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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和顾彬持相反观点的有老作家王蒙，他在2009年说：“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候。”陈晓明在同一年也说：“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说有大批的中国小说家已经和西方小说家的水平不分上下，他们的依据是中国文学庞大的创作数量、翻译到国外的作品越来越多，以及数十万计的中国作家阵容。
中国作家正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中国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奖的已经很多，高行健、莫言的诺贝尔奖自不必说，贾平凹也获得过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余华获得过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姜戎、苏童、毕飞宇曾获得亚洲布克奖等等。2013年阎连科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提名。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中国诗人，也获得过许多国际性的诗歌奖。可以说，十多年来有很多中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在各个国际文学奖中获奖。
不论中国作家取得多大成就，即使现在是处在最好时期，和世界文学相比，还有明显的不足和差距。在国外书店里，很难找到译成外文的中文文学作品，不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他的《骆驼祥子》等译作发表时一度畅销）、张爱玲，还是当代的杰出作家，偶尔看到也是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张戎的《鸿》是个例外，那是回忆录，不是小说。而我们能看到很多日本作家的译作，最多的是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还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的作品。
什么时候中国文学能引领或代表世界文学的某个潮流或方向？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成为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哪怕局限在作家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他们的榜样和模仿的对象？显然这样的日子还很遥远，假如不是遥遥无期。毫无疑问，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伟大的作品。
中国作家作品形式上缺少创新，中国的长篇小说缺少结构，大部分都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平铺直叙，线性展开，要有也只是自然时间的结构。中国作家没有原创力，中国小说资源不丰，传统不厚，致使作家营养不良，底气不足，没有内涵，思想不深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作家容易被市场左右，缺少道德勇气。
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黑暗岁月里，出现了别雷、巴别尔、叶赛宁、勃留索夫、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安德烈耶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以他们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开创了世界众多的文学流派，其中别雷的《彼得堡》，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成为意识流文学的三座高峰；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勃留索夫的《白雪公主》打开了以荒诞派手法重新改写童话的先河；而扎米亚京反乌托邦的《我们》先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问世；更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不朽经典。即使是后来加入美国籍的纳博科夫，也属于世界级别的，他的《洛丽塔》和《微暗的火》震动了西方文坛。《日瓦戈医生》以大悲悯、大解脱的心境书写俄罗斯文学高贵的人道主义传统，更被有人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三部小说之一。
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布尔加科夫，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后，到1940年去世，他没有一篇小说能在苏联发表或出版，他流落街头，只剩贫穷和死亡。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写下注定不能发表的旷世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曼德尔施塔姆更以《我们生活着，却飘忽无国》这首诗，无情讽刺斯大林，对他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有人告诉索尔仁尼琴别写《古拉格群岛》，劝他忘了吧，否则会失去一只眼睛。索尔仁尼琴回答：如果不写，我会失去两只眼睛。
在相同的制度下，我们有类似前苏联“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还有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战、内战，中国人所承受的苦难比前苏联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为什么没有创造出伟大的小说？不但看不到《静静的顿河》，甚至写不出《苦难的历程》那样的小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反右，杨继绳的《墓碑》反映三年大饥荒，但不是文学作品。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是写大饥荒的好作品，但不足以称为杰作；至于写土改、肃反、整风运动、工商业改造、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小说，在海外出版了几本，也不属于优秀的小说。
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说过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在黑暗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是那样匪夷所思，中国现实的荒诞性超越了历史，超越任何文学作品，只要把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去掉无关的枝节，就能成为一部好作品。
也不是没有中国作家在作宏大叙事（我们至今还写不出接近《战争与和平》、《罪与罚》那样伟大的作品，因此还需要有作家去写宏大叙事。），但往往大而无当，好作品少，伟大的作品还在书写过程中。中国作家满腔热情写下的东西，过了短短几年就被历史淘汰，甚至沦为顾彬说的垃圾。
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曾经有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虽然还存在一些禁区，比如六四、西藏、维吾尔族、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等等，但至少比前苏联时期好多了（以前东欧和苏联的作家就敢于碰触那些体制禁区，布尔加科夫写《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没打算在生前出版。）何以在中国还是产生不出公认的伟大作品呢？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前苏联能，中国到现在还不能？比起前苏联作家，中国作家到底缺少什么？
