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8）
在上海，这种攻防战是以八三一事件拉开序幕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就开始有北京红卫兵三三两两地到上海来。他们来，有些是趁着串联的机会来上海见识见识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昔日十里洋场的风貌和情调的，但也有些是负有某种使命、特别是奉了中央文革使命来的。八月二十六日，有一批一百七十多人的北京红卫兵队伍坐火车来到上海。因为人数较多，中共上海市委事先得到消息，就专门组织了人到车站去迎接，以表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尊重和欢迎。但这批红卫兵却并不领情，他们说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根本不是真心的。就事实而言，上海市委也确实不是真心欢迎他们而是防着他们的。因为就在第二天一早，市委就在康平路小礼堂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个市委各部委、各局负责人会议。市长、市委副书记曹荻秋在讲话中说：北京来的红卫兵绝大部分是革命的，好的；少数人有偏激情绪；也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说上海从市委到基层组织都烂掉了，要罢我曹荻秋的官。还有人片面强调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武斗，不要文斗。最后，曹荻秋要求各级领导要组织人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展开辩论，要求各级领导本人也要大胆领导，敢于辩论。（当时市委书记陈丕显因查出患鼻咽癌退居二线，由曹荻秋主持市委工作。）从这个反应看，上海市委对来沪的红卫兵是做过一些摸底功夫的，对北京红卫兵表面是欢迎，实际是提防。
八月三十日，又有一批北京红卫兵到沪。他们一到上海就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因为前前后后要求接见的北京红卫兵数量颇多，曹荻秋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商量后，决定当天下午在文化广场集体接见他们。市委自陈、曹以下所有书记，除了张春桥在京不能参加，其余全部出席，以示上海市委欢迎态度的真诚。当天下午来参加欢迎会的北京红卫兵总数有三千人左右，除了三十日来的那批，以前来的大多也参加了。会议开始不久，就有红卫兵开始闹事。他们冲上主席台抢发言，控诉上海市民对他们不友善甚至刁难；指责上海市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声言上海的文革必须重新来过。上海市委在八月二十四日制定的一个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的十条规定，被他们斥为修正主义的臭十条，提出必须立即取消。也有红卫兵干脆喊出了改组上海市委的口号，把一个欢迎会开成了控诉会、批判会。而上海市委经过这次欢迎会，看到北京红卫兵来势汹汹、来意不善，为防意外，当夜就开会决定：立即将市委书记处秘密转移到江南造船厂办公，市委书记们统统转移到一个秘密招待所居住，与北京红卫兵玩起了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曹荻秋还下令让人去调查北京红卫兵的背景，说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让北京市委去整他们。同时还让人联系立场站在市委一边的上海交通大学的红卫兵，要他们出面去对北京红卫兵进行反击。于是交大红卫兵迅速贴出了《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八月三十日文化广场大会真相》等大字报，抨击北京红卫兵没有组织观念，说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是对市委负责同志的极大侮辱。形成了上海红卫兵与北京红卫兵对立的局面。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十点，一批三十多个北京红卫兵来到延安西路二〇〇号的市委机关大楼，要求曹荻秋接见他们。因为曹荻秋迟迟没有出来接见他们，他们十分不满，扬言说他们在北京要见中央首长也很容易，见曹荻秋却这么难，难道曹荻秋的官比中央首长还大？从这些话中，人们估计这批红卫兵很可能就是久闻大名的北京高干子弟了。此时市委机关大门外也聚集了上千上海市民和上海的红卫兵。他们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实质是围攻。到十一点左右，适逢天下起大雨来，这批红卫兵就开始冲击大门。据说市委大楼的守门人员此时也想放北京红卫兵进来避雨，但就在大门欲开未开犹豫之际，北京红卫兵已经趁势冲进大楼。拥挤中把大门玻璃也打破了。大楼内的市委工作人员赶忙上前阻拦，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就是稍后被称为八三一事件的经过情形。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上海全市各单位，包括我们郊区都贴出了《关于八月三十一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的大字报，具名的是五十一名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大字报的内容是诉说有一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后，毫无根据地指控上海市委不革命，蛮不讲理地围攻、冲击市委机关，影响市委正常办公，还动手打人的暴行。大字报作者说他们都是市委的工作人员，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为了防止有人散布谣言，混淆视听，觉得他们有责任将真相公布于众。
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是在九月一日上午十时左右，地点在我们单位内党支部办公室外的墙上。大字报是刚刚抄写完毕贴上去的，墨迹淋漓，有的地方墨水还在往下淌，太阳照在墨汁未干的地方发出刺眼的反射光，刷浆糊的地方纸也都是湿的。看完这张大字报，我首先的感觉是有点讶异。原因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虽然标榜的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迄今为止除了北京市委连续两次受到冲击（第一次受冲击市委书记彭真下台，市委改组；第二次受冲击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因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犯了错误，只得黯然下台到天津去避风头，后任河北省革委主任），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如往日一样，保持着党的权力机构的威严。而各地的红卫兵自他们横空出世以来，受各级党组织的操纵，冲击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地、富、反、坏、右、资和所谓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怎么现在北京红卫兵冲击起上海市委来了？可转而一想，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是走资派，所以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倒是符合文革的大方向的。但符合文革大方向却遭到这批自称市委工作人员的控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着我又疑惑北京红卫兵未必了解上海的情况，怎么不是上海的红卫兵冲击市委，反倒是他们越俎代庖来冲击上海市委来了？因此我怀疑这批北京红卫兵很可能是奉了中央的特殊使命来上海点火的。
