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2）
二，渔娘
我的家乡地处太湖水系下游，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鱼米之乡。小镇周围河网密布，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荡，因此水产十分丰富。鱼虾蟹历来是寻常人家的家常菜。在记忆中，我小时侯的镇上有许多卖鱼的地方，有的是专门的水产店，更多的是街边的鱼摊。鱼摊有几个比较固定的点，倒也不乱摆，多数是一个二个小竹篮或小水盆，里边放几条鱼，一堆虾，都是极新鲜的，鱼腮还在动，虾还在跳。旁边蹲一个渔民，见人走过就轻轻地问一声“鱼要哇？”等鱼卖光了，就起身收摊走人。也有的摇着小渔船沿着贯穿小镇的市河，一边慢摇，一边高声叫喊：“鱼要哇？卖鱼唻！”有的不叫喊，而是用脚踏一块木板敲击船板，发出“咣、咣、咣”的声音。这是渔船卖鱼的记号。这种船上的鱼，除了不值钱的小猫鱼，都养在船头活水舱里，因此更鲜活。许多大婶、大嫂在家听见喊声或“咣、咣”声，就会走到河边问：“有什么鱼？你把船摇过来一点让我看看。”看中了什么鱼或虾，接着就是与卖鱼的讲价钱。经过一轮讨价还价最后成交，大婶、大嫂满意地拎着鱼、虾回家。那时候，渔民卖鱼绝对也是小镇的一道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大约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后就不见了。那时候政府对工商业、小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渔民也被组织起来成立了渔业合作社，所有渔获都要交合作社统一售卖，不准渔民私卖。不过那时候镇上居民要吃鱼还不难。因为镇上的水产店还不缺少鱼供应。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我们县划归上海市以后，市场上鱼、虾、蟹就慢慢少见了。据说市区有许多宾馆、大饭店要我们县供应水产，还定有任务。市有关机构还专门派人坐镇几个收鱼的地点，规定渔民都要集中到这些地点上交每天的渔获，然后由专车、专船送往上海市区。从这时起，我们这些鱼米之乡的居民才发觉竟然吃鱼也难了。尤其是一些比较名贵的水产，如蟹季的螃蟹，中等以上大的河虾，大条的青鱼、草鱼——这些都是做上海熏鱼的材料，还有鳜鱼、鲈鱼、甲鱼、黄鳝、鳗鲡，连面也少见。但是，也从这个时候起，常常有一些渔民，多数是渔娘（当地人叫她们“網船娘子”），会带一条、两条鱼偷偷来镇上卖。据她们说是水产收购站的收购价实在太低，不够生活，只好偷卖几条鱼换钱去买油盐酱醋。当然，若给收购站或市场管理的人发现那是要受罚的。所以这种交易一般很隐密，最好是熟客，双方有默契，一、两分钟完成交易就迅速走人。
我亲眼见到我母亲向一个渔娘买鱼，大约是在文革前一两年。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工作单位在县城，而具体工作地点在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徐泾蟠龙。因为交通不太方便，常常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那是个冬天。那天我正回家休假在家。我母亲平时不做家务就习惯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看街上的行人打发时间。我因休息在家无事做，于是也站在门内稍里边一点的地方陪母亲看街景。这时有一个女人在街上从西走来，经过我家时向我母亲望了一眼。想必母亲也给了她一个眼色，她就如一阵风一样“忽”地一下就闪进门来，倒是把我吓了一跳。母亲迅速站起身来，与那个女人走到屋子里边一点。那个女人就迅速解开大襟棉衣腋下的襻钮，从胸前掏出一条半尺多长的鳜鱼来。我十分惊奇，这么一条鱼放在衣服里面，难道她不怕腥也不怕脏么？可母亲好像见惯了，接过鱼来看了一下，低声问了价钱，又低声还了一个价钱，那个女人默默点了一下头，母亲就去厨房先把鱼放下了再去拿钱。趁这个机会我打量了一下这个渔娘。其实她年纪还不大，应该只有三十多岁，但常年风吹日晒就显得有些见老，粗看已有四十多岁。她面色黧黑，唯有牙齿和眼白是白色的，蓬乱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编了一根辫子，身上的棉衣棉裤都已很破旧，也很肮脏，浑身一股鱼腥味。那种大襟的棉袄，现在城镇人只有如我母亲般有年纪的妇人还在穿。她大约觉察我在看她，就显得有些局促，羞涩地朝我微微点了一头，一对常年被野风吹得习惯了眯着看人的眼睛，不安地泛了一下，露出一丝无奈的神色。母亲拿了钱来给她，她接过瞥了一眼，也没有数，就撩起棉衣下摆把钱塞到里襟的口袋中，再用手抚平了下摆，又轻轻按了一下口袋的地方，证实这钱确实放在口袋里，就如释重负地轻轻吁了一口气。母亲轻声对她说下次有鱼再拿来。她点了一下头，然后走到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就又如一阵风一样迅速从门口消失了。
