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剪毛过年”,这是我家乡代代相传的习俗。还有两天就是春节,我也得理一理虽为数不多但也不能不动剪子的“头毛”了。昨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八),老友L来。他比我老两岁,但托祖宗的福,头发密而粗,且颜色只是洋鬼子所描绘的“胡椒与盐”,即黑中带白,自有光顾理发店的本钱。他早有定规,只找在旧金山开店的陈师傅。为此,不惜坐地铁辗转三个小时。我去地铁站接上他,送他到陈师傅的店,然后去附近的华人超市买太座开列的年货。事毕回去接L,不料他久久出不来。原来今天客人奇多。我本来也要让陈师傅理发的,只好打消念头。因为有私人理发师——太太。来美四十余年,至少三十五年,不必外出理发。近年来,除非不得已,不再劳动她。在我是图快。陈师傅理发四十年,下手精准,像我这等准“不毛之地”,只用三分钟。太快,害得他不好意思,末尾磨蹭,在颈后发脚多刮几遍,还拿镜子照给我看。在她,是烦了我的不安分,时间拖得稍久,身体就扭动,还催。她骂:你啊,越是没本钱越爱摆谱。明天就是除夕,今天不理发不行了。午后问在厨房忙碌的太座,有空不?她说没有也得有。下了十来天雨,今天放晴,从落地窗涌入的阳光,慷慨地铺在地板上。我脱得只剩内衣裤,以免沾上毛发。暖阳中,端坐矮凳上。太座把IPAD拿来,让我放在身前,有电影可看,我可忘记她的慢工出细活。开剪,嚓嚓有声。“嗯,下雪了。”太座淡然道。前几天她站在窗前,看着被风吹斜的雨线,说:“有雨啦!”指的是后院里的菜地,不必拿水管浇长势不错的芥菜和枸杞。我没省悟,要问她,旧金山哪有雪?低头看,我的白发,随着剪子声纷纷扬扬地飘。不多,但有模有样。一撮撮地,从眼帘经过。心里忽然被触动。和我结縭五十年的女人,从前,她的剪子下出现的,是黑色的瀑布啊!我覆盖前额的头发微微蜷曲,呈波浪形。儿子也是。孙子刚出生时,新科祖母惊喜地大叫,看,三代没走样!从前,她一边挥剪一边和我讨论如何梳理烦恼丝。我的头发软且细,凸显彪悍之气的板寸头不列入选项(L永远是这发型,教我羡慕死了)。平分、偏分都实行过,鬓角的长短则由她裁夺。中年到了,理发后必用染发水。一直是日本产的“美源”牌。阿摩尼亚味虽刺鼻,但不是一个人的事,我是她的另一半,我的老必牵连了她,不忍也得忍。染发以后,洗头导致加快褪色,只好少洗头。太座对此又不准许,常常把我的头按到水龙头下去。如此过去二十年。前些年,居民因新冠疫情而裹足,陈师傅的理发店关了门,头发归太太掌管。她修理完毕,还要往近于秃的头上倒染发水,我坚决不让。她只好让步。最后一次企图复辟,是去年春天与四位文友往西班牙自驾游之前。我说,全程戴帽,染什么染?她从此不提染发。我参加云端会议或出门会友,一概以帽子应付。看着地上那初雪才有的纯白,想,黑色几时被淘汰净尽?那年我喝了某种健康食品,太太发现后脑勺鸡蛋大一处的白发返青,郑重地和我憧憬一头黑发的壮观。这神话早已忘却。轮到我为白骄傲了,耗费多少年人生才有造雪的资格啊!不闻名诗人余光中发自中年的豪语——个子虽不怎么样(约160厘米),但“头已伸入雪线”?发理完,李安早年导演的《喜宴》才看了开头。太太让我离开,她要清扫地面。不会融化的雪聚拢在一起。我看了又看。太太第一次说,倒也不难看。友人赠我《威尼斯日记》(20周年纪念版)。阿城这本书,我多年前读过,依然有印象。书中一节,记叙在威尼斯一个小镇配眼镜的趣事。他的鼻子是蒙古人种的鼻子,鼻梁低,要想让眼镜固定在鼻子上,只得靠有弹性的软眼镜腿扯住耳朵。欧洲人却没这个麻烦,鼻子高,眼镜可以很容易就架在鼻梁上。甚至有一种夹在鼻子上的眼镜,完全用不着眼镜腿。因此,他认为“欧洲人的鼻子是为了戴眼镜而事先长好的”。读至此,想不大笑也难。这种事,绝妙处在巧。广东话中,有两句,稍嫌粗鲁但颇传神,一曰“屙尿撞中蟾蜍口”,一曰“拿臭猪头供盲鼻菩萨”。前者是无意而得,后者是故意的蒙混,结果都不错。半个世纪前,我在家乡,听一位从别县硫铁矿工场回来的人,说的一件亲历的奇事:那时,外地支援工特别多。一天,一对从同一地方来的青年男女,刚刚在集体食堂吃过饭,并肩说说笑笑地走路,进入工地,从一辆装运矿石的大斗车下经过。恰在这一瞬间,车斗因锁链断裂倒下,开口朝地,把他俩罩在里面。顿时矿场哗然,目击者向场部报告,立刻救人。车斗是铁做的,重达上千公斤。工人们围在车斗四周,挖开泥土,试图一起发力,把车斗抬起,可是太重了。幸亏挖土制造了空隙,空气能流动,里面的人不至于窒息。可是,他们有没有被车斗的边压伤乃至压死,谁也不知道。场部调来一辆起重车,用铁链把车斗拴紧,徐徐拉起。救护车已停在一旁,准备把伤者送院。车斗揭开,人们拥上,把两个紧抱在一块的人扶起来。被救者惊魂未定,坐在地上。医生替他们检查身体,并没有受伤,连皮都没给擦破。侥幸生还的年轻人照常上班去。人们把这车斗看作怪物,围着它议论不休,较真者不服气,拿起皮尺量度,认定体积太小,无论怎么样也无法容纳两个人。然而这是人人目睹的事实。最后,把两个当事人请来,让他们一起躺进车斗。无论怎么挤压,都不成功。这个故事,套用阿城的说法,该是:“车斗为了验证一桩神迹,在这个时刻,这个场合跌落。”确实的,“巧”需要许多种因素恰到好处的“凑”。且看佛家语“五百年修得同船渡”,旅途上同船,一如同机,同车,看似稀松平常。