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事
一个女孩眼中的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这是1966年的春天，小学三年级的我们正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专心听老师讲课。老师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一边写着，一边讲解课程。突然，教室门上方的扩音器发出“ 喂喂”的声音。有人在上课时间试了一下扩音器。所有同学的注意力都被扩音器吸引了。这时，扩音器传来校长的声音，“全体师生注意了，接下来我们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 教室里有些骚动，老师的脸上也略显惊呀。自从上学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被要求收听新闻，而且是上课时间。老师停下了讲课，放下粉笔，并要求我们静下来。
过了一会，扩音器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 “全国人民注意了，下面播放重要新闻……” 播音员声音铿锵有力。我觉得奇怪了，“全国人民注意了”， 是全国人民要同时收听同一个新闻吗？
老师站在窗前，她背对着窗户，双手放在身后依靠着窗台，仰着头注视着门上方的扩音器，专心的听着新闻。她叫邹平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教语文和数学，她是我们学校最年轻，最漂亮的老师。她梳着俩条长辫子，穿着漂亮的天蓝色的绒线衣和深蓝色的毛料裙子。
当老师专心听新闻的时候，有些同学在传递小纸条写一些滑稽的话，互相窃窃私语，咯咯地笑。我看着我的同学们玩，但我不能加入他们，因为我是三好学生，要做同学的榜样。我认真专心的听新闻，努力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不太明白新闻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次新闻的重要性。否则不会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收听新闻。
新闻播放结束之后，扩音器又传来了校长的声音，“各班老师和同学注意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个班级都要结合新闻进行座谈讨论，每个同学都要踊跃发言。”
校长的话结束之后，邹平老师走到讲台前说，“大家首先准备新闻的听后感，写好之后我们再讨论发言。” 听了老师的话，同学都拿着铅笔，开始思考怎么写听后感。
教室的门敞开着。因为我在我们班上是个矮个子，所以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从坐位上，我可以看到教室外的走廊，一些老师聚集在走廊，我们老师邹平离开教室也加入其中。老师们窃窃私语，显得非常神秘。
教室里，每个同学都拿着铅笔，都不知道如何着手。看到老师不在教室，很多同学就离开自己的坐位，去看其他同学怎么写的。宋林是我们班的班长，他看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写，就很自信的说，“这不是很简单吗？因为新闻里提到一个 ‘三家村’ ** 的村庄，还提到反党集团攻击毛主席。所以，连起来就是 ‘三家村’ **农民和反党集团斗争。三家村的农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经宋林这么一讲，同学们都恍然大悟，于是就跟着他的思路，开始写听后感。我也是。
过了一会儿，老师回到教室，“准备好了吗？哪位同学愿意第一个发言？” 老师问到。
同学宋林很自信的举起手，他站起来，大声的读他写的听后感。他说， “ 听了这个新闻让我深受感动。 ‘三家村’的农民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们勇敢的与那些反党，反革命的坏人做斗争。我们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向三家村农民学习……”。
宋林还没有说完，老师立刻打断他，拍了一下他的肩，并让他坐下。虽然老师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同学们也都明白他说的不对。
我回过头看到，宋林脸变得通红。他以第一个发言人而自豪，没想到却被老师打断了。他困惑的望着老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他低下头，不停的擦着额头，好像在流汗。
接着，老师走到我的书桌前。我用手掩住了我的笔记本，低着头，不敢看老师，因为我写的听后感与宋林的基本相同。然而，老师似乎没有注意，我故意用手掩住笔记本的举动。她拿起我的笔记本看了看，但是没说什么，就放下了。接着，她继续检查了其他几名同学的笔记本。然后，她不让我们继续发言了。我猜想其他同学写的听后感与宋林的差不多。老师走到讲台前说，“大家回家继续收听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将会反复播放。等你们听明白了，再写听后感，明天我们继续讨论。”
我认为宋林说的没有错啊。 ‘三家村’ 就是一个村子，村子里的大部分人肯定是农民。那么反革命团伙从何而来呢？我感到困惑，但又不敢问老师，我准备等回家问问我妈就会明白。
放学后，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在外面玩，完全忘记了我们应该继续收听新闻。
晚饭后，邻居劳叔来我家。捞叔和我爸是多年的好友，他们共同爱好是养热带鱼。劳叔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他时常带来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新闻大事。“今天，全国人民同时收听新闻。你明白新闻的重点了吗？” 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认真。我明白他说的新闻和我在学校里听的一样。
我爸和劳叔谈论着今天的新闻广播。通过他们的谈话，我终于明白了今天新闻的内容。原来 “三家村 ” 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用的笔名。他们以《三家村札记》等为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通过村民和知识分子对话的形式，攻击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
“又一次政治运动即将开始，它会比之前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更大。”劳叔叔很神秘的样子说。
“真的吗？” 我爸和我妈相互看了一眼。我感觉我妈和我爸在听了劳叔叔的话之后有些紧张和担忧。（直到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的紧张和担忧。）
我将劳叔的话和今天学校走廊里老师们的窃窃私语联系起来。哇！看来真的会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我打开日记本，记述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1966年5月8日。我喜欢记日记，自从我识字开始，我就记日记，有不会的字就用汉语拼音代替。我保留着一本本的日记本，虽然并不是每天都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需要记述，但是我仍然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我的日记很简单，我的故事发在我们邻里之间，我的学校。
** 1961年9月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简称“三家村”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们三人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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