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逃難記 （上）

湖南大學，是我父母工作過的地方，我從幼兒園起，直至18歲下鄉插隊，在那兒度過了幼年，童年，少年時光。那片美麗的故鄉，讓我擁有快樂的回憶；那個瘋狂的時代，讓我見證荒誕的經歷。“讓我在這紀念的一頁上，且給它留下輕微的痕跡。”

湖大和湖南師範學院，中南礦冶學院等幾所高等院校相鄰，全都位於穿長沙而過的湘江河西岸，俗稱”河西”。而河東，則是長沙市的工商業區，火車站，及市中心所在地。1972年之前，河兩岸無橋聯結，全靠輪渡相通。

1966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下，全面爆發。全國範圍內所有大，中，小學全部停課鬧革命。一時間，革命形勢風起雲湧，傳單滿天飛，大字報鋪天蓋地。高中和大學的紅衛兵在偉大領袖的激勵，操縱下，洪水般湧向各地，狠批封資修，以革命的名義，打砸搶，破四舊。大量官員，學者，老師，被揪鬥，被羞辱，被剃陰陽頭，被關押，被戴高帽子遊街，甚至被毆打至死。大批書籍被焚毀，文物被破壞。長沙市的大學生們，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投入這場革命風暴，組成了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他們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教唆，授權下，捍衛毛主席，打倒走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衝擊政府機關，批鬥省委領導。一時間俯視眾生，風頭無兩。

可惜風雲變幻，好景不長。不久，高司和同為造反派的工聯，湘江風雷等河東工人組織產生嚴重分歧。雙方由昔日的戰友，變成口誅筆伐的對手，最後成為血腥武鬥的仇人，誓不兩立，水火不容。各自手握重兵，劃江而治。河西屬於高司地盤，河東屬於工人造反派。他們都把己方地域叫作“解放”區，把對方的叫作“敵佔”區。邊境地帶，重兵把守。通往江邊碼頭的公路旁，擺著粗重的木頭拒馬，隨時準備封鎖道路。武裝人員戴著柳藤帽，拿著狼牙棒，長矛，大刀，槍支等各色武器，修築防禦工事，把守渡口要道，盤查往來行人，防止敵人滲透。人們為免麻煩，除非迫不得已，絕不過河。平時熱熱鬧鬧，人聲嘈雜的渡口碼頭，就剩下江邊二人多高的巨大喇叭，批判對方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罪行）的聲徹雲霄，義憤填膺，和慷慨激昂了。雙方還時有激烈的武裝衝突，各有死傷。有一位我管他叫“大鬍子”叔叔的湖大教師，就在一次挺進“敵”後，救援友軍的戰鬥中犧牲，遺體還被敵人扔進酸水池，屍骨無存。據粗略統計，1967年，光湖大一個學校，就有十四人慘死於武鬥(參見《湖南大學大事年表1966-1976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33)。在和平年代，毛主席發動的群眾組織，大開殺戒， 相互鬥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先用“批判的武器”, 然後用“武器的批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戰場上，敵我雙方，都是毛主席的忠誠戰士，都是高喊著“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被槍子奪去鮮活年輕的生命。說起來，真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血和淚呀。

最終，1967年夏，高司在與河東工人造反派的爭斗中，被中央文革小組拋棄，敗下陣來。

67年7月，高司在湖大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龍司令聲淚俱下地告訴大家，高司已被中央定性為保皇派，就地解散。河東幾十萬工聯，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的敵對武裝，很快就會乘著大卡車，端著上刺刀的步槍，揣著手榴彈，架著機關槍，浩浩盪盪殺過河來。他們揚言要“殺光師院”, “血洗湖大”, “炸平礦冶”。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他讓大家自尋出路，趕緊逃命，好自為之。

隨便說一句，龍司令可不是危言聳聽。這些血腥的威脅，不是他杜撰的，是河東的造反派扛槍遊行時，公然打出的標語，喊出的口號。長沙河東河西對立的兩派人馬，本來就以武裝民兵為基礎，有許多軍火。如前所述，當年武鬥中，雙方都有多人被打死。後來，河東的造反派又搶了湖南軍區的軍火庫，拿走了大批槍枝彈藥。人們拿著槍在大街上隨意亂放，流彈滿天飛，常有人被流彈擊傷擊斃的傳聞，十分可怕。我家住在岳麓山腰，地勢較高，俯瞰河東。那些日子，每晚躺在床上，我都能聽到河東“噼噼啪啪”.炒豆子般嘈雜的槍聲。不同的槍聲，不同的音調，一會兒獨“唱”，一會兒合“唱”, 開成了一場心驚膽顫的死神音樂會。就象俄羅斯輪盤賭(Russian Roulette)，不知哪聲槍響過後，河東的街道上，庭院裡，會有哪個倒霉蛋會被從天而降的流彈擊中。

經過多場聆聽，在高人的指點下，我也聽出點門道來了：一聲一聲輕脆的“呯”，“呯”，是步槍；一串一串急促的“噠噠噠”,是輕機槍；一串串沉悶的“嘟嘟嘟”,是重機槍。最好聽的，是三八大蓋，“八公---”,“八公---”,響亮悠揚，長長的尾音，散播著當年鬼子進村的恐怖。

