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 （原创小说）

送行

                                                                                李公尚

   十三岁那年，我小学毕业。我母亲对我父亲说，现在孩子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不如早点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我父亲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吃惊地说，这怎么……这怎么可能？这怎么能行？

   我父母看了我一眼，就到里屋关上房门争论起来。

    我哥哥已经参军走了，他走时十四岁，我父亲为此经常耿耿于怀。记得我哥哥离家那天，我父亲推说下午有病人等他做手术，不能到车站送行，我母亲便带着我，提前到了车站。当时我母亲是送行亲属的代表，记得她在锣鼓喧天和阵阵口号声中上台发言说：“把孩子交给党，交给革命，做父母的有什么不放心呢？我们是党的人，我们的孩子就是党的后代……”这句话当时刊登在许多报刊上，红极一时。后来电影《闪闪的红星中》中，潘冬子那句台词；“妈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就是源自于此。送行大会快结束时，我突然看到我父亲正藏在一个墙角边，做贼般地弯着腰，露头缩脑地四处探望着，脸上挂满了泪痕。他是军人，此时却换了一身便衣。

    我父母关起门来争论了一阵，母亲就走出来问我：你想不想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锻 炼自己？这可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我当时看到站在母亲身后的父亲，微微地摇着低下去的头。

    母亲当时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之一，她的言行影响着全市，她希望我带头上山下乡。她说十三岁不小了，她就是十二岁跑出来，十三岁参军的。

    说到我父母那一代热爱党和毛主席，那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他们把党和毛主席当成大救星，我们后来人永远也无法体会。

    我母亲十一岁时，我外婆为了给死去的外公下葬，六块大洋把她卖到富裕人家，给一个五岁大的男孩做童养媳。那家人家让她缠脚，她受不了痛，白天外出干活时，就偷偷地把脚放开，为此常常挨打。挨了打，母亲就偷跑回十多里外的家，外婆见了，哭着把她再送回去，还要赔礼道歉。为此她又挨更多的打。我母亲屡打屡跑，在那村子里出了名。因此我外婆每次外出讨饭，怕别人提起她的女儿丢人，从不敢路过我母亲做童养媳的那个村子。

    后来，我母亲做童养媳的那村子里驻进了一个八路军的医院，一次我母亲到井边挑水，在井边洗绷带血衣的医护人员，见我母亲走路一瘸一拐，一步一个血印，就让她坐下，为她解开裹脚的布，洗干净脚，敷上药。然后由一个战士背着我母亲，另一个战士帮忙挑着水，把她送回家。

    战士们认为他们这是做了一件“拥政爱民”的好事，但是我母亲的“婆婆”，却认为我母亲败坏了门风。两个战士刚走，她就用藤条拼命地把我母亲往死里抽。我母亲的哭喊声惊动了村里的军队，他们派人了解了情况，就和村干部一起，批评她“婆婆”思想封建。后来我母亲又挨了打，再跑，再次被抓回来。她婆婆因打我母亲，受到了村干部的警告，白天不敢打，就把她的衣服脱光，捆在牛圈里，准备等到晚上，让雇工把她的嘴赌起来，狠狠地打。那雇工说，听说北面打起来了，军队明天要往北开，等他们走了以后再说，这两天先饿着她，让她跑不动。

    第二天晚上，她“婆婆”又和那雇工商量：那死丫头的脚看来是缠不住了，大脚会给家里丢一辈子人。老让她这样跑也不是办法，不如今天晚上等她睡着后，你用斧子把她的几个脚趾头都剁掉，只留大拇趾，这样她的脚就不用缠了，她也跑不了了。那雇工答应着，但是不敢下手。天黑时他给我母亲悄悄松开绑，丢了两个糠菜窝窝头在地上。

    我母亲光着身子，拼命地往北跑了一夜。天亮时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那个医院，当时人们正在紧张地救治伤员，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医院要转移时，那个那天曾经背着我母亲把她送回家的战士发现了她。医院的领导给我母亲穿上衣服，让她吃了饭，就决定派人把她送回去。

