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法: 第一个叫出爱荷华的人 | 散文

 

第一个叫出爱荷华的人

——聂华苓其人其事

文 | 王宗法

 

人生无常，仅仅相隔10天，2024年10月21日，世界华文文坛另一位重要作家聂华苓也走完了红尘之路，追随痖弦先生远去了，只不过她已享寿99周岁，属于期颐寿星之列。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这是聂华苓在自传《三生三世》序里所说的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红尘生涯：大陆24年、台湾15年、美国60年，合起来就是99年漫长岁月。

美国中西部有一个盛产玉米的州，中文地图上一般标明为“衣阿华”或者“艾奥瓦”，然而现在出现在很多华文作品和作家口头、笔下的名称却是“爱荷华”，但人们并非都知道这个带有诗情画意的美丽称谓却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女作家首先叫出来并流行开来了，这个女作家就是聂华苓。

我最初接触到聂华苓的作品完全出于偶然。当年的《安徽文学》为了年度评奖，主编让我就1979年全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写一篇综合评论。我在认真阅读后写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贵短——1979年〈安徽文学〉短篇小说漫评》，从主题提炼、人物集中、情节剪裁、细节精选、议论精当几个角度，紧密结合作品进行深入剖析，不但客观评价了著名老作家秦兆阳的新作《孙猴求雨记》的新特色，而且总结了文坛新秀孙玉春的《酒后吐真言》不一般的成就，以之与那些不成熟的作品做比较，观点与材料结合紧密，例证具体实在，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就比抽象地讲创作技巧效果大不一样了，对于有志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作者无异于上了一堂专题课，反响不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篇评论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大陆新时期最早发表的两篇台湾文学作品之一聂华苓的短篇名作《一朵小白花》（另一篇是白先勇的名作《永远的尹雪艳》，发表于同一年的《当代》杂志），在细节运用上独具匠心、特色鲜明，跟大陆同龄同性作家茹志鹃的代表作《百合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花了近千字的较大篇幅进行了细致分析，几乎可以独立成篇了，也是这篇论文的一个亮点。一个不同于当时其它论文的特别之处，是我较早进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良好开端，那就是从作品出发，循名责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一条脚踏实地、步步为营而不是蹈空凌虚、瞎凑热闹的文学研究之路。

有了这个机缘，在此文发表后，我开始注意收集聂华苓的生平、作品和创作道路等方方面面的资料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并先后写入大学本科生教材《当代文学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等著作中。

据资料显示，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于宜昌、长于武汉，小名就叫宜生。1934年父亲聂洗刚被任命为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不久就死于非命，孤儿寡母立即陷入经济拮据和家庭纷争漩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聂华苓母亲有文化、有见识，带领全家到宜昌三斗坪外婆家避难，让她就读恩施中学与四川长寿国立十二中。1944年保送西南联大，但她最后选择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随后转入外文系，1948年毕业，同年以笔名远方发表了处女作《变形虫》。她共创作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三生三世》，翻译集《百花文集》等，涵盖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领域，不仅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更以深刻的思想和人性洞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

纵观聂华苓红尘之旅，在大陆生活24年，于1949年携母带女跟随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由李中直介绍加入《自由中国》半月刊，担任编辑委员与文艺栏主编，与雷震、殷海光、毛子水、戴杜衡一批具有独立思想与鲜明个性的知识分子共事，深受影响，直到1960年雷震等被扣上莫须有罪名入狱、《自由中国》被迫停刊而离开，历时11年。那时她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住家周围经常有便衣侦探身影晃动，实际上她也被监视起来了。

当此艰难困顿之际，由鲁迅扶持的“未名社”作家台静农先生向她伸出了援手，邀请她到自己身为系主任的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纾解了她孤独无助的困厄。随后，又应徐复观先生邀请到东海大学兼课任教，与作家余光中共事。由此她与母亲和两个女儿度过了一段极其艰困的日子。