这张大字报的立场是明显地站在市委一边说话的。但据我判断，它不像是市委工作人员自发写的，而是奉命写的。因为三十一日中午发生在市区的事情，第二天上午大字报就已传到郊县青浦并被一个基层单位转抄张贴出来，这么快的速度极不寻常，这后面需要庞大的组织力量，不是几个市委的工作人员就能办到的。我猜这大字报很可能是当天下午有人奉命起草后，立即通过市委和县委间的机要文件通讯管道送到青浦，再由青浦县委紧急召集各科局开会，让各科局再紧急布置各基层单位转抄张贴，才会有那么高的效率。
一月革命以后，我一次听站里其他同志谈起这次八三一事件，说八月三十一日那天深夜，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季茂南突然亲临血防站召开党支部会议，就是为了这张大字报。他指示站领导立即布置人转抄大字报，明天一早就要让大字报与群众见面。他还指示站领导在血防站内成立机关红卫兵组织，并成立专门的辩论组，以便一旦北京红卫兵也来到青浦冲击县委，这个辩论组就要带着红卫兵袖章以及预先写好的报喜信，以报喜为名去县委围攻北京红卫兵。显然，这位主任大人深夜亲临血防站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奉了县委的命令来的。他所要求的转抄大字报，成立机关红卫兵和辩论组，也是市委或县委的要求。这证实了我当时的猜测是对的。
对于这张大字报，我那时的立场既不在北京红卫兵一边，也不在市委一边，而是抱着一种冷眼看笑话的态度。为什么呢？第一，自我了解到北京红卫兵的一些暴行后就对红卫兵没有好感。他们仗着出身好，斗牛鬼蛇神，破四旧，抄人的家，横冲直撞、耀武扬威，说得好听点是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说不好听是行同土匪。所以现在由中共的政权机关去杀杀他们的骄气也是好的。
第二，我对上海市委也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所有的中共政权机关历来都有一种高高在上、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威严，让一般的小老百姓感到畏惧。那时候我到上海去，经过外滩市政府大门口看到在里边旋转门口站岗的解放军士兵，就对这样的大衙门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是老虎的屁股、太岁头上的土，摸不得、动不得。现在来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简直就是这批官老爷的克星。让这些官老爷们稍稍受一下冲击，又有何不可呢？再说，所有的红卫兵还不都是由你们这批官老爷教育出来、组织起来的？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大都受到你们的唆使，现在红卫兵反过头来冲击你们了，这叫养蛇反被蛇咬，自作自受！
第三，那时我自己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认为上海市委是冲击不得的。当时社会上有一股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这股极左思潮的来源主要是一段语录，一个讲话。一段语录是马克思的语录：马克思的二女劳拉问马克思：你所最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答：怀疑一切。这段语录因为新鲜，过去大家没有看到过，红卫兵将它抄成大字报到处张贴或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后，就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一个讲话是陶铸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接见中南地区赴京革命师生和首都部分师生大会上的讲话。陶铸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说：湖南省委是可以反对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反对，你们湖南的王延春（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为什么不可以反对，你湖北的王任重（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也可以反对。只要他不革命，就罢他的官，他阻碍革命、反对革命，就打倒他！在这个讲话中陶铸还进一步解释道：党的领导问题，现在有几个论点，束缚我们搞运动。各级党委是不是可以反对，反对了是不是反对党中央？什么叫做党的领导？是不是党的支部、党委、中南局才是党的领导？现在这些问题很清楚了，人民日报讲了不管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刚才我说了，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林彪同志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们跟他走。其他什么湖南省委、湖北省委、中南局，只要他们不革命，统统都可以反对。陶铸当时的身份是党中央第四把手，具有很大权威性。这个讲话迅速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在全国散发，影响极广。由于陶铸在讲话中把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的人只局限在毛泽东、林彪两个人身上，连第三把手的周恩来也不包括在内，这就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胆量和想象力。因此，我当时就想，既然连总理周恩来都可反对，你上海市委怎么就反不得？至于反对了还是反错了，以后由事实来说话嘛，做什么现在就急着反对呢？
当然，我这样的情绪在当时还是不敢暴露出来让人知道的。但我也观察了与我一起在看大字报的同事，十多个人中我没有听见有哪一个当场表示意见的。他们看完大字报以后不是一声不响地走掉，就是冲旁边的人诡谲地笑笑然后再离开。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吧！在当时，无论是北京红卫兵或上海市委，我们普通老百姓哪一方都得罪不起，不便公开表态。
然而，在八三一事件中血防站党支部却非常积极又非常紧张。积极是党支部以最快速度转抄贴出了市委五十一人的大字报；紧张是党支部还通知站里使用公家自行车的人要把自行车藏好，说是不能让北京红卫兵看到征用。后来听说他们把单位的油印机也藏起来。党支部还收缴了员工们在运动中记录县委和单位领导有关文革指示、讲话的笔记本，予以焚毁，说是为了防止北京红卫兵来冲击单位，造成泄密。原来放在党支部办公室内的档案，听说也偷偷转移去了什么地方。其实北京红卫兵根本没有来青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