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B.浊浪滔天
那是在6.15事件发生近50年后一个春天的上午，我们去一位新婚女同学的家表示祝贺，男主人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是某地人吗？我们答：是。知道6.15吗？答：当然知道。他随即说：那是我指挥的！见我一脸惊愕还带有些冷峻的神情，男主人马上意识到他的炫耀找错了对象，讪讪地停止了他的夸口。他所指的6.15是一场武斗，其实是对正在正常工作的工人们暴力肆虐的流血事件。指挥者居然至今还洋洋得意，令人震惊。我依然想不清楚是什么生态让这种意识能如此滋润？
6.15事件中的经历是我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本来我想让它默默地留在心里，渐渐地淡忘。但这个重大流血事件事件的主谋至今依然公开炫耀，视为他一生中的重大荣光。不只让我惊讶，更让我忧虑。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邪恶的行为都是思想上缺少屏障引起的，尤其对崇尚暴力的人来说，这句话再合适不过。6.15这场灾难，归根结底也是人们心中的恶魔在作怪。因此，无论触及伤痛，我也必须讲述清楚，以期引起警惕，探索根源。只要一些人心中的恶魔继续存在，依然可能随时给我们带来灾难。
1967年春天，由于对当权派的不同看法，镇上和县里都开始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是表面的现象，背后有多少隐蔽与复杂的原因，普通人并不清楚。化肥厂赞同造反派观点的占大多数，公开声称自己是保守派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当时厂里有个亦工亦农的知青，会说也会写，以千钧棒的名义写了不少力挺造反的大字报，使得化肥厂在镇上的名气很响亮。厂里双方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我出身不好，任何组织本来都与我无关，但原来的顶头上司来邀请我，应该是给我面子，不好拒绝。反正除了靠边站的干部，几乎每一个人都戴着一个红袖章，有一个戴戴也蛮随潮流的。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不会给个棒槌就当针，能避则避，应该算是个站在边缘的群众。造反派们好像也没有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分子，6.15前夕他们得到消息后都逃了，我还蒙在鼓里，就可以证明。
1967年6月，化肥厂停产检修，我和一位姓凌的师傅在管理备件和五金工具仓库，正是忙的时候。15日上午去厂里，发现人要稀少得多，觉得有点不正常。事后才知道，厂里造反派组织的大多数人都已得到消息逃了，剩下的是普通群众和下车间劳动的干部，当时我还没有在意。下午从家里去工厂，看看还有些时间，我就决定从东门进厂，顺便可以和在丝绸仓库工作的同学聊聊天。刚进丝绸仓库就发现路上开始出现举着旗帜拿着锄头的一队队农民在游行，不一会人越来越多，他们向化肥厂的方向涌去。因为化肥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估计农民不会砸化肥厂，但厂里的今天人特别少，加上正在检修，一些设备和机器都拆开着，农民若涌进去搞乱了怎么办？于是我就挤着穿过农民的游行队伍向化肥厂方向跑去。
大门口已挤满了农民，人山人海。除传达室老王外，站在门口的职工不过三四人，我从传达室的小门进去后不久，大铁门就被冲开，农民们如潮水一般地涌入。贴着一些标语的大批判栏和一个棚顶上写着几个大字的油毛毡棚就如遭遇飓风一般顷刻倒下。我好几次见过钱江大潮，但眼下的人潮更让我震撼，漫山遍野，势不可挡，逆之则亡。在如此汹涌的巨浪面前，我感到自己极其渺小，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跑到变电所边上，一个姓徐的电工说，食堂里还有几张标语，得撕掉它。我来不及考虑为什么要撕，也许他担心农民会把食堂拆了，就跟着他向食堂跑。他动作很快，没等我跑到食堂门口，他已把标语撕了回来，一面扯着残余的标语，一面跑向变电所。在我们跑向食堂时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有人逃了！徐师傅回过身时迎面过来一队拿着铁棍的农民，领头的对准他头上就是一棍，鲜血立即喷了出来，徐师傅立即瘫倒在地上。这群人围着他，好像还不肯甘休。趁他们的注意力还没有向我身上转移，我马上退回去，绕道经过水泵房向五金仓库逃去。经过合成车间附近时看到有人正被追打，还听到了哭喊声。跑进五金仓库，凌师傅在那里，他神情紧张地和我说，看起来厂里不能呆了，你还是跑吧。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在这里稍呆一会就走。