那天母亲很高兴，因为正巧买到了一条鳜鱼给在外地工作休假回家的儿子吃。晚饭时，我品味着这久违了的红烧鳜鱼的美味，心里却快乐不起来，脑海里满是渔娘的身影以及她那无奈的眼神，空气中也似乎仍然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鱼腥味。鱼是渔民捕的，他们卖自己捕的鱼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现在却弄得像做贼一样。居民花钱买鱼本来也是光明正大的事，现在也像收买贼赃似的见不得人。这中间究竟是谁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合作化，按大道理讲，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措施；但这样的“进步”是不是出于被“合作”者的意愿？而这样的合作又究竟对谁有利呢？
2020年6月20日
2024年5月30 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三，道士阿小
我记忆中阿小的第一个印象，是在一个早晨。他穿着一件青色的道袍，拿着一条长柄竹扫帚，叉开双脚正在扫道院大门口的地。这个道院叫隐真道院，我们当地人习惯叫它“圣堂”。阿小是“圣堂”中的青年道士。他有高大的身材，白白胖胖的脸上有一对牛眼一样的大眼睛，二十多岁年纪，贸然一看倒也是颇为神气的。不足的是他有一条腿粗肿得像象腿，所以走路是拖着一条腿走的。据大人说这是得了丝虫病的缘故。在我们家乡，我曾见过好几个这样的病人。得了这样的病，人也差不多属于半残废了。
阿小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在道院内第二进吕祖殿里印经签。经签刻在一块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木板上。一块木板上大概又分刻了六张或八张不同内容的经签。阿小用一把小的棕毛刷帚在装有墨水的碗里蘸一下，在经板上均匀地刷一层墨水，然后用一张黄色或红色绿色的油光纸平平地覆盖在上面，另用一把干的大棕毛刷帚在纸上刷几下，一大张经签就印好了。印好的经签摊在地上晾干，等干后用小刀裁成一条条长条形的经签，分门别类归置在一只分了好多格子的木盘内，这印经签的大功就告成了。来烧香求签的人，点了蜡烛烧了香，跪在神像前木板做的拜凳上用签筒求签，等签筒“壳、壳、壳”地掉下一根竹签，捡起递给守在香案前的道士，道士就根据竹签上的文字，挑一张经签给他。这个道士有时是道观主持人的老婆，有时就是阿小。然后求签人再将经签拿到一位坐在殿门边一张小桌子前长有白胡子的道士那里，请求解说神的指示。完了，就捐一笔香油钱。我们几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到“圣堂”里玩，因此有机会看到阿小印经签。当时小镇上很少有适合小孩子玩乐的地方，见到这种机会就不肯错过。几个小孩团团围在阿小身边看，而阿小或许是觉得我们妨碍了他的工作，或为了显示一下他的威风，有时会鼓起牛一样的大眼瞪我们，并大声呵斥赶我们走。我们也就一哄而散。但我们并不怕他，不一会我们又会走拢去观看。
阿小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三个印象是某年阴历七月半中元节。每年到这个节日，道院里会大摆经堂，展出好多演示神话故事的木雕泥塑。这些泥塑都塑在一只只三尺来长，二尺来宽的红漆木盘内，摆在走道和神殿前的院子里供人观看。木盘里边的人物、战马、旗帜、山水树木、亭台楼阁，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估计不是《封神榜》就是《三国演义》、或《目连救母》之类的故事。展出一共有三天，引来四方乡民前来烧香、瞻仰。在那几天，道院里的香火特别旺，吕祖殿里和三圣殿前从早到晚烟雾缭绕，红光满堂。许多一年难得上镇几次的村妇村姑都会结伴摇了农船来烧香。道观大门口摆了一只笆斗，香客们纷纷将小额的钞票丢到笆斗里，不一会就可以将笆斗装满。连镇上饭馆茶馆、卖零食小吃的，以及卖花粉胭脂小铺的生意也都被这批香客给带旺了。那几天，道院的住持夫妇和他们的大儿子阿la以及阿小特别忙碌。此外还有几个平时在家种地的道士也会来帮忙。这个道院一共有四进，最后一进是一排平房，在三圣殿后面，阿小和那几个来帮忙的道士都住在那儿。这样的“摆经堂”盛事，我小时候共见过二次。
