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富士康

应该说，连续不断的自杀事件使这家亚洲制造业巨头受到前所未有的拷问，也因此更向全球凸显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群体发生的变化。

富士康在2010年短短5个多月里发生超过13起（2010年5月27日被确认数据）自杀事件的深层原因并不简单。

一、这是一个拥有超过80万人（含子公司）的巨型公司，其中约45万人位于龙华基地及附近的多个工厂内。虽然有专家指出考虑到中国整体的自杀率，富士康的死亡率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并不突出，但短时间内接连发生自杀事件却非同寻常——这个时候再强调“统计学”是非常不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也是会被大众误解成“冷漠”“冷血”的。这种自杀模式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体自杀”，即一起自杀引起诸多盲目效仿者，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学校或年轻人聚集的群体中。

二、如此密集地出事——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同时还是大家口中常说的“外来工”的命案，肯定会让全球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关注不断上升，虽然目前政府官员已宣布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迄今未知当局一直未表明富士康公司有过失——这很容易让躁动不安的公众直接把矛头转向政府，容易被定义为“官商勾结”，或者“人命大不过产值”，会给某些人更多的把柄让他们宣布“中国的改革成绩就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工的基础上”的定论。

三、劳工NGO，民间团体大多偏向认为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表明富士康对待员工的方式有问题。富士康工人基本工资都能达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大多数工人都加班，加班工资也经得起审核、按照国家要求发放，但是富士康采取的“申请加班方式”表面上是给工人选择，但实际上是一种隐形强迫：例如总是表扬那些加班的工人、对加班的工人进行优待等等；而且来自台企 的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单调的工作环境都非常容易导致年轻的外来工产生了过度压力，而目前看来这些压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舒缓。

四、就我本人的经历来看，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的确好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工厂，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工厂的工作条件持续改善， 总的来说公司的薪酬及加班操作均符合当劳动法规定，并遵循EICC(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为全球电子产品供应商制定的行为准则——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富士康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致力于硬件（工作环境，如消防、职业安全健康等）改善以及可量化的软件（如厂规厂纪、工时工资等）改善，但看不到“如何关爱员工”的明显措施——虽然现在公司已采取了一系列防自杀措施，包括设立防自杀电话热线，聘请专家及顾问进行咨询，还邀请了僧人来厂做法事等，但是这都等同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抱佛脚，而缺乏针对“年轻员工到底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建立课题开展活动。

五、一个厂区大到上万人就意味着“难管”，而富士康的龙华基地真是太大了。中国人的习惯心理还是希望被人关注关爱（与西方需要个人空间完全不同，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小的新一代，断乳期也因为社会物质的发达而延后了，这不仅仅是外来工，80后90后都有这个特点），这些年轻的外来工觉得没有人关心他们，很容易产生生活没有寄托的孤独感。我在很多工厂做调查时也发现，最近几年，外来工最大的困惑已经从“工资太低”转向“人际关系难处”了，尤其是规模大、级别高、相对现代化的大厂。富士康的管理未能跟上龙华等沿海工厂雇用的民工的变化也应该是悲剧不断发生的原因之一——例如，出事后管理层一味地撇清，“是因自身原因跳楼”、“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自杀”等等，这样的应对肯定没有达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就算他表达的是客观事实，但也很容易被理解成“托词和借口”再进一步激化成“社会矛盾”。

六、关于当前外来工的现状，也是在变化、发展的。通过对2005年的“民工荒”的调查就可以发现，上几代民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贫穷的内地农村，对艰苦的农活习已为常，更专注于赚钱，为了赚钱可以忽略一切。而如今的他们的后代、“新生代民工”对农村的认同感要差，因为就算是被定义为“农村户口”他们也几乎不再接触农活，而日益强大的信息网络令他们更多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艰苦生活与中国社会中的其他人拥有财富及舒适生活之间的差距。通过手机、媒体及互联网获得信息，外来工们很容易知道其他同龄人的生活，加之媒体和社会风气一直在炫富、强调排行榜上的多少亿身家、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如今的年轻工人既着急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不想、不喜欢成为拼命打工赚钱的机器。例如5月25日19岁的李海从富士康的一座培训中心五楼窗户跳楼身亡后，警方找到了一封遗书，称其自杀是因为心理压力大，感到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兼之家庭因素等原因，失去生活信心。