中国作家受到社会环境制约，良知、胆识、勇气不足（其实勇气、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己给的。），缺乏精神力度。许多作家应该明白现代社会突出尖锐的矛盾，比如体制、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等等问题，但不敢面对不敢触及。中国作家过于聪明，通晓圆融的传统哲学，深谙人情世故。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他们那样乖巧，老于世故，知道规则和界限，会妥协，最多玩些擦边球。莫言就是妥协的结果，他的小说写出了村官的凶残、虚伪、势利；写出了农民的贫穷、可怜、悲惨。但他是“体制内的人”，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回避政治。这就是顾彬说的中国当代作家不敢发出声音。
妥协的不只是莫言一个人，王蒙、王安忆等等中国作家都一样。他们的作品中只有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把苦难归罪天灾或政策失误，不去追究引起政策失误的根源。中国作家在历史磨难的重压下，能直起腰杆说真话已属不易，真正的批评、特别是有远见的深刻批评就难得一见了。
那些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高行健等等，但也许因为才华所限，他们也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实在很一般。作家不但要敢写，还要写得好，这并非易事，即使像张爱玲这样近代杰出的作家，也难以胜任。张爱玲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给人的感觉是对政治并不关心，没有写过反日的爱国小说，只关注个人和小我的生活，后来却写了《秧歌》、《赤地之恋》，揭露讽刺新中国专制暴虐，但不是好小说，语言偏颇，叙述视角不统一，有虎头蛇尾的毛病。
中国作家并非都缺乏学识与才情，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有些经受过比莫言更大的苦难，是许多国外作家难以想象的。但中国作家难以进行真正的难度写作，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说过：文学可分成两类。悲哀的文学和抱怨的文学。前一类是关于人类永久的生存状况，后一类带有某时某地的文学痕迹，也许真切、动人，但不是伟大的文学。很遗憾，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的创作都属于后者，这是中国作家的另一个软肋。只有苦难和批评，没有对人类存在最本质的思考。虽然我们作家也有反思精神，但没有宗教情感，无法站在哲学高度审视，缺失以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和独创性写作，因此无法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中国作家有发达的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自然就限制了形而上的思考。内心充塞太多务实的东西，留给创造想象的空间就少了。总的说来，中国作家既不敢碰触禁区，也无法关注人类的普遍与永久的生存状况。
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精神也是物品，什么都可以消费，人的精神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人”化为“物”，人与人的关系被换算成物与物的关系，社会关系被分解为数字的金钱关系，万物都成为商品，人文精神滑坡，丧失良知和道德底线，成为有史以来道德最为沦丧，腐败最为严重的社会。小说家也是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出版市场的影响，即使严肃作家也拜金，只关心稿费、版税、印数、销量，会不会畅销，怎样炒作，不关心小说的优劣，看不清文学的本质，在商品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媚俗。小说写作不再是平庸与难度的角力，而是都变得浮躁，急功近利，忍受不住寂寞，当然更重要的是缺少社会使命感，不敢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直面苦难、直面心灵，而是回避是非、躲避崇高等等，这些几乎成了二十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较为普遍的一些弊端。
这些都造成中国作家思想贫困，无法创作出伟大的小说，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因素：作家的天赋、素质、修养等等；作家本身经历的贫乏，没有自己的生活，缺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视野；我们还可以列举出种族历史等等因素，如中国没有产生史诗，中国人习惯片段式思维。
批评是另一个必须特别指出的原因。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缺少诤言批评的锐气，缺少有真知灼见、有思想的批评，批评家没有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最本质的东西：作品说了些什么和怎么说这样两个主要问题。批评家分不清优劣作品，什么是有灵性的作品，什么是低俗的作品。一个流行小说作者金庸被学者教授评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们对评论界还能期待什么？
文学批评已不成为真正的批评，要不是攻击对手，就是褒扬吹捧，搞利益批评，有的评论还收钱，完全脱离了批评的本意，甚至丧失了职业道德。如今的作家作品批评研讨会，不是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反正这么做批评家个人可以明哲保身不说，还能有吃喝玩乐。
中国文人媚俗，不像顾彬那样讲原则，那些原来对莫言颇有微词的人，觉得他所写的作品毫无水准乱七八糟，可是就因为人家得了奖，就一窝蜂跟上去同声喝彩。
还有些批评玩名词术语游戏，作者读者看了不知所云。另一些批评牵强附会，作太多作品之外的解释，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还是历史的。解释过度是一种严重的批评错误。
没有一个好的批评界，也就难以催生伟大的小说。
也许我们人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批评不能简单化，中国作家毕竟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许我们也不该拿中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相比，俄罗斯具有伟大而悠久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其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世界出过几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人问福克纳他最喜欢的三本书，他说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
“文学状态”是非功利、非政治、非市场的状态。令人庆幸的是，中国有少数作家在反省社会，也反省自己的写作，有自己的操守和坚持，始终保持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性，听从内心的呼唤，踏踏实实地耕耘，进行深度和难度写作。
进入新世纪，就是进入闲适和游戏的年代，产生了快餐式的网络文学，每个人都可以写，在街上随便往空中抛一块石头，十有八九能砸中一个作家。小说写手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进行创作，越写越多，产生一大堆垃圾。在这样浩翰的作品中，会不会有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有待我们去发现？
“相同的制度下，我们有类似前苏联“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还有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战、内战，中国人所承受的苦难比前苏联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为什么没有创造出伟大的小说？不但看不到《静静的顿河》，甚至写不出《苦难的历程》那样的小说。”
真希望有人动笔好好书写那个年代，书写那片土地上的苦难，只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承受那样的苦难。
命若琴弦， 深刻之至。
瞎子断弦， 可得秘方。 然秘方是白纸一张。
每个人的生命， 可悲即如此。
乐观亦如此。 即使知道那张白纸， 还得继续。
铁生逝， 痛!
呵呵，因为没有经过大苦大难～～
70年，两代人，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人云亦云。连想都不会想，怎么能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