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高山仰止
我在化肥厂及稍后的一段时间，先后有六名工人和干部殉职，原因都令人沉痛惋惜。或是有人无视安全别出心裁，或是疏于管理对隐藏的危险视若无物，或是在设备和管理都有缺陷时为了生产而冒险抢修，或是长期劳累带病工作，就医为时已晚。有人痛惜，有人以为不值，还有人以为全是厄运所致。我则以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由于当时管理者的素质、技术水平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给执行者带来诸多的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由于遇难者的忠诚忘我，以致明知有生命危险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也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但无论如何，绝不能因为原因的不合理而让牺牲者背负不明的责任。乃至混淆黑白，以为对牺牲者的纪念即是认同或者褒扬不应有的牺牲。事件的原因、责任，牺牲者在事件中的动机、表现与折射的品质，都应该被清楚地区分。
时间的流逝，让许多人和事、乃至当时有惊天动地之感的事件都会被渐渐地淡忘，但我始终不能释怀。工友们终日辛劳、无私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当命运赋予他们十分沉重的负担的时候，他们只会用钢铁一般的肩膀奋力抗起，千方百计不顾安危地去战胜面前所有的困难，这就是他们对生命的理解。直到他们在过度的劳累和烟尘与有毒气体的侵蚀中，或在危险中终于倒下的时候。在我的心中，他们就是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山，永远让人要抬头仰望。
8A. 登高临危
胡祖明是70届初中毕业生，那时化肥厂从县一中和二中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十几名学生进厂当学徒工。有5个分配到机修车间，胡祖明跟着范正常学钳工。他活泼开朗，言谈喜乐，很讨人喜欢；工作积极，聪明好学；还不怕危险，一些突击性的有危险的工作，常会叫上他一起去。
那时还没有有线电视更没有卫星转播，人们迫切希望能看到大城市已看得到的电视。仪表组的老张了解到，要收到杭州的电视信号，需要架设三十六米高的天线。一天我去仪表组，老张试探我的态度，我表示有兴趣也愿意出力。后来车间技术员来找我，要搞个天线，我就应承下来了。
毕竟有三十六米高，如何安全地竖起来才是最大的问题。厂里搞起重的师傅陈宗文起吊过十来米长的构件，我和他聊了聊，他说吊起一根十几米长的8吋管子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再上面的部分怎么弄他也没有考虑过。我于是打算先竖起一个顶端有小工作平台的16米长的8吋管，平台上再用螺丝固定一个用6吋和4吋管接成的16米杆件，这个杆子上要均布短棍形成爬梯。这样竖起来的杆件顶部已有32米高，在这样的高度要容纳二个人工作，需要顶部有两只对称的座椅才比较安全，两个人爬上去坐在椅子上，再将带有4米连接杆的天线吊上去，安装在两只椅子中间的杆顶上，这样才能方便操作保证安全。此外在小工作平台上需要有一个吊杆基座，上面临时固定一根约6米长的吊杆，用来起吊有爬梯的杆件。从这个爬梯杆的重心略偏上处起吊，人站在有围栏的工作平台上扳直和安装爬梯杆，也安全方便。我将想法画成草图，给车间技术员和陈宗文看，他们都赞同。
于是我和二位学徒工就开始做小平台和爬梯杆，刚干了一半。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突然跑来传递领导对这个设计的奢侈表示了愤怒。不知是哪位领导看了不乐意，认为搞得太讲究了。应该是这位批评者并没有从操作人员的安全仔细考虑，一看有点复杂，就随意指责。事关人身安全，我肯定不能妥协。我告诉他，平台的材料都是二次利用的废管，没有多用什么新材料。他说那么人工呢？我立即表示我们可以晚上加班，算义务劳动。又和二位学徒干了两个晚上，总算完成了。又试了试爬梯杆的重心，作出标记，并确定好吊杆的最小高度。
在这个高度安装设施，厂里是第一回。并且事情还变得有点诡异，老张要搞这个天线，并由车间技术员布置任务，再确认草图，应该得到了厂领导的首肯，为什么又有人如此不满意？而且没有见到那位不满意的领导直接出面。将要安装了，也没有听说讨论如何安装及指派谁上去。我是设计与制作者，觉得有责任保证它的成功，准备必要时也上去，就待机而行。起吊的那天，等16米长带有小平台的基杆竖起，固定在基座上并吊紧了三根浪风后，陈宗文先爬了上去。需要再有一个人上去，没看到有后继者，我就用爬电线杆的爬杆器也爬了上去。后面的过程如先前的设想，一切都很顺利，在约数十人的注目下，我们很快就结束了工作。陈宗文下来后说，一点也没有紧张和危险的感觉，因为那个小椅子坐着很舒服，我也终于如释重负。
详细地介绍这个天线的结构，是和后面发生的事故有关，悲剧本不应该发生，甚至我以为根本不可能发生。不知道是出于何种难于想象的原因，以致出现了惨痛的后果，令我万分遗憾。并且一直想不明白，可能永远也不会知晓清楚。