因为中元节，正在盛夏，镇上居民有一个习惯，就是等白天喧嚣过了，晚上行人少了，吃过晚饭洗过澡，大家就会搬个凳子、椅子到自家门前街上乘凉。那天当然也一样。吃过晚饭，我就和母亲搬了小凳到街上乘凉。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如水的月光将整个小镇沉浸在一片静谧、祥和而又有点神秘的幽光中。除了偶尔有人用扇子赶蚊子，发出轻微的“啪啪”声，简直万籁俱寂。我已有点昏昏欲睡了。突然，有一种悦耳的、袅袅的丝竹声传来。我抬眼循声寻找，借着朦胧的、银灰色的月光，我看到有四五个人坐在离我家不远的道院大门外靠东边的一口井旁。他们一边乘凉，一边各自在吹拉一件乐器。吹奏什么曲调那时我还不懂。后来长大了知道了几个江南丝竹的曲名，才猜想他们当时演奏的就是江南丝竹中最流行的紫竹调。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吹奏水平肯定是不怎样高明的，但在那样静谧的夏晚，在样谜一样朦胧的月光下，这声音就犹如天上的仙乐一样动听，让人心旷神怡，杂念全无。我悄悄起身走近察看，原来就是阿小和这几个来帮工的道士。他们有吹箫的，有拉二胡的，还有一个好像是在弹琵琶。说实在的，我真没想到过这个不起眼的阿小原来还会玩乐器。这是我认识的另一个阿小。
那段日子也许是阿小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了吧！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大约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中共开展破迷信运动。地方政府以“圣堂”主持的儿子阿la宣扬鬼神迷信为由，发动一批人把“圣堂”砸了。其实，那时的阿la也只有十八九岁，年轻人不懂事口没遮拦，说出点什么神神鬼鬼的话来，本是不足奇的。砸“圣堂”那天，我父母不准我们小孩去看热闹，我就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瞧。只见一批人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地从道院里往外搬东西。由阿小印制的一叠叠神签，撒得遍地都是，风一吹就像彩蝶一样飞起，有的飘飘扬扬一直飘到我家门前。据地方志书记载，这座道院始创于赵宋，经明、清两代扩建重修，算起来到砸掉它时已有七百多年历史。顺带说一句，我们镇上的城隍庙好像也是同时期被砸掉的。这是我们镇上两座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宗教场所。如果那时候不砸掉而留存到现在，当为小镇开发旅游业生色不少。
“圣堂”被砸后随即被政府封掉。阿小自然也被赶走。一段时间镇上人不见其影踪，听有人说是回了乡下种田去了。然而过了几年，他又回到镇上来了。我猜大约是他从小不种田，已经吃不了那份苦了；况且，我们那边的田都是水田，他那条肿如象腿的脚确实也不适宜常年泡在水中劳作。但回镇上来他又能做什么呢？如果在一九五六年前，托人安排他到商店做一个售货员，那倒也是可以胜任的。一九五六年以后能进商业的都是原来就是在商业上做的人，以及那些被“公私合营”了的小商小贩。于是他就只能到镇上的装卸队卖体力了。装卸队动不动就要扛二、三百斤重的货物，他显然是扛不动的。装卸队是多劳多得，但因为工价低，即使强劳力的人收入也仅够糊口，他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回镇上来以后，原来住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后来住到我家隔壁一个大宅门里。这个大宅门里共住了八九户人家。最里边的一家是一个姓“卜”的。那个卜老太太常来我家与我母亲聊天，我母亲有时也会去她家看她。这个大宅门我平时很少进去，但有一次我因要去卜老太太家找母亲，于是不但进了那个大宅门，还经过了阿小的居处。阿小人不在，我就特意去张望了一下。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房间。它只是一条长走道边的一个小灶间放柴火的地方，最多三四个平方米大小，阴暗潮湿。里边有两条长凳，上面搁一块门板，算是床了。门板上铺了一只草垫子当床褥，草垫子上堆着一条破烂发黑的棉絮。这就是阿小的全部家当。床前横梁上挂一个草包当门。门前是个旧的单眼灶台。灶台前面是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小天井。若非天井有光照进来，这里白天也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实在来说，这个家比猪窝也不见得好多少。因此我又想，就算阿小收入低，但也不至于将生活搞成这样子啊！看来这个人也是够烂料的了。
