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伍军人群体中,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已成为最常见的心理负担之一。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大量士兵经历过血腥场面、战友死亡、平民伤亡,心理冲击极大。
不同于二战时期“英雄回乡”的叙事,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士兵回国往往面对的是冷漠、质疑甚至敌视,这加剧了他们的孤立感。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将军人视为守护者与胜利者。
越战之后,舆论逐渐转向批判,士兵被描绘为“侵略者”“战争机器”。这种视角持续影响到今日,使部分退伍军人产生身份污名。
左翼媒体与学界强调“同情弱者”,却常常忽略军人的个体痛苦。
在这些叙事中,美军士兵既不再是英雄,也不是值得同情的普通人,而是要为“帝国主义”“误杀平民”承担抽象原罪。
现代左翼盛行的怀疑论,看似追求独立思考,实际上很多思想源自共产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那些国家擅长混淆正义与权力,让民众怀疑历史、英雄和国家行动。
左翼把这些包装成“社会正义”“批判传统”,表面上追求平等和宽容,实质上削弱公众对正义和勇气的认同。换句话说,你以为是在独立思考,实际上被灌输危险怀疑论——不断质疑真正的英雄和正确价值,最终让社会更脆弱。
在社交媒体上,涉及美军牺牲或敌方伤亡的真实画面常遭“违规处理”。
这种对历史事实的封杀,使退伍军人感受到战争经历不仅在现实中被否定,在公共记忆中也被抹杀。
PTSD的症状包括失眠、闪回、过度警觉,本就难以自我调适。当退伍军人试图通过讲述和表达来疗愈,却发现:
他们的声音被审查;
他们的身份被污名;
他们的经历被“政治化”。
这等于在原本心理创伤之外,再加上一层社会否认与孤立感,成为复合型压力。
二战与朝鲜战争的美军心理伤痕同样存在,但社会环境提供了“英雄叙事”和集体支持,士兵更容易找到归属感。
今日美国,政治正确过度敏感、媒体对军人的不信任,让退伍军人难以建立正当身份认同,导致更多悲剧,包括极端行为。
加强心理建设,让士兵明确战争正当性与目标,不至于被内疚感吞噬。
强调敌人的邪恶,但基于事实,而非像极权国家那样造谣。
对手如中共,无需造谣就存在大量暴行:反右、肃反、大跃进、1989事件、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
很多美国民众,包括部分军人,对国际政治保持疏远或冷漠。
信息来源碎片化,媒体观点混杂,普通人难以形成系统认知。
军人可能只“隐约知道”中共是坏的,却缺乏具体事实、历史事件或政策背景。
模糊认知容易导致心理上“敌人标签化”,而不是真正理解敌人的行为模式与威胁逻辑。
缺乏清晰敌我认知时,士兵心理定位依赖抽象情绪(如“憎恶”),而非事实与道德判断。
可能导致战场上的道德困惑、犹豫或情绪化反应。
提供事实基础教育:具体事件、历史记录、政策分析,让军人清楚敌人的恶行。
建立“正义感”与“敌我认知”:不仅告诉他们“敌人坏”,还要明确坏在哪里、为什么必须抵抗。
避免信息过载或单向意识形态灌输,保持心理建设与认知教育并行。
社会舆论应恢复对军人的基本尊重,区分政治决策与个体责任,不再让退伍军人背负意识形态全部包袱。
美军士兵的PTSD不是单纯医学问题,而是战争创伤与舆论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