爸爸不等散會，就趕緊溜出會場，匆匆趕到儲蓄所，取出十幾年來他和媽媽省吃儉用積攢下的菲薄身家，叫上北京同鄉凌叔叔，準備逃亡北京。他剛出儲蓄所，大會就散會了，只見成群的人們，烏泱泱地向儲蓄所湧來，爭先恐後地取錢。只一會兒，儲蓄所現金告罄，來晚一點的人，都取不出錢來了[Frown]，呼天不應，坐困愁城。

哥哥和我當年還小，聽說要去北京，想到可以看到景仰已久的天安門，人民大會堂，長城等，高興得歡呼雀躍，拿大頂，一蹦三尺高。我們還對著平常洗澡用的大脚盆，比劃著說，大會堂上的國徽，大概會有這個腳盆這麼大吧？這麼大？不可能吧？反正一定很大就是啦！

那天，小學高年級的姐姐還在湖大旁邊的農村雙搶支農，我們急急趕去，姐姐正戴著草帽，彎著腰，挽著褲腿，揮汗如雨地在水田裡插秧。我們搶著告訴她要去北京的好消息，誰知她覺悟很高，強敵壓境，要堅守到底，絕不當逃兵。無奈，被管他什麼逃不逃兵，急著去北京逛風景的野蠻弟弟們，不由分說，從水田裡拉了上來，很不情願地拖著兩腿泥水，和我們一起踏上逃兵的可恥道路[Smile]。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呀[Chuckle]。

去北京，必須坐火車。可是，火車站位於河東的“敵”佔區。那兒有許多拿著槍的“敵”方巡邏隊，戴著墨鏡的便衣“特務”等，盤查行人，抓捕“落網”的高司反革命分子。聽說他們一看見戴眼鏡的人，不容分說，立刻抓走。我爸，我媽，凌叔叔，都戴眼鏡，而且我們拖家帶口，拿著行李，一幅逃難的樣子(當年還從未有“旅遊”一說)，可不敢去火車站。否則，八成是羊入虎口，肉包子打狗。

可是，不去車站，怎樣才能離開這兇險之地，逃出生天，回到北京呀？大人們決定先走到鄉下，沿著湘江西岸往北，打算徒步走到幾百里外的汨羅，再看看能否登上去北京的火車。

方向一定，我們立即下鄉，往湘江邊走。途中，我們驚喜地遇到幾位擔著擔子，回附近農村老家的湖大工友，工友們打著赤腳，挑著扁擔，一個籮筐裡坐著孩子，孩子的大腦袋隨著大人的腳步一晃一晃。另一個籮筐裡放著鍋鏟，補丁疊補丁的被子和全部家當，和我們一起，抹著汗水，“吱呀吱呀”地奔逃在鄉間的小路上。身後，還有一個較大的孩子，扯著他爸爸的衣角，跌跌撞撞地跟著。形勢緊迫，行色匆匆。

凌叔叔百感交集，說，建國十七年了，誰知竟然還要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逃命。我想我爸媽一定很憋屈，心想，我他(此處省去一個字)的，因為父母在海外(當年在內地，有海外關係是很可怕的)，便懷才不遇，十幾年了，都被排斥在黨外，勤懇工作，卻不被重用，甚至被秘密的，歸於內控之列（文革時，他們的檔案被高司公之於衆，他們才知道此事）。高司也對他們敬而遠之，只勉強算個什麼“高司之友”。怎麼還得為高司背鍋，流浪逃命呀？這他(此處又省一字)的算是哪門子事呀？

當然，我這是胡撰，爸媽其實是很文雅的人，從小到大，幾乎沒聽他們罵過“三字經”[Smile]。

快到黃昏時，我們來到湘江堤上。暮色蒼茫，長河在斜陽下，流向天際；江風颯颯，蘆葦在荒涼中，舞動喧嘩。天邊，有幾抹血色的晚霞；茅舍，有幾縷淡藍的炊煙。 身後，起伏著青黛色的麓山；腳旁, 流淌著青銅色的湘江；對岸，矗立著靑灰色的古城。“四面邊(槍)聲連角(喇叭聲)起，千障裡，長煙落日孤城閉”。長沙城咫尺天涯，不得其門而入。前有大江，後有敵軍。日暮途窮，望城興嘆。我們飢腸轆轆，心情緊張，一腳深一腳淺地奔走在湘江邊上，忙忙如漏網之魚，惶惶如喪家之犬[Smile]。頭髮在江風中凌亂，汗水在炎熱中揮灑。落日餘輝，給人們的臉，鍍上了焦慮的金紅。何處是歸途？長堤更短堤。遠處，隱約傳來零星的槍聲和高音喇叭“血洗湖大”的口号，帶來敵人益近的惶恐。

這時，田徑上匆匆走來兩位農民，他們戴著草帽，扛著鋤頭，趕著一頭大水牛。看見我們，他們吃驚地說，你們是湖大的吧？這一帶最近很不太平，對岸的人常來附近偵查，昨天剛抓了兩個大學生，五花大綁，塞進船裡，不知抓到哪裡去了！正說著，我們身後突然傳來一串急促的奔跑聲，朝我們衝來，地面都被震得微微顫抖。情況緊急，說時遲那時快，我們一個急轉身，但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Smile]......

--劉繼海  20250307 于福桑

[格利]

故事急转直下，期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