时间很快到了一九六〇年春。那年浙江嘉善方向有许多逃荒的人来到我们小镇，一批又一批，来过好几批。但他们并不在我们小镇停留，一二天后又从我们这儿流向其他地方。那时我们这儿的饥荒也早开始了，但没有浙江那边严重。有一个从浙江逃荒经过我们小镇的妇女，不知怎的被阿小一个女邻居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居然愿意留下来给阿小当老婆。阿小喜出望外。听人说那天他花八分钱买了八粒水果糖分给同一个大宅门内的邻居当喜糖。因为给了“新娘”一粒，自己嘴馋也吃了一粒，结果每户一粒也没有分全。不过大家并没有计较。但芙蓉梦短，这个中年妇女只和阿小过了三天，就受不了他的贫穷而又远走他方了。这个妇女我在那个大宅门前见过一面，是一个面黄肌瘦、病恹恹的中年人。显然，她是走投无路了才愿意留下的；但凡阿小的生活稍微像样一点，想来这妇女也不会三天就走。这段短暂的露水婚姻，大概是阿小一生中仅有的“春天”！
然后时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六年我家被镇商业红卫兵抄家，房子也被镇房管所没收，要每月交十元（八元？记不清了。）房租才准许我们继续居住。一次不知是真的要改造街道，还是房管所有人看中我家门面那一排落地的木铺板，总之是要将木门板拿走，改用砖砌一道墙，墙一边开一个门口，墙上再按一个窗子。对于这种改造，我们当时已是“租户”身份，当然无权提出任何异议。那天安窗户，有人背来了一个十分破旧的窗框和窗子。我母亲一看那人是阿小，这才知道阿小原来到房管所去做小工了。这窗框和窗子不知是哪里旧房子拆来的，已经陈朽不堪，劈了当柴烧还差不多，装在街面上实在不像样。我母亲心中嘀咕，却也不敢说。正在这时，一个房管所管事的走来检查，发现这旧窗子后就大发雷霆，训斥阿小为什么不拿规定的、统一尺寸的新窗子却拿了这个旧窗子？他要装窗的泥瓦工将刚安放到墙上的旧窗子拆下来，责令阿小立即回去换一个新的来。我母亲这才明白原来这是阿小在故意使坏。后来我回家休假母亲告诉我这件事，口气中犹有些不忿，说她从没有得罪过他，也极少与他打交道，想不到他竟然这样坏良心！我则因为经过家中被抄家的风浪，对世事人情已有些看开，知道这世上穷极无聊的人不知有多少，总是“憎人富贵嫌人贫”，喜欢做“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却损人不利己的蠢事。我估计阿小也是这样。只是上天也不帮他，难得有机会弄一次权，中途就被人破坏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或二年，大概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的冬天，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突然听到后窗外远远传来狼嚎似的凄厉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整夜不得安眠。第二天我问母亲有没有听到这怪叫声。她说这几天天天有。我问是什么叫声。母亲说就是那个道士阿小的叫声，是被冻得在极叫。我听后很感震惊，脑海里顿时冒出小时候看过的《三毛流浪记》内的插图：冬天三毛没有棉被御寒，用报纸御寒。第二天街上有好多冻死的人。阿小用破棉絮和草包御寒，他能熬过这个冬天吗？母亲又说：文革前她当街道居民小组长，知道每年冬季镇政府有一批旧的棉衣棉被分给街道里的困难户御寒过冬，阿小是年年有份的。但这几年文革冲击的面越来越广，镇政府、街道干部都被批斗了，冬季救灾的工作无人管，阿小也就分不到棉衣棉被了。我听后无言，心想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了！我又想，要是在以前，政府不施舍棉被，周围邻居有多余旧棉被的或也会拿一条出来给他。可自从粮棉凭证供应后，一个人一年棉花定量只有几两，全家人积几年才能新置一条棉被，因此棉被再旧也不会给人。又到了下一次或再下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听不到叫声了。