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文学家园
北美文学家园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的文学公众号，发布协会会刊“东西”刊发的文学作品。
正襟危坐写小说
文 | 之光
2024年8月，我的长篇小说《红黑时代》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9月14日，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与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联合为这本新书举办发布会，现场的气氛热烈，评论家、作家们上台发言，还收到不少书面评论。大家对这本新书予以肯定，令我无比感动。我虽已步入老年，但仍是文学上的新人，不乏自知之明。如果说有可取之处，那么，首先归功于引领者——我们惯常称为鼎公的王鼎钧先生。
一、参加鼎公家的读书会
我和鼎公的文缘，结于新旧世纪相交之际，至今已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件幸运的事砸到我头上，委实要感谢一位邻居。那段时间，我居住在距纽约市法拉盛区约一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过着“冰火两重天”的生活。一方面，在国内经营一企业集团，作为董事长，日理万机，席不暇暖。回到美国，则一片寂静。好在，身为画家的邻居，虽来自台湾，却是我的山东老乡，她和我的祖先都一直生活在胶东半岛，彼此很有话谈。一天，这位画家问我，要不要随她去她的老师家听课？鉴于时间无处打发，旁听一堂绘画课起码“杀”去半天的无聊，何乐不为？
于是，坐她的车前往法拉盛。到了市区内一个僻静的住宅区，在一幢房子的前院停下，她与我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告诉我，她老师也是山东人。关于鼎公，这便是我获得的唯一信息。前门打开，见到鼎公，果真是山东“大汉”，身材颀长，雍容儒雅中带着慈祥。客厅里已有三、四个学生坐在沙发上，原来，朋友上的不是美术课而是文学课，没想到教课的老师竟是鼎鼎有名的文学家，更没想到，这一机缘使我这个一心打造“百年企业”的生意人最终转轨，走向文学。
那堂课怎样开场如今已记不清。开始并未进入状态，只是陪朋友而已。随着鼎公讲课的深入，我对这位老师的好奇心强烈起来。相当重的山东口音，令我感到亲切。一个个生动的例子，一桩桩古今中外的典故，随口而出。仿佛浩瀚的书库，许许多多本名著在他面前打开，让他随手拈去，衍化为发人深省的妙语。到学生提问题的环节，我看着鼎公，要么他自行回答，要么引导大家讨论，眼前竟闪出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形象。
下课后，回家的路上，朋友问我感觉如何？我感叹：“神人啊！这记忆力！免费教课，全心全意提携后进，这是什么精神？”最后一句来自毛泽东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我差点把它的全文背岀来。朋友被我逗笑，问：“那下次你还去么？”“去！上哪找这样的老师啊？”就这样，我开始每周去鼎公家上课。这一年，鼎公75岁，与我现在的年龄相同。
二、鼎公批改我的作业
参加读书会，要交功课。一次，我写了七月四日观看国庆节放烟花的感受。鼎公批改了，给我打电话，说，这一篇写烟花默默地蓄集能量、一旦绽放，便在高处，且璀璨夺目，他很欣赏，建议我把它投给《世界日报》。
当时我与鼎公并不熟，只是读书会的成员之一。放下电话，自是激动一阵子，一是文章被老师肯定，二是掂出鼎公那种望子成龙的父母一般的心情。这篇作业，因我第二天需启程返回国内，来不及寄给《世界日报》。但从此对鼎公有了一份亲人的感觉。
我曾想过，那位画家朋友，为人实诚，与我很合得来。不过，如果她在绘画之外择业，千万不要当经纪人。不知道她领我去鼎公家上课时，是否知道被列入台湾“十大散文家之首的鼎公，是美国东海岸华人圈内至为德高望重的文学巨匠。她事前事后从未对我言明。而我不在文学圈内，加上鼎公著作那时基本上都在台湾出版，难以读到。
待到我了解鼎公的真正价值和影响力，已是2017年。那一年我结束国内的生意，迁离新泽西州，定居于纽约曼哈顿区。这一年，我近七十，而鼎公已九十多岁了。我们生肖都属牛，相差整24岁。一次，我去看望鼎公伉俪，向他们抱怨，回美后当寓公，生活实在无聊。鼎公说，你文章写得很好，为何不给各报刊投稿？并介绍在纽约《侨报》担任副刋主编的刘倩与我认识。