七、关于富士康管理模式与富士康文化：富士康文化应该就是围绕着郭台铭的个性建立起来的。郭台铭是借母亲的钱生产电视频道转换钮起家，而2009年鸿海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收入达600多亿美元的大型企业。在这过去的几十年里，郭台铭将强力驱策与军事化领导风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令很多中国工人难以理解、更难以真正接受的“富士康模式”。这种直接从台湾照搬并严格在大陆执行的管理模式令一系列自杀事件引发的不良舆论雪上加霜，例如：郭台铭5月27日才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建筑物周围设置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此话一出就被讽刺说明公司预计会有更多的跳楼事件——结果当悲剧真的再次发生的时候，舆论更容易偏向；同样的还有那封“不自杀协议”——无论这是哪一级管理层的失误，它都会被记在富士康的账上，而富士康总是习惯解释说“那是个人行为”什么的，只能让舆论感觉没有诚意甚至是嚣张气焰。

八、我个人是很反感媒体“卧底”工厂然后拿出一篇看上去绝对真实的报告的，因为“卧底”是带有任务、带有强烈的目的性，这本身就已经有了主管的立场；而工厂是需要帮助需要关注来解决问题的，被曝光的做法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劳工问题——例如之前迪斯尼的代工厂的倒掉，给社会带来的是负担，给外来工带来的是损失。而当前媒体往往是社会突发事件的第一报道者通讯员，但是很少媒体能立足“新闻”的立场来报道而是更多地担任了道德评论员解说员甚至法官的角色，看得出政府已经竭力介入希望控制，但是效果不明显，只让很多媒体人人觉得“被管制不自由”，没有多少记者会去反省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是什么。但从表面上看，政府用的是“控制”的方式来管理，但是是不是还需要对新闻媒体这个鱼龙混杂、动辄把自己当作“特权人士”、老百姓眼里的“肥缺”行业进行专业教育严格培训呢？从汶川大地震到瓮安事件，再到十堰、石首、央视大火以及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突发事件来看，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可怕的，他们远远走在了政府部门或者专家定论之前，而且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

九、如果从全球眼光来看富士康的管理模式的话，这家大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软件”，只能看到两个群体：劳资双方，缺乏一个为员工提供的中间平台。有人有专家会说是工会作用缺失，但就我国当前的工会运作方式（独立工会是犯法行为！！），民选的可能性可信性很低，企业里有工会也只是挂牌工会——但是像富士康这样庞大的社区，没有这样起调剂、平衡作用的第三方是绝对不行的，继续沿用“台企模式”或“郭台铭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政府合理、隐形地介入（高调介入影响国际形象，会被国际舆论报道成干涉企业自身发展、政治介入一切；像国外那样各自独立又会被自己的国民理解为不作为甚至是官商勾结等等），比如尽快帮助企业组织多方座谈，包括真正的学者、有良知的社会问题专家、工人代表（资深的、由工人自己选举来的而不是管理层指定的）、公共安全事务专家（警察、谈判专家、心理专家等）、各级管理层、不以红包为目的的媒体人士、教育机构等等，建立起可持续对话的模式，彼此都能够耐心倾听（我们国家的习惯不是彼此倾听，而是愿意听领导、专家、嗓门大、经济效益好的，当然当事人群体外来工的声音就听不见了）不要急于开药方、贴标签、下定论、发消息，首先需要对企业现状进行客观的评估，查找问题点，分析产生的原因，然后才能一点一点去摸索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不是一次两次会议、修改一个两个管理章程、培训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解决的，应该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