    我母亲哭喊着不回去，有些医务人员也不同意送她回去，说看她脚上的血，看她身上的鞭痕——我母亲胳臂上和脊背上的鞭痕，直到她去世时，仍清晰得历历在目——一定是个受苦的孩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呢。但是部队有群众纪律，不经群众同意，不能把人家的家人带走。最后，部队决定还是让那个发现我母亲的战士送我母亲回村。那战士虽不情愿，但是二话没说，背起我母亲就走。

    一路上，我母亲又哭又闹，又抓又咬。那个战士流着汗只顾走，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母亲哭着哭着就在他背上睡着了。路过一个村子时，村口突然两声枪响，我母亲醒了，那战士背着我母亲翻身滚进旁边一个沟里。

    一队鬼子和伪军刚从村子里扫荡出来，发现这边有人，就朝这边打枪。然后，有两个伪军就朝这边走来。当时，我母亲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勇气，爬起身来，边哭边喊地就冲着那两个伪军跑去，到了他们身边又拉又扯，一下把那两个伪军搞懵了。借此，那个战士就顺着沟底跑走了。

    后来我母亲沿途讨饭流浪，四乡寻找那个医院，差不多一年，辗转几百里，最终找到了那个医院。医院的领导已经知道了我母亲救那个战士的经过，就收留了她。十多年后，那个战士，就成了我的父亲。

   这就是我母亲常说的她“十二岁跑出来，十三岁参军”的革命经历。

   经过全家的忆苦思甜，我的革命觉悟似乎有所提高，于是便“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写了一份“坚决要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申请书”，表示“自愿上山下乡”，算是带头革命报了名。

    十月二十四日，是全市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在此之前，本市虽然已经有两批知青离城，但他们都是去建设兵团，和真正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还不一样。一大早，从市中心广场到火车站的街道两旁，就插满了彩旗，红纸黄字的大字标语写着：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学习邢燕子、侯隽，做毛主席的好青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翔。上山下乡，知青方向。

    每个知青发了四十块钱的安家费，我用其中的六块钱买了一个大柳条箱。早饭后，父母帮我收拾行李，母亲把一张全家照放进我的箱子，我却觉得这不符合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标准，就要了我母亲当年在我此次下乡的地方当区长时，照过的一张已经发了黄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上，母亲梳着齐耳短发，身穿肩部、前襟和膝盖处都打有补丁的军装，上衣长及膝盖。斜背着一支大盒子枪，腰上扎着皮带。那年她二十一岁，作为解放军剿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被派到那个刚解放的地区去，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照片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到她所在的地区拍摄土改纪录片时为她拍摄的。我觉得照片上的母亲，特像现代革命京剧《杜鹃山》中那个“女共党”柯湘， 她们都是对旧社会“同怀一腔恨，同愤天下路不平”的人。我父亲提议我们去照相馆，为我拍一张上山下乡参加革命纪念照。

    照相馆里排起了长队。大都是下乡知青和家人来拍纪念照的。那天说是欢送日，可气氛到处都压抑得仿佛凝固。等候照相时，家长们心情沉重地相互询问着别的孩子要去的地方，孩子们则强颜作欢地一味设想着未来生活的不凡意义。我们大院里的孙强，正和公安大院的王大鼻子、铁路局宿舍的吴大头三人，全然不顾其父母的忧心忡忡，莫逆之交般地海阔天空着。

    公安大院在我们隔壁，上次，王大鼻子带领大院里的喽罗们，和吴大头率领的铁路局宿舍的虾兵蟹将开仗，被铁路局宿舍打得落花流水，王大鼻子就跑到我们大院找孙强来“借兵”。我们大院曾在那条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后来部队为了加强军民关系，做出了严格规定：谁的孩子外出打群架，就纪律处分谁。从此，没有谁家的孩子再敢外出打群架。