当天回到家，想把当年那篇作业翻岀来投出去，却找不到。索性重新写一篇，投往《世界日报》，不久被刊登。这大大地激发了我的热情，想起鼎公的敦促：你有那么多故事，为什么不写出来？是啊，与其鸡零狗碎地写，东一篇、西一篇，不如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要小瞧高人的一句点拨，它常常会为你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我自小喜爱文学，小学四年级时曾立志当作家，但妈妈坚决反对。到改革开放年代，不讲出身了，我被提拔为一家科技杂志社的主编，妈妈说：“还好，写科技文章不会出错。”认识刘倩后，我进入了北美作家的圈子，那时《侨报》有很多文学活动，我都跟着他们参加。纽约文风鼎盛，中文作家很多。所谓“立身成败，在于所染。”这些作家重新点燃了我少年时的梦想。
一天，我与朋友讲起我文革中的遭遇。她说，写下来嘛。我脱口说：“是啊，早有此意。”话一出，便意识到鼎公那句话已变成种子，播在我的潜意识里，如今芽梢破土了。朋友针对我头绪纷乱，无从下手的症结，告诉我，只要拿起笔写第一个字，就知道如何写下去。在她的督促下，我每天至少写2000字。正如王阳明说的“山高万仞，只登一步”。
2018年，长篇写到尾声时，鼎公的夫人棣华姐姐给我打来电话：“鼎公要看你的书稿，你可以发到他的电子邮件信箱么？”我大吃一惊，问：“鼎公怎么知道我写小说？”“我告诉他的啊。”那时我和棣华姐姐已成了推心置腹的姐妹淘，她怎会不知道呢？这一年鼎公93岁，我毎次去拜访，所谈都是轻松话题。私下认为，如此高龄不可以再劳心费神。我说：“再有一两天，我会写完初稿，知道么？大概七八万字啊！这么长，又不好看，让鼎公审阅，太残忍了吧。”“你不要管那么多，他要，你只管给他就是了。”电话放下，心未放下，棣华姐姐早就告诉我，鼎公当年在台北担任大报副刊的主编，读稿太多，视力被严重透支，眼睛一直不好，须经常看专科医生。鼎公主动要阅读长篇小说的草稿，该是怎样的关心才能如此自讨苦吃。
恭敬不如从命，我果真把稿件发去了，一天我正在中央公园里散步，鼎公来了电话，没有寒暄，直接谈书。我连忙拣一僻静处坐下，洗耳恭听。他说，你写了文革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是个大事件，震惊全球啊！而你的笔墨不够，要堆高它。又讲到大字报，鼎公说文化大革命是从一张大字报开始的，一定要把大字报讲透，这应是你的重点，要拉长它。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里人变乡下人，心理的变化会很大，要把细微处放大……通话二十多分钟，鼎公围绕我的草稿，一一详细指点，何处应该拉长，何处可以放大，何处必须提高。我牢牢地记下写长篇小说的三要诀：就是要把事件拉长，放大，堆高。
回到家，回头看自己写的稿子，果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一重大事件，没写出它激荡人心的宏大气势。这有客观的局限，因为黑色的家庭背景，我没资格免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因而无从感知狂热至极的现场气氛。为了把这历史的场面再现岀来，我一方面查阅资料，一方面打电话和当年被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聊天，于是虚拟出了《红黑时代》的第九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增加了根红苗正的王秀贤从北京回来作报告，讲述当时的场面及她被接见时为多看一眼毛主席而被后面涌上来的红卫兵挤倒，险些被踩踏等情节。
上山下乡前的那个阶段，我记忆深刻，但我只写了自己面对丢失城市户口的痛苦心路历程，鼎公“要扩大”的提醒，使我拓展题材范围，我描述了文佳、小芳、高琦、杨革、尔娟等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面对即将成为农民的不同反应，集中于各人心态的变化。
十多天过去，鼎公又打来电话：“周四有时间到家坐坐吗？”认识这么久，鼎公从未提过任何要求，我不迭声地回答：“有，有，有。”哪里知道，“到家坐坐”竟是鼎公专门为我的书稿举办的小型座谈会，到场的都是纽约公认的文学大咖。说到帮助人，有的朋友光说不做，有的朋友说得多做得少；有的说得少做得多；不过像鼎公这样光做不说的，还未见过，深藏的情义让人感动莫名。
鼎公早已把我的初稿发给出席者，这次聚会是让大家给我提意见。清楚地记得，当了二十多年大报文学副刋主编的王渝姐姐发问：“听说大陆文化大革命中吊死鬼特别多，是怎么一回事？”她点醒了我，于是后来书中有了《吊死鬼》一章。大咖相继发言，鼎公只是静静地听。临近结束，鼎公作了总结，提出要增添细节，至少要增加二万字，全书一定要在十万字以上。他说：“才八万字，太薄，书脊上连书名也容不下……”
长篇刚刚脱稿，我已身心疲惫。做企业二十多年，文案有秘书做。如今亲力亲为，提笔忘字，无论是设计情节还是斟酌措词，都举步维艰。文思凝滞的时刻，我恨恨地抗议那位扬鞭催稿的朋友。但鼎公如山一般，默默地不露痕迹地帮助我，大咖们又直言不讳地为我的小说提意见。我的心情恍如坐过山车，顿时满血复活。回家以后，闭门不出好几天，一鼓作气，把座谈会激发的灵感化为二万多字。完稿后，定名为《红黑时代的青春》的小说，以十万字付梓。