我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前几天阿小就已经死了。“死了？”“死了。冻死的！” 是啊，这样冷的天，没有棉衣棉被过冬，怎能不被冻死呢？我忽然想起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想不到过了一千多年，还有这种情况发生。然而再一想，像阿小那样的情况，死了，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在社会变迁的动乱年代，总有一批弱者会成为牺牲品。譬如一条蚯蚓，它原来生活在松软的土壤里，它或许会活很久，活得也不差。但时代的变迁把它从土壤里拽出来丢到了水泥马路上，它没有本领钻透坚硬的路面再回到土壤里去，于是它很快就被太阳晒死，或被经过的车轮碾死。阿小就是这样的一条“蚯蚓”。阿小的死，或许与他本身的无能有关，但好像与时代的关系更大些。
2020年6月21日
2024年6月5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四，“七龄童”
我想，凡在我们镇上长大、现年七十岁以上的人，大约都还会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七龄童”的人。他不像陈云、吴开先那样因为做过共产党、国民党的高官而被人知晓；他只是一个平民，但受到镇民普遍的尊敬。因为他从小就习得一手好字，七岁就被父亲带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卖字，被镇民目为神童。
据镇上大人们说，“七龄童”的名是这样得来的：“七龄童”的父亲也会写字。常常父亲写字时年幼的“七龄童”就在旁边观看，等父亲离家出门去后他就也拿了支毛笔学着父亲的样子写字。对此，父亲一直不知情。五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出门去后“七龄童”又拿起笔学写字。不料父亲因事突然又回家，隔着窗子看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也拿了毛笔在写字，且似模似样，心中就暗暗赞许；及至进去一看，这字居然写得颇有章法，大为惊奇，直觉这个儿子在这方面有天才。从此，父亲就开始有意识地教他书法，到七岁，已经卓然有成。于是父亲将他带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卖字”。当然，“卖字”只是一个借口，实在是以此来显扬儿子的才能。而这个孩子居然也由此一举成名，蜚声沪上，从此得了一个“七龄童”的雅号。
我小时候见过“七龄童”本人，是一次在街上看到的。那时他大概已有五十来岁。印象中的他好像穿一件浅颜色的长衫，一张端正清癯的脸，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谦谦君子，但神情落寞。在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曾来我们学校当过一天代课老师，可惜不是教我们年级。那天消息传出，整个学校学生都轰动了。中间课休的时候大家都拥到教师休息室去看他，但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今天教课快下课时，有学生要他写一个一笔“虎”和一笔“龙”，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给学生看了。于是我们又拥到那个教室去看字，可是黑板已被擦干净。大家失望得很，期望着第二天再能见到他。可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学校里出现过。
虽然，“七龄童”的字我在学校没有见到，但他的字我是确确实实见到过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毛笔字而不是粉笔字。那就是挂在我家附近隐真道院大门西边的“中区救火会”的那块匾。那时我们镇上设有东、西、中、南四个救火会，里边放有水泵、水枪等消防设备。这“中区救火会”五个大字就是他写的。那是颜体大字，笔画浑厚有力。听懂字的大人说，“七龄童”写这块匾的时候正值年轻力壮，所以字字中气十足，笔力千钧。从这块匾上的落款和盖的印章，我还知道了“七龄童”的本名叫钱能夏。除了这块匾，据说镇西湾塘附近大酱园外墙上用砖砌成的“酱园”两个大字也出于他的手笔，但不能确证。这个墙至今犹在。据说来镇上旅游参观的人见到这两个大字，都会由衷地赞叹。