    那次王大鼻子来时，我们院里的孩子们正在家属委员会王主任的监督下，蹲在的操场上拔草。趁王主任回办公室之际，王大鼻子对孙强说明来意。可是我们谁都不敢去。王大鼻子急了，就煽风点火地说，“他们铁路局宿舍的人不光和我们大院儿开仗，还经常劫你们院子里的人，我亲眼看见过好几次。不信你问凌燕。”

    其实我也见到过，吴大头有好几次放学后，在校门外截住了凌燕，要和她交朋友。凌燕虽不愿理他，但心中颇觉甜蜜。

    孙强一听，一下想起了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了凌燕一眼，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调戏妇女？”大家一听，便如同鸭绿江畔的丰满水电站遭到了美机的轰炸，顿时有了“保家卫国”的同仇敌忾。凌燕听了孙强的话，却骂了一句：你流氓，不要脸！说完转身就跑。

    外忧先于内患，大家此时谁也顾不上凌燕，个个摩拳擦掌。孙强不愧是带兵的料——后来他军校毕业后累积战功，现在是某大军区的作战部长——让王大鼻子回去收拾残部，从前面吸引住吴大头的人马。他安排我们院的人分头从几个大门溜出去，绕到铁路宿舍的后面集合，然后从背后奇袭。结果，铁路局宿舍大败，被我们缴获了六把弹弓，四把弹弓枪。还把吴大头给活捉到了公安大院门前。

    王大鼻子狗仗人势，上前打了吴大头几个耳光，问他还敢不敢开仗？吴大头也不愧为一条好汉，满口的血吐了王大鼻子一脸，说这不算本事，有能耐和他单挑。王大鼻子又打吴大头，打得挺惨，我想劝又不敢，正好看到我父亲从公安大院门口路过，就高喊了一声爸爸快来。我们院的孩子一看我爸爸走来，吓得放开吴大头就跑。王大鼻子一看人都跑光了，也吓得拔腿就跑。我爸爸把吴大头领到我们大院门口，回家取了药箱，为吴大头疗伤。

    孙强回到大院后，就被王主任叫到了家委会，问他为什么侮辱凌燕。孙强一愣，莫名其糊涂。孙强的父亲这时推门进来，照着孙强就是两个耳光，问他胡说了什么？孙强刚说了一句“没说什么……” ，他父亲接着又是两个耳光，骂道混帐王八蛋，没说什么，凌燕为什么就哭？这时凌燕的母亲带着凌燕也来了。王主任问凌燕孙强说了什么，凌燕羞于启齿，半天才哭着说：我是女孩儿，根本就不是妇女。他叫我妇女，还说调戏。孙强捂着肿起来的脸，急忙辩解：这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

    原来凌燕把“调戏”理解为乱搞男女关系，把妇女理解为结过婚的女人。家长们弄清了原因，一通大笑。但是孙强带头外出打群架，还是被家委会处罚单独打扫厕所一星期。

    眼下这些往事已成过眼烟云，孙强、王大鼻子、吴大头，这三个原是各山头互不相容的山大王，现在突然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共同去战天斗地。

    吴大头一转眼看到了我，立即大咧咧地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和我父母打过招呼，就问我分到了那个生产大队。听说我不和他一个大队，似乎有些失望，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儿！反正一个公社，从今后你就是我的小老弟。”那口气颇似“我委了你威虎山老九”的座山雕。接着，又对我父母攥起一只拳头说：大叔大婶放心，今后谁敢欺负我小老弟，我就捏死他。大有《沙家浜》中“俺胡某讲义气，定当报偿”的意思。

    等候照相的家长很多认识我母亲，就围上来问：“孩子们在农村要是挣不出自己的口粮怎么办？”“ 男孩子还好说，可是女孩儿，我担心她……”“听说孩子们要去的那个地方，都是盐碱地，有的大队一个工才七分钱。” 孩子牵动着父母的心，知青牵动着社会的心。那个年代，谁家没有一两个孩子上山下乡！