三、 鼎公教我“贴着人性写”
之后，鼎公又送了我好几本书，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予我极大的震撼。海外著名散文家刘荒田评价鼎公，说他是继鲁迅、张爱玲之后的第三大家，我甚以为然。最让我终生受益的，是老人家极严谨的写作态度。人生朝露，艺术千秋。我决心以鼎公为楷模，花大功夫修改、补充《红黑时代的青春》。
修改的全过程，获鼎公悉心指导。他指出，核心问题是让小说贴着人性写，鼎公说，他先前曾总结出了人性的六个特征，如今忘了一个，剩下五个。第一是喜新厌旧，第二是忘恩负义，第三是幸灾乐祸。作家写到这一层，一般就到文章的高潮。第四，轻信盲从。看电影时，人们的智商就是十四岁。随着剧情哭、笑。第五点是党同伐异，于是有了欺骗，操纵，裹挟。他又说，写小说也是解释人生。这点跟佛教很像，佛教就是在解释人生。佛教讲同体大悲。这个悲不是悲伤，而是同情。
遵照鼎公贴着人性写的教导，我把《红黑时代的青春》改名为《红黑时代》，重起炉灶，增加了很多表现人性方面的细节。例如，起初曾纠结于写不写尔娟买布耍心眼的情节。一向来，出于“义气”，我宁可说自己不好，也不肯说朋友不好。初版时，出版商让我把这段写出，我就是不愿意。如今明白，那点忌讳，其实是内心深处把朋友当成自己的门面。写小说就是要真实地剖析人性，于是，激活回忆，将物资极度短缺的特殊环境中，人性的变异、友情的变味详细地描绘出来。
另外，我以自己母亲为蓝本，特为培敏的母亲增加了一章，刻画她别具风貌的母爱，她极力要把任性、野性、特立独行的培敏改造成温文尔雅、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她历来否定女儿，在奚落、责备、斥骂里面，蕴藏的是东北女人独特的爱。然而，在“道路以目”的极度禁锢下，她不随潮流，在平民百姓里是难得的清醒者。她提倡仁爱、喜欢助人，厌恶阶级斗争，她为培敏之所以成为培敏提供了依据。如此这般，再版增加了近五万字。
2023年7月7日，我参加为《妙峰法师传记》举办的新书发布会。这本书，是鼎公受妙峰法师委托，联合九九读书会十位作者和四位评审成立了编写小组，以集体撰稿的方式完成的。98岁的鼎公和夫人亲临会场，鼎公发表了妙趣横生的演讲。会后，鼎公伉俪派人将世界书局的周才博总经理请到同楼的《世界日报》文化艺廊，介绍周总与我认识。原来，他们是帮我为尚未杀青的《红黑时代》寻找出版商。周总在台湾出版界有大量的人脉，交谈后马上应允，果真为《红黑时代》找到一流的出版机构——时报文化出版社。当《红黑时代》一书从台湾空运到纽约，我打开精心设计的封面，油墨香扑鼻，这本出自文学新人的普通书籍，凝聚着鼎公和他夫人多少心血！
四、鼎公为我的“下一部”操心
如今，鼎公又在为我的下一部小说操心。
鼎公说：“不要光是想，要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地放上去。现在就要开始写。”
“不一定非要按顺序写，就像旅行，你到北京旅行，看到故宫就写故宫，去了长城就写长城。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统成一篇《北京之行》。想到哪就马上写出来，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个情节，分开来写，到最后拼装时，再用哲学来统领全部内容。”
“小说就是把那些层出不穷的事件，由头到尾，贯串一气。由根到叶的写法，就是所谓串珠。”
鼎公又说：“过五关斩六将，应该是你第二部小说的血肉。”
我问：“写自己多厉害，不是有点儿炫耀自夸？不会有人烦吗？”
鼎公说：“当然要克制。”想想，笑了，反问我：“你是写自传吗？”这话好幽默，而且一针见血。我不由得也笑了，觉出自己问得幼稚，小说是虚构的呀！
有一次，鼎公针对我在国内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说开：你要把自己“埋”在里面。要写有钱的快乐。你要写人人都想换房子。要写原来旧房子的特征，新房子的特征，例如光线。还有，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了，可以在自己家里洗澡。房子很新，但树都很小。还有画，没有古画都是现代画。还有，有的家乱糟糟的，但是你又不能干预……”鼎公眯着眼，天马行空地描绘着中国房地产产业走向市场，人们买到自己新房子后的各种情景。虽然是想象，但我眼前立刻浮现出我所开发的第一个楼盘，真如鼎公描绘的那样，院子里种植的都是小树，搬家时真的就是老房子里那些不舍得扔的旧东西。如果不是鼎公点醒，我不会在意琐屑的枝枝叶叶。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处，凸现着改革开放带给一代人的变化。此前，几代人共居一室，几户人家公用一个厨房，现在孩子居然有了自己的房间。从前，洗澡得去公共浴池，现在，每家都有自己淋浴间……
鼎公侃侃而谈。对我说：“还有，金钱的意义，你是贬低它还是提高它？就看你如何编故事，以前瞧不起金钱，但金钱可以换房子。”