她在《自由中国》任职期间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年胡适先生从美国到台湾，雷震让她去机场迎接并献花，不料被她拒绝了。后来，胡适跟她见面后还以此事相询，弄得她非常尴尬。其实，她也并不是故作矜持，而是不善于在大众场合做这样的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却也反映出她做人的诚实。

人生何处不相逢。在1963年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一次酒会上，她结识了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访台的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1964年安格尔便邀请她到自己担任主任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做访问学者，随后被留下任教，并于1971年跟安格尔结了婚。1967年她建议安格尔创办一个世界文学机构即“国际写作计划”，事成，她便与安格尔共同负责运作，成就了一番辉耀世界文坛的不朽功业，邀请了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其中近1/10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作家，刚刚辞世的痖弦就是最早被邀请进驻“国际写作计划”的台湾作家之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1979年开始，大陆的萧乾、王蒙、艾青、丁玲、汪曾祺、茹志娟、王安忆、张贤亮、阿城、苏童、余华、莫言、迟子建、毕飞宇等几代作家都曾有幸参与“国际写作计划”项目活动。这让聂华苓的一生与众多作家和无数文学作品紧密相连，她所倡导的作家交流理念不仅为许多作家打开了新的视野，也在全球文学的互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沟通中国两岸三地和世界文学的独特桥梁与纽带。

其实，“国际写作计划”成立之初条件艰苦，很多中国作家参加项目面临着语言、资金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安格尔1991年于芝加哥机场意外去世后，项目经费非常拮据。据聂华苓女儿王晓蓝回忆，为凑钱邀请中国作家赴美，聂华苓不得不向当地开餐馆、做生意的人求助集资。更难得的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对参加项目的每一位中国作家关怀备至，从签证到航班，事无巨细亲自关心，在作家到达后又常邀他们到家做客、聊天，帮助他们适应陌生的环境。

说到底，聂华苓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培养了多少作家，而是打开了中国作家封闭日久的视野，让中国作家与刚刚兴起的全球化运动正面相遇，并重新审视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与多元性，进而回望本民族的文化资源。这也使得受邀的作家甚至更多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对文体、题材的选择和运用有了更广阔的了解和体悟，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一条创作道路。汪曾祺在参与写作计划后自言突破了儒家的很多东西，并认为“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

耐人寻味的是，聂华苓、安格尔夫妇邀请中国作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高度重合，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大门，而“国际写作计划”则为中国文学开了一扇窗，促使当代作家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底蕴与重要性，进一步拥抱中国的文学传统。

2005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迟子建说，中国作家现在并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但爱荷华这扇文学之窗依然是最大最明亮的，是中国作家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扇窗口，聂华苓居功厥伟。为纪念聂华苓的不朽业绩，在她的家乡宜昌印台山文化生态园建立了聂华苓文学馆，于2023年11月6日揭牌开馆，展出聂华苓捐赠的照片、图书、文献、实物等近3000件，馆名由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题写。

还应看到，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更多的美国人民接触并逐渐喜欢上了中国文学。“国际写作计划”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梅瑞尔就表示，中国诗人西川的作品重塑了他对诗的看法，莫言、苏童、李锐的小说则更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理解。

可喜的是，“国际写作计划”也有了中国版本。曾经受邀参与写作计划的上海作家王安忆于2008年发起成立“上海写作计划”，已经邀请了100多位外国作家分别入驻上海两个月，除参加文学研讨会、与大学师生交流外，还有更多的时间走街串巷，体验上海的人间烟火、日常生活。无疑，这种跨越文化、探索未知的勇气和举措，正是聂华苓带给的精神启迪而来，必将流芳百世、永放光芒。

此文首发于《新州周报》

2024年11月14日

作 者 简 介

王宗法: 安徽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在海内外发表论文、散文数百篇，出版《当代文学观察》《台港文学观察》《昨夜星辰昨夜风》《山外青山天外天——海外华文文学综论》等论著20多种，获奖多项。历任合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以及国家和教育部、安徽省社科基金评委等，1993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014年入选安徽文学馆优秀文艺评论家之列（1949至2014年选入8位）。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419 期

编缉/编发：晓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