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52）（怕死的美国教授）
那位38岁的纽约大学教授总是来北京出差，我在1993年就见过他好几次。我当时就想，即便我去不了美国，我和这位教授都可以做永远的朋友。
我们有时会在北京一起去看文艺演出。有一次，我们去看北京人艺的话剧“龙须沟”，看完演出后，他就象是爱上了所有的演员，一个劲地夸奖这个，赞美那个。他对中国话剧艺术的那种热情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我当时就在琢磨，“倒底我们俩哪个是中国人呢？”
人就是这样，总是“远香进臭”，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非常歧视自己，有的时候，本来是我们纯种族，纯文化的东西，我们却非要先得到外国人的表扬和称赞，然后我们自己才会承认它好。其实，属于民族或文化的东西，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优秀，当我们总是去做很多无聊的比较时，就会导致许多毫无道理的自卑和自怜。
有些中国人对待自己的同胞跟大爷似的，而在白人面前就象奴才；而美国人有点相反，他们对待别国的人很狂妄（说得好听点儿叫过于自信），他们对自己人（白人对待白人）则相对收敛得多。但美国人狂归狂，他们通常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非常不爱讲别人的坏话，如果他们没有好听的话要说，他们通常都懂得闭上自己的嘴什么都不讲就是了。
正如《圣经》里教导的一样，“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聪明。”
这位美国教授真的是一个智慧之人，因为我好象从来就没有听见他说过什么不好听的话，这对我来说有点儿新鲜，我从小长在中国，我听过的牢骚和坏话早就让我的两个耳朵起了许多老茧。
不过，我记得，这个美国教授还是有对我抱怨过（如果这也算抱怨的话），“我老是坐飞机，要是我坐的飞机哪天掉下来怎么办啊？” 有一次，他要从北京去新疆，他当时在北京建国饭店的大厅结帐，他一个劲地念叨，他的飞机会掉下来，搞得饭店前台的小姐莫名其妙地直看他。我当时觉得他挺可笑也挺好玩儿的，就安慰他说，“你想的太多了，飞机掉下来的事一年才也几会啊，轮不到你头上的！”
我的安慰根本不管用，他还是皱着眉头苦着脸。要是那时候我信了耶稣就好了，我一定会对他说，“你向上帝祈祷吧，上帝会给你平安的，如果飞机真的掉下去，上帝就接你去天堂了，那不是更好吗？”
这个教授是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我那时候是个不信耶稣的中国人，要是我跟这个教授同坐一架飞机出了事，我们两个都绝对去不了天堂。
1994年1月，纽约大学另一位非常著名的老教授来北京出差，他在百忙之中抽空见了我，就相当于面试了。那个时间空档就是在他从北京返回美国去首都机场的出租车上，我在长城饭店门口一见到他就上了车。在出租车里，我把早就准备好的话一套一套地讲给他听，25分钟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我的“决心和报告”也全部演讲完毕，老头儿就下了出租车直奔候机室去了。
要想争取到纽约大学我要读的那个学院每年给中国学生仅有的两个全额奖学金之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反正我该做的也做了，该见的人也见了，剩下的就只是耐心等待。
两个星期之后，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寄到我手里，这简直太绝了，我唯一联系的一个美国大学就这样顺利搞定了，而且还包吃，包住，包学费。纽约大学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下城最富有人文气息的格林威治村，我申请的这个专业一直在全美国排在第四或第五位。这个著名的私立大学在2004年和2005年被评为美国年轻人最喜欢读的大学，排在哈佛和耶鲁大学之前。
兴奋之余，我要感谢的人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我在北京的那位朋友，没有他，我就不可能认识这位38岁的美国教授；而没有这位美国教授，我连纽约大学的门儿朝哪个方向开都不可能晓得，就更谈不上认识他的老板了。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通常会把成功归于这几个方面--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人的帮助或运气好。有时候我们想概括得更全面一点，我们就会说是由于自己的天赋不错。
好象上帝总是不会出现在我们需要感谢的名单之列。我当时拿到录取通知时，连上帝是谁都不知道，就更谈不上感激他了。
要是我们给了别人很多帮助而没有得到感谢，我们肯定会骂那个人忘恩负义。
其实我们人是最忘恩负义的，上帝造了我们，给了我们天赋，派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良好的身体去拼搏，我们不但不感谢他却反而还断定上帝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已。
如果有人这般无理地对待我，我想我早就气昏过去了。
而上帝则不同，你不感谢他，他还是继续赐福给你；你去拜假神，他也不会强迫你来信他，他还不断给你健康和长寿；当你只相信你自己时，上帝还是那样耐心地等待你回头。
直到有一天，你实在太老了，心脏也跳不动了，那时候你去不了上帝的天堂，你说是上帝的错还是你自己的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