    但是，有些问题根本不是我母亲所能回答的，于是她拿出中央刚下发的毛主席给福建省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信说，毛主席非常关心知青的生活。市知青办的同志说，他们会经常到本市知青下乡的几个地区去检查工作，一定要保证每个孩子每年分足五百斤口粮。还有，市里刚贴出布告，把本市郊县一个生产大队姓殷的党支部书记判了死刑，因为强奸女知青。同志们，有毛主席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还不放心吗？

    这时，也有人低声说：“你们军队的子女现在带头下乡，过两年就走后门当兵了，我们的子女怎么办？”我父亲听了，低着头很不自在。因为市警备区的孙政委曾到我们家，安慰我爸爸说；李院长，既然他妈要做表率，就让孩子到农村去锻炼两年也好。最多两三年，等他到了十六岁，有来招小兵技术兵的，我保证把他送走。

    那天共有一千二百名知青下乡。欢送大会下午两点钟在市体育场举行。我母亲照例做为送行亲属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本来，市知青办主任对我父母说，让我在大会上代表知青表决心，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便改成了让我“火线入团”。

    那天上台“火线表演”的，有兄妹三人联袂下乡的，他们父母双亡，在城里无亲可投，便投奔了广阔天地。还有孪生兄弟共赴大义的，他们的父母是右派，兄弟俩人一起“背叛家庭”，实践了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时代真理”。还有一个儿时放鞭炮被炸瞎了一只眼，此时瞎眼派上了用场；另一个前年上街撕大字报当废纸卖，被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打聋了他的耳朵，现在都算身残志坚一类。我这个既无知识，又非青年的懵懂顽童，也混杂于其中。反正此时世间的稀奇古怪都集中到了这里，七长八短地走上台，举手宣誓入团。礼成，便混入了“先进青年”的行列。

    会后，全体知青披红挂彩，分乘三十辆大卡车，绕着市里的主要街道游行。街道两侧的各单位敲锣打鼓十里相送。同车的张建国，王胜利，林卫红，赵秀琴等人，是市粮食局的子女，我们那辆车路过市粮食局时，敲锣打鼓的队伍里，抬出了一筐馒头，往我们车上扔。王胜利、林卫红的父母跟着我们的车，边走边从地上拾起掉下的馒头递给我们，嘱咐大家能多吃就多吃一个。

    车队走走停停，路径每个知青父母所在的单位时，那个单位里都有人拥上来往车上送东西，扔食品。孙强，赵刚，徐敏，凌燕和我等八九个人，是军队系统的子女，没有人前来送行。因为本市驻军各单位有命令，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军队干部一律不许为子女送行。 但是张建国、王胜利等人此时已经成了我们的“患难之交”，他们嘴里咬着馒头，拼命的往肚子里咽，手里则把下面送上来的馒头往我们手里和挎包里塞，嘴里忙不过来地说：吃！吃！嗝，今后大家就是，嗝，一家，嗝，啊人，嗝，有难共， 嗝，当。一句话被馒头噎了好几个嗝。

    汽车路过铁路局宿舍时，一个老奶奶突然跑出来，躺在我们前面那辆汽车下面，哭喊着让她孙子大成下车回家，大成的父母上前怎么拉也拉不起来。这时吴大头吆喝着从车上跳下来，问这是谁在阻拦上山下乡，胆敢破坏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不想活了？大成也跟着跳下车来去劝他奶奶。奶奶哭喊着说，你跟我回家我就起来，不回家我就死在这里。吴大头一听，上前一把提起大成的奶奶，说你孙子跟着我你还不放心？有我一碗粥，就有他半碗。说着，如同回到了花果山的猴子王，对铁路局宿舍出来看热闹的小兄弟们高喊：孩儿们，过来几个喘气的，把奶奶抬回家，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旁边顿时一呼百应地拥上来八九个“孩儿们”，七手八脚地把老奶奶抬走了。