然而，大约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或五六年的上半年，“七龄童”被政府逮捕了。听人说，这次逮捕的行动是在半夜进行的，全镇一下子逮捕了好几十人。大逮捕的第二天，我在街上看到几大张用毛笔写在整张白色油光纸上的布告，上面公布了我们镇上在这次行动中被捕的四十多名“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以及他们主要的罪行。钱能夏的名字也在布告上。逮捕“七龄童”的理由，“布告”上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但对当时镇上大人们怎样说的还记得一些。据大人们说，“七龄童”在抗战时期曾去南京汪精卫政府做过事，属于“汉奸”。也有的说，“七龄童”是因为毛笔字写得好，被南京政府请去当抄写文件的文员的，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又有的说，“七龄童”去南京做事不过是为了谋一口饭吃。他字虽好，但光靠卖字养不活家，正巧南京政府招聘抄抄写写的文员，他去应聘，就被录取了。至于真实情形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次大逮捕，后来我长大了见到了一些有关资料，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比较清楚了。说起来，这次大逮捕不过是一九五〇年“镇反”运动的继续罢了。一九五〇年，中共曾发动过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捕了许多属于旧政权的人。因为那时正在搞“土改运动”，“土改”也杀了许多人；还有“朝鲜战争”又在那时爆发，一时间人心惶惶。其时中共政权初建，还未稳固，为了安定人心，毛泽东指示不宜“四面出击”。因此之故，中共决定对那些罪行不严重的，还有过去为汪伪、国民党政府做过一般性事务的人，暂时不予处理。中共对这些人说，只要主动向政府登记坦白，一般都会获得宽大处理，既往不咎；但若隐瞒不报，一旦政府查明，则必将严惩不贷。估计“七龄童”这些人在那时都向政府登记坦白过。孰料几年后中共政权稳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有了余力，就开始重翻这笔老账。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把几个本来也是中共队伍中的文人，因为对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有不同看法，就把他们打成“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随后趁势开展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于是“七龄童”这些人就在劫难逃了。其实，“七龄童”等这些被捕的人，在中共执政后绝大部分都是老老实实做人，不敢乱说乱动的。比如在那批被捕的人中，我还认识一个姓李的修理无线电收音机的。他就在我小学上学必经之路的芮家浜桥边开一家修理电器的铺子。那时我家有一架五灯收音机，有几次坏了就是我拿去交他修理的。看“布告”上公布的原因，他被捕是因为他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内当过少尉衔的电报员，此外就好象没有其他罪行了。对于中共这样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做法是否符合道义，这样做是否必要，我现在不想辩说。但我想中共若是真如他们说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社会治安，处理这些人是为了将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则完全没有必要逮捕他们。即使需要“改造”，难道留在社会上就不能改造，非要将他们逮捕判刑不可？另外我还一个疑问：像“七龄童”那样的一个伪政府小文员都不放过，似乎是体现了中共的“执法严正”、“除恶务尽”；但是，另有一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坏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有一个叫吴化文的，他本是封建反动军阀，日本人来了投降日本成了大汉奸，后来还参加汪伪政权，做到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日本战败后他又投靠国民党，一九四八年九月国共济南战役时，他又率军阵前叛变投向中共，导致国民党军队失败。