电视天线接收的效果很不错，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第二医院找到厂领导，希望也能搞一个。我只知道厂里派了几个人给他们搞，不清楚是哪几位。1975年3月的某一天，是医院的天线起吊安装的日子，下午上班不久，就有消息说二院安装天线出事了，胡祖明摔了下来。我们放下工作赶忙跑去二院，出事地点的边上围着许多人，胡祖明正在急救室抢救。一位目击的医生说，在作心脏直接按摩，肯定不行了，只是做做样子。他看到胡祖明以俯卧的姿态掉下来，落地后又反弹起约半米多高。经检查颅、胸、内脏均严重受伤，膝关节粉碎性骨折，应该当时就已去世了。我去看了他膝盖撞击后的凹坑，那里的泥本来就比较硬，现在坑底就如石头一般。问及事故原因，说钢丝绳被缠住了，是农民工的原因。
遗体在傍晚前移到他的家里，我去了胡祖明家。他妈妈昏厥之后刚抢救醒来，仍抽泣不断，太让人心酸了。祖明才20岁，太年轻了，他正在热恋中，他的女友和同学来送他，都泣不成声。他的父亲在上海工作，要乘夜班火车赶来，晚九点多到站，还要走九公里多路。我去火车站接他，他父亲的第一句问话当然是事故的原因，我没有了解更多，也只说是农民工的失误，就再没有说别的。二人在微弱的手电光下，默默地走完黑暗又漫长的路，我的心始终像被一块巨石压着一般。
厂里的善后安排是让牺牲者的弟弟到厂里来工作，家属没有别的意见。葬礼之后，开了一个事故分析会，但好像并不是真的要分析事故的原因。厂革委会主任、厂部和车间领导、胡祖明的父亲、出事那天和他在一起干活的二位师傅都到场，我也去了。胡祖明的父亲通达大度，等厂领导讲完开场白，他就表示不要追究责任，事情已经出了，无法挽回，大家要吸取教训。接着那天在现场的师傅也说了非常痛心和要吸取教训之类的话，但再没有说别的。我本想听听究竟是什么原因出的事故，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但一切都出乎我的预想。我一无所知，也无从谈起。家長如此高风亮节，似和主持人的愿景正好契合，旁人还说什么呢？
事后胡祖明的师傅范正常问我，你可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我说不知道。事故当天他曾到医院的起吊现场仔细了解，他说二院天线的基杆上端没有平台，也不使用临时吊杆，只绑了一根短柱，上面挂了个穿钢丝绳的滑轮组，钢丝绳的另一端连着绞车，滑轮组的吊钩直接吊住爬梯杆的下端往上抽，爬梯杆的上端用三根钢丝绳牵住，使它保持竖直，不致倾覆。三根钢丝绳保持均衡的办法是分别盘在三台绞车上，每台绞车都有一个农民工慢慢将钢丝绳放松，但是每个农民工要控制的倾斜度恰恰又不在自己视线之内。就和杂技演员顶着一根长杆时刻要保持平衡差不多，但执行力分成了三份，还都无法直接观瞄。胡祖明攀在爬梯杆上，随它一起上升。在起吊了约一大半时，其中一台绞车的钢丝绳缠住了，而另外两台则依旧按原来的速度慢慢放出去，爬梯杆随之倾倒，胡祖明被弹出去后重重地摔了下来。这是范正常的说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恐怕再无人查问。还听说胡祖明那天在跟着师傅范正常修车床，有人临时叫他帮忙才去的。本来已安排有人随着爬梯杆上去，胡祖明到现场后就自告奋勇先上去了。我有点疑惑，他还是个学徒工，现场指挥或者想出这个办法的人为什么不阻止他，该不是自己先胆怯了？
这次安装应该是一次小小的技术输出，就像某项技术经过研究和设计在本地的试验中已获得了成功，然后向外输出。但这时既不要原来参与设计和试验的人员参与，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还不按照原来的设计，另搞了一个更省钱但风险很大的方案，临时又让不知情的人打头阵，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领导要扶植新生力量，或者另辟蹊径，要玩得更绝都可以，但要把安全放在第一，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应该劝阻他，自己先上，才像个男子汉。
遗憾、惊愕，痛心和愤怒，感觉不可理喻又无可奈何，许多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我的心头。让我感到进退失据。一方是死者和他的不知多少悲痛的亲人，另一方应该也是努力工作的人，只不过自以为是求功心切，或者是由于得到了什么指示或暗示，然而又畏葸不前。看透尘世的父亲已经有了态度，我非得要再去揭开这个肯定会让家属更伤心的盖子吗？逝者是个既勇往直前又能与人为善的人，若让他决定或许也会息事宁人。我终于选择了沉默，但从此心灵始终受到煎熬，因为这肯定不是让良知可以被泯灭、真实可以被永久掩埋的理由。
胡祖明当时还是个学徒工，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虽然经验不足，应该会感觉到其中的危险。但他不可能想到其中会有草率疏忽与急功近利。极可能认为虽有危险，但这是当然的甚至是正确的做法。出自在困难面前的坚定与危险面前的勇敢，他将安全留给了别人，带着满腔热情和未实现的理想，终于凌空逝去。这是一种为工作为他人知难而进，迎危而上的忘我行为。遗憾的是他的忠诚与勇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负责任的对待，更谈不上珍爱，世上最令人痛心和感叹的事莫过于此。
见到英俊开朗的遗像，更令人惋惜不已，在灵前献上了我的挽联：
见逝影，青春洋溢，意气风发；竟罹不测，凌霄浩气永世长存。
忆往昔，胸盛四海，共画河山；英勇忘我，满腔热血几多慷慨。
但他的气概肯定不是这挽联能够包容的。
逝者已远离我们许多年，多位当年的亲历者都已作古。我还要努力讲清楚这件事，是希望引以为鉴，生命是最宝贵的，有关人身安全，切勿草率，切勿计较锱毫物力人力，不能自以为正确而意气用事，更不能仅为突出个人或某一伙人的作用而别出心裁。务必心存敬畏，要顾全大局，更要珍惜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