    吴大头下乡后，真得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年多后，大成和另一名知青在大队里沤肥时，不慎掉进了四米多深的化粪池，当时吴大头见了，二话没说就跳下去，从池底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救上来，自己却因沼气中毒丢了性命。他是我们那批知青中唯一一个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人，死后被上级批准为革命烈士。

    两个星期之前，吴大头刚满十九岁。他生日的那天半夜，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跑到我们大队，用一个窝窝头蘸上从赤脚医生那里偷来的酒精，去喂社员家的一条大狗，狗醉倒后，他就勒死背回去宰了，分成十个脸盆一起煮。那一夜他们大队的知青兴高采烈得如同过年，如同威虎山上的匪徒一般地狂喊着：“厅内点灯，厅外点明子，给吴大帅拜寿喽 ——”

    知青们从天不亮就开吃，也不管熟不熟，一直吃到上午。“吴大帅”吃着吃着突然觉得不对头，就跑到了我们大队，叫我和孙强一起去吃。正和我们在一起干活的凌燕听了，顿时放弃了她平时坚持的对“坏孩子”不理，不说话，不接触的“三不原则”，跟着我们就跑。吴大帅挑了一些好看的肉，一个劲儿地往凌燕碗里夹，凌燕吃在嘴里，甜在心里，一顿大块朵颐，回去后就回味无穷地拉了三天肚子。

    市革委领导让汽车加速，中间不许再停车。于是原来跟着汽车走的一些父母就跟汽车跑起来。我突然发现街旁的树后面，顺着墙边的一个人也快步跑了起来，仔细一看，是我父亲。凌燕也看见了我父亲，就大声叫着：李叔叔，李叔叔，我们在这里。我爸爸呢？他来了吗？徐敏也大声喊：李叔叔，李叔叔，我们在这里！喊着喊着，她俩就哭得不能自己。

    车下跟着跑的人们已渐渐地跟不上汽车了，于是就掉头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跑。这时凌燕、徐敏一边哭，一边晃着我的肩膀说：你爸爸真好，你爸爸真好。凌燕说：我要是男的，早就和你哥哥一起去当小兵了。赵刚听了说，那也不一定，军区有规定，只允许一家有一个去当兵的名额。谁让我们不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呢？

    汽车路过警备区时，干部战士在路边列队相送。每一辆汽车路过，他们就随着口令，集体举手敬礼。赵刚的父亲是警备区司令员，站在队前，随着口令，颤巍巍地举起左手——他的右臂在朝鲜战场上被敌机炸烂，被我父亲截了肢。我们的车经过他面前时，他垂下双眼并不看我们。赵刚则啃一口馒头仰头看天，颇似“把馒头问青天”：为什么我不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赵刚兄弟三个，我们下乡后不久，他哥哥就在保卫西沙的对越海战中壮烈牺牲了。赵刚顺理成章地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两年后他参了军，一九七九年在云南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献出了生命。他的弟弟后来又参了军，一九八五年在扑灭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时也牺牲了。我父亲常说：赵老将军一家，不愧为一门忠烈！

    车站为知青发了一趟“知青专列”。站台上，送行的和被送的难分难舍。有的执手无言，泪眼相对，有的千叮万嘱，殷情难尽。刚赶到的家长捧着食品衣物，挨着车厢寻找自己的孩子。无人相送的知青把头挤出车窗，高声呼唤着自己的亲人。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工人，教育他们的子女上山下乡，来一个动员，各地的贫下中农要欢迎他们去。”“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们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与广大的工农相结合。”

