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作恶”到“制度审查”的转身 ——回旋镖效应下的互联网与AI困境

 

《文明系列·制度舆论篇》

从“不作恶”到“制度审查”的转身

——回旋镖效应下的互联网与AI困境

 

导言

 

近日，美国记者 Michael Shellenberger 爆料，谷歌终于承认：其一，拜登白宫确实要求对合法内容进行审查；其二，欧洲的《数字服务法》（DSA）可能要求谷歌及其他科技公司“删除合法内容”，并且执行范围甚至延伸到欧盟之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员 Jim Jordan 也宣布，在国会监督压力下，谷歌承诺允许所有此前因政治言论违规而被 YouTube 封禁的创作者回到平台。

 

这一连串消息，直接撕开了互联网自由的外衣。过去西方舆论不断谴责中国的言论审查与专制，如今却在欧美本土上演制度反转。谷歌当年的“不作恶”，似乎已成为一段遥远的回忆。从退出中国到面对西方审查，它的制度轨迹，恰好折射出互联网与 AI 的共同命运。

 

一、当年的退出

 

十多年前，谷歌以“不作恶”为口号，毅然退出中国市场。当时的理由是无法接受审查要求与网络攻击，这被视作科技企业为价值底线所做出的象征性决定。彼时的“坚持”，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也成为硅谷文化的光环之一。

 

二、口号的淡化

 

然而岁月推移，“Don’t be evil”逐渐从谷歌的企业文化中淡出，今天几乎只作为内部守则的注脚而存在。在资本扩张与市场竞争的裹挟下，这句口号更多成了历史记忆，而非现实行动。

 

三、制度反转与回旋镖

 

谷歌退出中国，是为了拒绝审查；而今在美国与欧洲，却不得不面对同样的要求。白宫以政治立场下令，欧盟以法律条款施压，使“不作恶”的姿态难以为继。讽刺的是，西方长期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如今同样的逻辑却反过来反噬自身，自由与专制的界限日渐模糊。

 

四、扩张困境与妥协

 

互联网的成长带来虚假与极端信息，各国政府以公共安全为由强行干预。面对制度与市场双重压力，科技巨头的理想逐渐消解。谷歌从“不作恶”的口号走到现实的妥协，只是这一制度困境的缩影。

 

五、制度余响

 

今日 AI 的处境，比互联网早期更显难堪。人工智能不仅要面对“言论”的边界，更要面对“思维”的边界：什么能生成，什么不能生成，谁来决定数据的合法与否，谁来界定模型的风险与偏见。与互联网相比，AI 更深地嵌入政治、资本与安全的多重博弈之中。

 

谷歌当年的“不作恶”，在今天的 AI 战场上几乎已无立足之地。各国政府都在强化干预，从算法透明到数据主权，从模型出口到军事用途，审查不再只是“删帖”，而是对整个生成机制的预设与规训。这意味着，AI 的自由度甚至比互联网更受限，而“普世自由”的口号正在技术现实中逐步瓦解。

 

制度的讽刺在此达到顶点：批评他国专制的力量，最终也在自我审查的体系中越陷越深。未来的 AI 世界，或许注定不是一个开放的乌托邦，而是多个制度并行的分裂秩序。

 

制度侧影

——国家安全的回声

 

当年谷歌退出中国，是因为不愿屈服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的审查；然而今天，在白宫与布鲁塞尔，它却不得不在同样的旗号下让步。所谓“国家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府最常使用的头口禅。这个词一旦被唤起，几乎能压倒一切价值与自由，成为制度干预最正当的借口。

 

互联网如此，AI 更甚。人工智能的发展触及数据、算法与认知的深层边界，其潜在的军事用途与意识形态功能，使“国家安全”几乎成为不可置疑的高压理由。于是，任何涉及信息与思想的技术，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安全逻辑，成为制度博弈的筹码。

 

这就是信息文明的悖论：自由的承诺与安全的要求始终对峙，审查的逻辑与开放的理想彼此纠缠。批评中国的专制者，在西方世界的制度演变中，也逐渐学会以相似的方式治理舆论。这不是单一国家的堕落，而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共同的困境。

 

制度的侧影提醒我们：文明并非直线式的进步，而是在自由与安全的拉扯中反复摇摆。今天的互联网与 AI，正在这一摆荡的张力中寻找平衡，却也不断逼近新的分裂与断裂。未来的世界，或许不会有统一的“自由网络”，而只会有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多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