我在厂西侧的后门向外望了望，没有见到有农民队伍，就向北走去。刚走了约几十米，斜刺里出来一群农民，匆匆地向化肥厂走来。我心里暗暗说糟了，又不敢往回走，就站在路边让他们通过。第一个人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过去了，第二个看了看我后对第一个人说：哎，这个人不对呀，他们随即将我围了起来。那时工作服发得少，那天我穿的是普通的旧衣服，但还是让他们认出来了。我承认是化肥厂的工人，但什么派都不参加，是去上班的，造反派们早就逃光了。无论我怎么讲都无济于事，他们随即将我绑起来，一边说：哼！还想逃，推着我向镇上的方向去。后面有人说：是不是他扔的砖头？立即有人喊是！为首的也不向他们解释，任由他们自由发挥，我的任何辩解都已毫无作用。其中有人喊：把他扔进河里淹死算了！一伙人就推着我向河边去。我心里暗暗叹息，年轻的生命将被这些无耻之徒如此无谓地结束，实在是太可惜了。幸亏有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制止了他们，说应该送到设在第二中学的指挥部审问。他们才把我拉回去，推着向二中方向去。这时，棍棒、拳头、伞尖如雨点一般落在我的身上，最厉害的是铁柄伞的伞尖，虽然戳一下并不出血，但至少会让你痛上好几年。一些在远处打不到我的人，踮起脚尖，用长长的铁柄伞使劲向我戳来。我默默地忍受着，一路上见到了几个熟悉的人，他们都现出惊恐的神情，最不情愿的还见到了我的二姐，她随即痛哭起来，后来听说她马上跑去告诉妈妈。
终于到了二中，我想应该到了可以讲理的地方，便向他们解释，我什么派都不是，我是去上班参加检修的，也没有扔什么砖。但依然没有被释放，被绑着的双手却被吊了起来，直到二脚离地，这种痛是钻心的，额上的汗随即滚下来，我方知是落在了一伙法西斯分子的手里，但我默默地忍受着，绝不会向他们求饶。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被放下来，我中学时的一个矮个子体育老师带着几个农民走了过来，那位老师显得很冷漠又神气，不像会帮助我的样子，我也不冒失地向他打招呼。然而出乎我的意外，他却恶狠狠向边上的几个人介绍说，这个人是资本家的儿子，不会是好人！我十分惊讶，他平常好像不关心政治，却对我的出身很清楚。然而无冤无仇，无缘无故，分别还不到一年，却要落井下石？我真有点懵了，至今还没能想得明白。
没等体育老师和他带来的人有什么行动，就有人来审讯我，我承认是化肥厂的工人，也承认家里曾开过店，但根本没有扔什么砖头，但他对扔砖的事不屑一顾，就关心我是不是造反派。我告诉他，我什么派都不是，是去上班的，造反派们早已跑光了，你们抓错了人。经过一番辩解，他终于相信我不是造反派的骨干，更不像是造反派的头头。也许最有效的依据就是已经被体育老师证实的资本家的儿子，审问者可能觉得像我这样连造反资格都没有的人，肯定不会是什么造反派的骨干。他们好像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把我放了。
虽然一场噩梦意外地结束，但痛苦已经足够让我铭记一辈子。我得尽快告诉妈妈，我还活着。一有这个念头，我忘记了疼痛，站起来，要回了我边上那个打手身上系着的已作为战利品的皮带。居然还能自己走着回家，但感觉虚脱无力，有点异样，就像小孩刚学会走路一般。
回到家，妈妈和姐姐也刚回来。妈妈找到了镇人武部长，在得到一找到就马上把我送回家的承诺后，才终于同意先回家。为了找我，她挨了暴徒的打，头发都被揪下来一撮。她说已经准备拼命了，以后她总保留着那一小撮头发。妈妈反反复复地问我遭遇了些什么，我总是含糊其辞，不想让她更伤心。不一会，舅舅也来了，他听人说，今天只是预演，明天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无法预料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大家商量后觉得还是逃往上海，也可以安静地疗伤。当天晚上，在舅舅的陪同下，我们从僻静处出城，没有遇到巡逻哨什么的。先步行近两个小时，到南面一个小镇，再从那里乘第二天早上的火车去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