似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变色龙”，一生不知残害过多少人民，可是中共建政后非但不清算吴化文的汉奸罪，还让他担任政府高官，试问这根据的又是哪一门子的“法律”？公理、公正何在呢？难道就因为吴化文有这点阵前起义的“功劳”？（我之所以举吴化文为例，不是因为只有吴化文一例可举，而是因为我认识吴化文在美国纽约的女儿“邓太”，比较了解吴化文的历史。）这不又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历史重演！当权者让“窃国者侯”，并不是当权者真的大度，那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为了一己或一党的私利；但“窃钩者诛”，则纯粹是出于当权者小鸡肚肠的报复心理，甚或乃是出于一个十分肮脏的阴谋。如凡心术不端的人往往会装得比君子还要君子。中共也是这样。他们在这些方面故意表现得民族大义凛然，就是想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中共是坚决抗日的，从而掩盖他们在抗战时期勾结日寇，夹攻国民政府军的卖国罪行。
到了六十年代初，那正是所谓“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听人说“七龄童”已瘐死狱中。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无从证实。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益的，那就是从“七龄童”被捕的那一天起，他就永远地在我们小镇上消失了。
“七龄童”的夫人我也见过。那时候“七龄童”已经被捕在劳改，他的夫人在镇东红木桥堍一个原来叫“公诚染坊”的大门口摆一个香烟摊，靠卖烟谋生。这种生活自然是十分清苦的。但“七龄童”的夫人仍十分注意仪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无形之中透出一种尊贵来。
“七龄童”有一个弟弟在镇上颜安中学当校工，因为上班要经过我家门前，我倒是常看见的。他戴一副眼镜，虽然跛一足，也是十分斯文的样子。我不是颜安中学学生，但听说他在学校的职责主要是刻各种课程试卷的蜡纸和印刷试卷，工作从不出差错。尤其他不懂英文，但从不刻错英文试卷，而且刻的英文字母十分漂亮。由这点来看，“七龄童”的弟弟其实也有点书法天才，且做事细心认真。
一代英才就此淹逝，不能不令人伤怀。近读《章练续志》（曹修伦汇订、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其中“寓贤”类中有“钱景宣”条，细读之下才知道钱景宜者即“七龄童”之父，亦为善书兼有德之人。始悟“七龄童”幼年即有杰出书法才能，除了天分，与其父亲的教导绝然有关。所谓家学渊源，成功岂侥幸哉！往往人才之成，固非一代之功。然所谓人才者，亦并非刻意培养就可成功，更多的要靠天赋。不信，我们可以选十数几十名小孩，从四五岁起就教其书法，到七岁甚至十七岁，看看能有如“七龄童”成就者否？此人才之所以可贵也！古人说“得英才而教之，不亦乐夫！”。以“七龄童”为例观之，为师者第一需善教，第二需慧眼识英才，两者缺一不可，始能育出英才来。而具此两条件者，钱景宜者当之无愧。今将《章练续志》上之“钱景宣”小传附录於下，以表对钱景宜和“七龄童”父子的敬意。
钱景宜，字仲陆。世居钱盛村。幼时随其父青浦岁贡晓洲先生侍读横溪。过目成诵，年二十一，入学松江府庠。科举废，家居课徒，四方来学者，书舍不能容。兼研岐黄，又精地理，布施医药，岁有常期，盖以服务人群为宗旨也。为人潇洒，尤善书法，凡颜柳欧褚，能得其髓。是以求书者踵相接。民国六年，父殁，景宜呼天抢地，哀毁逾恒。自是岁时祭祀，常动风木之悲，涕流不止，终身如是。其长子七岁时能书擘窠大字，名噪一时。人但知七龄童之书法精劲，而不知出自家学，大有渊源在也。厥后乡间盗贼横行，掳人劫物，不能安居。为避地计，遂于十七年之秋，迁居练塘镇。性仁厚，凡属公益事，无不热心扶助。在鄉三十余年，操履严明，遇贫苦亲朋，极肯週恤。而乡中寡居，赖以全节者，时有人焉。村间茶肆赌博，相戒弗起。而农人亦安耕度日，无逋租之习，皆景宜感化之功也。其走入歧途之乡人，即用好言规劝。其贫苦而无告者，资助之；不足，则为其尽力劝募。故移家之日，村人至涕泣相送，而依依不舍者。二十二年初冬病殁，年五十七岁。有诗文、尺牍、医案各一卷。元和庠生曹漱石为撰序。父讳步瀛，行事节略，已载青邑《续志》。亦有遗著一编，皆进德修业之语，亦由曹漱石序之，是可补邑志之遗也。
2020年6月23 日