   当播音员广播“送行的人员请下车，火车就要开车”时，站台上突然安静下来，然后就听到一片凄惨的哭声，铺天盖地。

    坐在车窗边的林卫红赵秀琴等人，已经哭得只抽搐，出不了声。他们的父母在窗外一遍一遍地哭着嘱咐：吃不饱就来信，我们一定会寄钱寄粮票给你。凌燕和徐敏，冲着窗外，高声哭喊着他们爸爸的名字。赵刚拼命把头伸向窗外，尽量仰起头，不想让人看到他掉眼泪。孙强就假装看报，用报纸遮住脸，肩膀却一抖一抖的。我感觉到，父亲此时一定正在一个我看不到他的地方，注视着我。

    此时王胜利虽然受到了别人的感染，但是嘴里仍然嚼着馒头，正拼命伸直了脖子，用流进嘴角的眼泪和着往下咽。下乡后他曾告诉我们，那天他一共吃了十二馒头。因为平时他在家根本吃不到馒头，全家的细粮都给他奶奶和弟弟妹妹吃，所以那天他是在往死里吃。有一次，我们往地里挑粪，快到中午时，我们个个都饿得头晕眼花，他抬头看了看太阳，突然就一头栽倒在田地里。等我们七手八脚地从井里打上凉水，把他灌醒后，他奇怪地看着大家，没头没脑地说：“十二个馒头”。从此他的外号就叫“十二个馒头”。

    徐敏的妈妈终于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刻赶来。她带了几包两毛七分钱二两粮票一包的香草饼干，分给我们大家吃。那时这种饼干只有过年时才可能吃到，所以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吃。徐敏的妈妈赶来，主要是为了给徐敏送一些卫生纸。她一面悄悄地低声嘱咐着徐敏，一面把一些卫生纸塞进她的包里。徐敏偷眼看看男知青，面红耳赤地坚决不要。并说决不能把修正主义的东西，带到广阔天地去。她母亲流着眼泪说她太不懂事。我们到了农村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完全证实了“知女莫如母”。

    一次公社里演电影，知青们放工后相约而去。放映的露天广场里人挤人，电影才演了一半，徐敏和凌燕就回村了。散电影后，我们听说徐敏出事了。第二天，又听说徐敏那天夜里哭了一夜都没睡觉。早饭后凌燕陪着徐敏去找大队赤脚医生要药，赤脚医生问她哪里不舒服，她不说话，再三追问，她才说自己有了资产阶级思想。赤脚医生莫名其妙，问她有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要吃药？徐敏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凌燕忙含混不清地解释，她们想要计划生育打胎药。

    赤脚医生一听，觉得事情严重了，赶紧去找大队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急忙赶来，问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她说是昨天晚上。妇女主任问男方是谁，徐敏说不知道，凌燕也说没看清长什么样。这一下成了重大案件。

 
       公社分管知青的书记，武装部长，派出所长，妇联主任等人，先后纷纷赶来，和大队书记商量这事要不要及时通知徐敏的父母。最后武装部长说，只有先破了案，才能有所交待。于是，各位领导轮流劝说徐敏不要哭，让她仔细回忆昨天发生的事。

     徐敏哭着说，昨天晚上她看电影时，有几个男人在她身后总是挤她，并用一种硬东西顶在她身后。后来，她觉得自己的裤子后面全湿了，一摸，到处都是粘糊糊的。起初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背后那几个男人就笑着说是给她的…… 她听了不由自主地闻了一下，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就觉得自己是怀了孕……

    大队书记没等她说完，“噗嗤”一声，笑得坐在了地上。

    列车开车的铃声终于响了，那天即便是没有赶去车站送行的人，在那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也能感触到站台上那哭声震天的愁云惨雾。

    这时，只见王胜利和张建国两人的父亲，远远地抬着一筐热气腾腾地馒头，朝着我们的车厢奔来。这是他们刚才赶回正在开饭的食堂，借饭票买来的。但是列车已经开动。 眼看着他们就赶不到我们的窗口了，他们就把馒头往任何一个路过的车窗里扔。

    王胜利“哇”的一声，终于吐出了嘴里的馒头，失声痛哭起来。

                                                                    2006年2月22日

                                                                    于美国佛基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