的不满，直截了当地在我们面前表达了他们作为员工认为的更合适或者更需要的福利政策的意见——这并非是工人们见了老外就抱怨而期望引来强烈的反响好达到目的，而是因为他们跟我太熟悉了，这两年因为员工代表的选举、能力建设等项目，我一直作为他们所说的“Jane老师”跟他们隔三差五地就在一起，所以他们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是来“支持并协助解决问题”的。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双边都在努力积极地发现问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管理层能平静地坐下来听工人的投诉或者建议，工人们能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表达心声，这是可喜的；但是，作为坐在管理层与工人中间的第三方的我，也明显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找到“joint finds”，因为很多双方都坐下来谈及的话题还仅仅是个话题，没有做到"problem identification"更没有"cause analysement"以及joint agreement，所以热情很容易被耗在倾诉——解释——沉默/质疑这样一个没有成果的圈子上而不了了之，然后双方都会觉得茫然且很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