2024年6月11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五，张嫂
张嫂其人，就其年纪言，我称之为张婶也无不可；但我初见她时她还年轻，正是众人眼中“嫂子”的年纪，故称其为张嫂。
我初见她时，她在离我家不远的圣堂桥（朝真桥）堍西，一民居门前摆一个小水果摊谋生。这样的小摊一天能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够不够起码的养家费，我不知道。但张嫂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衣着整洁，脑后编两条乌黑的大辫子，两只精明的大眼睛看人时忽闪忽闪的，人又开朗，整天嘻嘻哈哈，显得青春活泼，好像从不为生活发愁，因此颇得人缘。那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常常见到有一群青壮的男人围在她的小摊边与她说话。这群人是专门建造水闸的工程队的工人。我们这儿河网密集，而且地势低洼，常有农田被淹，需要建水闸的地方有不少。因此这群人也就常年在我们小镇周围的农村转战。逢上他们不开工的日子，他们就到镇上来。有的在她的小摊边一坐就是大半天。
张嫂有一个女儿，那时候已有七、八岁大小。但我从没有见过她的男人。听家中大人说，她男人因为“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组织，“解放后”后被政府抓了起来，判了好多年刑，在青海还是什么很远的地方“吃官司”，将来能回得来回不来也还不知道。但是，大约过了二、三年她竟然又生了一个女儿。然后隔几年又再生了一个女儿。镇上人背后悄悄说这是她跟水闸工程队的人生的，但究竟哪一个大家也不清楚。按说，那时的政府对这类“败坏社会道德”的风化案是管得很严的。就是普通人犯了这种事，只要被人知道，总是要受点惩罚的。而她和那批工程队的人关系那样张扬，镇上几乎无人不知；兼且她又是那样的政治背景，“反革命”家属，却好像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使大家感到很奇怪。当然，张嫂是否受到过惩罚我不清楚，我们很多街坊也不清楚。反正，她没有因此而被街道或派出所批斗，仍然在摆她的小水果摊，她那生父不明的孩子也都顺利地以张姓上了户口；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解放”后最初几年，我们镇上因丈夫政治问题被抓去枪毙、劳改的女子有好几个，据我所知，有的过了几年就另嫁了人，有的年纪已大再嫁不了，就苦苦守着儿子、女儿艰难度日，都是胆小慎微、规规矩矩、唯恐哪里做得不对也被政府“专政”了。总之，没有一个像她那样“嚣张”的。这实在让人感到诧异。
一九六四年后我去了县城工作，对家乡的一些事就开始隔膜了。文革后我去了香港。然后几年大陆开始掀起“崇洋出国”风，“海外关系”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令人望而生畏，而是变得十分“吃香”了。一次我从香港回乡探亲，看见张嫂把水果摊竟然摆到我家隔壁，才又记起她的往事。我最小的妹妹将我从香港带回来的饼干送了一包给张嫂，而张嫂也回报以几只苹果。开始我以为这是邻居的礼尚往来，并不在意。但随即我小妹妹的话让我吃惊了。她说这个张嫂让她的一个女儿生的小孩认她做了干娘，所以她与张嫂家也算是干亲了。听完此话，我不由得真想要唱一句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唱词：“这个女人不寻常”！她与戏中的那个阿庆嫂相比，鉴貌辨色、随机应变的功力何尝逊色半分！然而再一想，我竟反对她起了一种钦佩之意。人生多艰难，生活实不易。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有着这样政治背景的女人能艰难地存活下来，还要拖大几个孩子，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对命运的反抗，也因人而异，强者有强者的方式，弱者有弱者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只要敢于反抗，就不是真弱者。而张嫂，如果她不以这样的方式活下来，难道还能有更好的方法吗？
从大石压迫下长出来的小草，茎幹被扭曲是难免的。这样的小草当然无法与枝幹挺拔的大树相比，但我们无权鄙视它，且不能不赞叹它生命力的顽强。
2020年6月23日
2024年6月15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