细想,却很不简单。不说太远,从规划行程起,你偏选上这一条路线,在这个日子,这个时间出发。路上,你选择乘船,偏是这一班。于是,一起待在船上。一路无话,连眼神也没交集,倒也罢了。万一为了行李箱的轮子坏了,你着急,而一个人替你修好,那就可能开始一段恋情或者友情。 所谓宿命,就是这样的。一如欧洲人以无数世代的努力,让鼻子长得峭拔,极端者还整个“鹰嘴”,为的是在将来和眼镜“匹配”,倘若你的爱情起于高铁上座位相对,那么,这巧遇非年深日久的天造地设不为功。否则,你无法回答一系列“为什么”,从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这一班车,到为什么触发他的,是她凝视窗外的侧影太美? 记起苏东坡的“天石砚”,那是他十二岁那年,和伙伴玩“凿石”的游戏时,从地上挖到的。“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他拿来做砚,发墨很好,可惜没贮水处。他父亲说,“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 把它送给苏东坡。读到这里,岂能不认定,这块石头在泥土里等待了千年的,就是这位小主人? 有什么比写“吃饭”还俗滥呢?这是中国人的“天”。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从前女性的婚姻观。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是旧时代男人的人生哲学。至于是“活着为了吃饭”,还是“吃饭为了活着”?到胃部和钱包都“如洗”时再作计较。 广东人还有一老话:日捱夜捱,无非为“两餐”。我的家乡,是全国著名的侨乡,1930年,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县份,全年所收的侨汇为三千万美元,占全国侨汇的三分之一。即使有这一丰沛的挹注,我家所在的北部,老百姓无论贫富显微,每天吃两顿饭是从古到今的规矩。具体到农村,九点多一顿,下午三四点一顿。一般人的头脑中没有“早餐”的概念,城镇的茶楼虽有“早茶”,六七点钟开市,常光顾的只是少数富裕且有闲的男人。和早餐一样,作为“滋润”的标志,且更受欢迎的,是晚间来一顿“宵夜”。但均属锦上添花,并非绝对必要。在我上中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定量为每月26斤大米。正是极端需要营养的年龄,却天天饿饭。可以说,饥饿是从童年到青春须臾不离开的梦魇。学校的食堂每天只供应两顿饭,时间分别为正午12点和下午5点。6点起床,洗漱之后,跑下操场。路过食堂,有县城供销社摆的食物档,有面包、油条、春卷和白粥,可是,绝大部分学子只能强咽下涎水,掉头不看。为的是钱和粮票都缺。然后,早操,早读,四节课,没一粒米下肚。于是乎,第四节下课后,急不可耐的学子们向食堂发出凶猛无比的冲锋。二楼走廊和楼梯上滚雷一般轰鸣的就是脚步声。如今,昔日的同窗聚首,谈得最多的,是周末哪位同学回家,把当天饭票让给另一个。于是,不回家的男生吃到双份,乃至三份,直到打起稀罕之至的饱嗝。 1968年当下乡知青,对农民生活的困苦有了第一手材料。由于人多地少,加上缴纳公粮太多,一年年谷子严重短缺,三四月进入“春荒”,家家户户断粮,以豆角叶煮番薯充饥。我在号称“全村最有钱”的人家吃午饭,桌上只有大头菜、炒豆角和蒸豆豉。后来才晓得,最拿得出手的,只有白米饭这“干货”。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骑单车去南部产粮区买黑市谷子。骑了四十多公里单车,在一位同学的家投宿。此前已和他通信,买谷子的门路他已找好。早晨起床,同学邀我和他的家人吃他妈妈天没亮就张罗的早饭。米饭、青菜加腐乳。肉是没有的,炒青菜也没舍得下油。但我已感到无限的满足。饭后,我和同学谈起,羡慕地问,想不到你家这么阔绰,该不是为了招待我吧?他哈哈笑起来,有什么奇怪?天天这样吃。我问,还有午饭和晚饭?他说,是的,你们那里不是这样?我说,做梦才有。原来,这一带的农民,世世代代如此,虽然食物质量马马虎虎。这就是“十里不同俗”。 因为传说民兵在公路设卡,截查黑市谷子,我要在入夜以后才启程。在同学家吃了午饭和晚饭。青菜、咸菜和炒黄豆,饭里掺了番薯,可见大米也省着吃。由于此地靠近南海,咸虾酱是渔民新制的,味道特别鲜。 在告别“每天两顿饭”四十多年以后,近来恢复了。半年前,一位朋友已向我推荐断食疗法,更大力鼓吹生酮饮食。我跃跃欲试,但没下决心减去一顿。上星期去纽约,上了几次高级餐馆,都是午饭,次次点三分熟的牛排。优质牛肉经得起消化,到晚间十点也没饿意,于是顺坡下驴,省去晚餐。一天天下来,感觉良好,便将一天两顿贯彻到底。所谓成年以后逐步向童年回归,胃率先实行了。
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移居美国旧金山。30多年来,已出版数十部散文随笔集和诗集。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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