“你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去想象、去编。结局一定让人们有‘想头儿’。”
“写小说就是要玩弄文字，各种角度的解释。”
“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多义多解，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
“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灰色区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该归纳的时候归纳，该演绎的地方演绎。”
鼎公还说，他年轻时进电影院，电影看一半就走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去写，写没看到的下半场，剧情如何发展、如何转折、结尾。完后再买票去看下半场，对照一下，他想的、写的和编剧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听到这里，我几乎惊到，天啊！看个电影都如此折磨自己。
常听到粉丝们夸鼎公，我问鼎公：“某某说你是不世出的天才。”话音未落，鼎公连连摇头，很认真地说：“我不是天才，一切都是努力的结果。”鼎公总是这样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美誉。记得当初，《红黑时代的青春》完稿后，我增加了一章《鸣谢》，把指导、帮助过我的师友一一开列。拿给鼎公看，他看到“当代散文祭酒——王鼎钧老师”，把“祭酒”两字抹掉，改为“作家”。我觉得这不足以彰显鼎公真正的身份，回去以后，改为：“当代散文大家——王鼎钧老师”。
如今，99岁的鼎公每天仍然拿着手写板，在电脑上码字。想起他的俏皮话：“不要问我王鼎钧是谁，我也不清楚，只知是一作家。”是啊，他的成就来自八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2024年八月，鼎公又赠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四手联弹》，这是他和程奇逢先生每人六万字的合集。
最近，我和朋友又走进鼎公的家。像每次一样，鼎公端坐沙发，先戴上耳机，再把苹果手机放在面前，打开蓝牙。我和朋友坐在他身边，开始自由、轻松却极具启发性的谈话。看着近在咫尺的大师，深深感戴命运的恩赐。
交谈之后，我们都会在鼎公家吃午餐。棣华姐姐逗笑地问我：“他为什么对你这样好？我都嫉妒了。”在场的都大笑，唯独鼎公没笑。棣华姐姐知道鼎公耳背，没有听到，便大声问鼎公：“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棣华姐姐故作严肃的表情又引起一阵哄笑。鼎公仍然没笑，把头转向我说：“我是签了器官移植合同的，我死后所有的器官都捐出。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文学器官移植。我已不能多写了，希望移植给你们，你们写下去。”我顿时两眼湿润，但抑制住了泪水。
这就是胸怀大爱的鼎公。记得一次聊天，说到大饥荒，鼎公动容地说到：家家户户绝粮时，爷爷、奶奶、爸爸都死了，就是妈妈不能死，为什么？因为她的孩子没死呢，她不能死啊！”说到这，鼎公声音颤抖，呜咽着，一字一顿，说出最后五个字——“她不能死啊！”老人家哭了。泪水也溢满我的眼眶。棣华姐姐在旁对我说，鼎公最爱妈妈，妈妈临走时对鼎公说：“一直向前看，千万别回头。”就这样，作为流亡学生的鼎公，千苦万苦，从山东出发，走过半个神州大地，一直走到宝岛台湾，带上父亲、弟弟和妹妹。
2024年9月，棣华姐姐来电话：“我家老先生让我问你，第二本书什么时候能写完？”我轻松地回答：“80岁前肯定脱稿。”棣华姐姐说：“五年时间太长了。你上次跟我说至少五年，我告诉了老先生，他说怕你到后面就写不动了。”我说：“怎么会？鼎公99岁还能写。”棣华姐姐说：“他很特殊哟，不是人人都能像他那样。”棣华姐姐继续说：“我家老先生让我告诉你，趁现在这个状态赶紧写，没得时间拖了。”
都说人生必须有位忘年交，鼎公以过来人的经验处处提醒，使我想起和施叔青姐姐的对话。叔青姐姐比我大四岁，她是台湾著名作家，我很喜欢看她的小说。有一天，我带着些许遗憾问叔青：“写得那么好，为什么搁笔不写了？”她说：“写不动了。”我说：“不会啊，很多像你这年龄的人都在写啊。”她说：“我和他们不同，我写的是小说。”我那时不明其中的道理，并未接受这个观点。现在鼎公这么说，我有了紧迫感。
榜样在前，殷殷重托。想到鼎公说的“文学器官移植”，真不敢辜负老人家一片苦心。
2024年秋于纽约
编辑/编发：应帆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4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