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的台湾岛,蒋介石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心境。一方面,退守台湾十余年,他的“反攻大陆”梦想始终未熄;另一方面,大陆的形势似乎在向他招手。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饥荒。消息经由逃港难民和地下电台源源不断传到台湾,蔣中正听得热血沸腾。在他眼中,大陆已经虚弱不堪,饥饿的民众只需一点火花,就会化作燎原烈火,把中共的统治烧得片甲不留。于是,一个代号听上去雄壮威武的秘密计划被提出——“海威行动”。
这项计划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筹划。叶翔之出身黄埔军校,曾在战场上拼杀多年,深知国军在台湾“困兽犹斗”的局面。他向蒋介石保证,只要能空投三五千突击队员进入大陆,便可点燃“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烽火。蔣中正听得心潮澎湃,在日记里写下:“时机难得,岂可坐失?倘能先发制人,则大业可图。”
1962年春夏之交,台北的士林官邸里,几场紧张的会议接连召开。会议桌上摊着一张张大陆地图,广东、福建、浙江的沿海线被红笔圈出,标注着可能的空降或渗透点。蒋介石的要求极为明确:首批投下3,000至5,000名突击队员;必须在广东、福建等地建立根据地,联络潜伏的“反共志士”;必须做到“点火”——点燃反共革命运动。
叶翔之的筹划更为细致:情报局要招募特战队员,多数是孤军后裔或“反共救国军”残部;配合伪造的身份与物资,空投至闽粤沿海;美国必须提供空运与火力支援——C-123运输机、B-57轰炸机,以及坦克登陆艇。
然而,美国白宫的态度冷淡。1962年,美苏正在为古巴导弹危机斗法,华盛顿可不想让台湾再点燃一个新的战场。美国国务院婉转地告诉台北:“此时贸然行动,风险甚巨。”蒋介石不甘心,他决定:即便美方不给绿灯,也要“先干再说”。
1962年12月29日,一个寒冷的冬夜。台北松山机场的跑道灯光被压得很暗,一架架C-46运输机轰鸣着起飞。机舱里坐着的是九支特战小队,总计三百余人,背着沉重的武器与补给箱。这些人多数来自台湾本地军队,也有一些是滇缅孤军的子弟,被许诺“功成之后封官”。他们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成为一段血与泪的记忆。
飞机在夜幕中飞越台湾海峡,抵达广东沿海。随着舱门打开,一名名特战队员被风卷着抛下,降落伞如白花一般在黑暗里绽放。“记住,建立基地,联络群众,等候大军!”临行前长官的叮嘱仍在耳边。许多人心怀激动,仿佛真的能成为点燃大陆的火种。
1963年1月,空降部队在广东偏远的山区设立了几个秘密据点。初期,他们确实得到了一些当地群众的接济。有人递上番薯,有人悄声告诉他们哪条山路能避开解放军的巡逻。
然而,理想很快撞上了现实。补给断绝:台湾无法持续空投,许多小队很快缺粮少药;群众冷漠:大陆民众饱受饥荒之苦,他们只想活下去,对所谓“反共革命”提不起兴趣;情报泄露:中共公安与民兵迅速出动,多地群众直接举报“国民党特务”。
在福建霞浦的海尾,1963年11月19日,数十名游击队员刚刚登岸,就被当地民兵与解放军团团围住。一场短暂的枪战后,大部分人倒在血泊中,只有少数被俘。被俘者在狱中听到一句话:“你们等的反攻大军,永远不会来。”
到1965年,约有1,800名国军特战人员被派入大陆,最终生还的不到三分之一。许多人死在山林与沼泽,更多人死于伏击与围剿。根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仅在1962年至1965年间,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对于台湾方面来说,“海威行动”的消息被严格保密。家属只能得到一份模糊的通知:“因公殉职。” 很多人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原来葬身在大陆的山河之间。而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关于“海威”的记录逐渐减少,直到1965年后,几乎不再提及。失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大陆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虚弱不堪,台湾也没有能力单凭特战就推翻中共政权。
“海威行动”最终成为国光计划中的一段悲壮插曲。它的本质,是一个建立在幻想上的军事冒险。蒋介石以为,只要点燃星星之火,就能燎原;但现实是,火种一落地,就被风雨吹灭。一千多条年轻生命,葬送在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任务中。所谓“依靠大陆民众起义”,最终证明是空中楼阁。而美国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支持,蒋介石却始终心怀幻想。
几十年后,在台湾,有幸生还的“海威”队员偶尔会在聚会上提起那段往事。他们说起夜空中跳伞的颤抖,说起荒山野岭里啃草根充饥的日子,说起兄弟们倒下时的眼神。有人潸然泪下:“我们不是不勇敢,而是被推上了一条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路。”而在大陆,许多当年参与围剿的民兵,早已白发苍苍。有人感叹:“他们不过是一些年轻人,被命令送来送死。”历史最终把“海威行动”收进了尘封的档案。但它留下的故事,却让后人清楚地看到:战争从来不是浪漫,而是血与泪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