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近代史上,蔡孝乾是个难以简单评判的人物。他既是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又是其最具毁灭性的“变节者”;他曾满怀理想要解放民族,后来却成为国民党保密局的重要军情头子。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被撕裂的信仰实验:起于激情,败于现实,终于沉默。
1904年,蔡孝乾出生在彰化花坛的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代,他靠奖学金读书,家贫却志高,尤其对“民族自救”的议题充满热情。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暗潮汹涌,文化协会的启蒙思潮正在岛上蔓延。蔡孝乾在这种氛围中受到了民族与阶级双重启发。1924年,他赴上海大学留学,结识了瞿秋白、任弼时等人,正式接触马克思主义。
那是个信仰如火的年代。北伐军正南征北战,苏联的“新世界”被许多青年视作曙光。蔡孝乾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他在地下刊物《赤星》上撰文,痛批日本殖民统治,呼吁“工农联合,推翻帝国主义的枷锁”。他坚信,只要信仰足够纯粹,就能改变世界。
1931年,日本警方大举搜捕台湾共产党组织,蔡孝乾被捕,判刑12年。狱中,他没有屈服,依旧写信给同志、讲述革命信条,被称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但牢狱也让他看到了另一面:革命不是诗,而是血。同志被拷问、死去,信仰逐渐变成一种苦行。
1942年,他获假释出狱,已经是日本战败前夕。那时的台湾共产党早已土崩瓦解,他成了仅存的火种。战后,他秘密赴上海,重建台共组织,接受中共华东局的指导。他以“吴明”为化名,成为台共书记,在台北、基隆、高雄等地建立地下网。那时,他的信仰仍旧炽热——可他没想到,自己最终会被信仰反噬。
1949年,国共内战已进入尾声,台湾成了国民党最后的堡垒。台共在岛内活动频繁,情报多次泄露,引起当局警觉。1950年6月,蔡孝乾在台北被捕。被捕后,他面对了一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凌迟。
保密局的审讯者非常清楚——他不是普通地下党员,而是整个台共的神经中枢。酷刑、威逼、心理战,一层层地摧毁了他的意志。据传,他被单独囚禁,连续数周不让睡觉。他一开始咬牙不语,但随着其他同志被捕、组织瓦解、内线被出卖,他终于崩溃。1950年底,他选择了投诚。
他供出了台共主要骨干——包括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处决或流放。台湾共产党,就此在历史上被“一锅端”。
按常理,一个投敌者的下场往往是被利用后遗弃,但蔡孝乾例外。或许因为他的投诚价值巨大,或许因为保密局想以他为“反共样板”,国民党不仅没有抛弃他,反而给予重用。1952年,蔡孝乾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进入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任职;随后,他又转入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立下功勋,升任少将副主任;不久,又兼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今调查局)副局长。
从共产党到国民党,这个转变的幅度令人目眩。昔日他曾在审讯中被拷问,如今他坐在审讯室的另一边。他熟悉共产党地下党的心理,精通秘密组织的运作,这让他成为反共情报战中极有用的人。他在报告中剖析“台共失败的经验”,指出“理想主义不敌组织纪律”,这些话语里,既有反思,也有自辩。
在台湾官府的灯光下,他穿上笔挺军装,胸前佩戴少将军衔。只是每当夜深,他偶尔会在酒后自语:“我这辈子,毁了两次。”第一次毁的是台共,第二次毁的是自己。
蔡孝乾的晚年极为低调。他很少再提政治,也不公开谈往事,只在私下为学生讲“情报分析”的课程,强调逻辑与纪律,却不再提“信仰”二字。外界传闻他晚年悔恨,也有人说他早已将信仰视作幻影。无论哪种说法,他都没有辩解。
1982年,他在台北病逝,享年78岁。葬礼简单,没有党派代表,也没有昔日同志。一个曾经为理想坐牢12年、为信仰出卖信仰的人,就这样静静地消失。他的墓碑上,只刻着三个字——“蔡孝乾”。没有军衔,没有称号。
蔡孝乾不是单纯的叛徒,也不是简单的受害者;他是那个时代理想与恐惧交织的缩影。当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发生正面碰撞,信仰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掏空。蔡孝乾的“投诚”不是偶然的软弱,而是理想在绝望面前的溃败。他曾经相信“信仰可以战胜死亡”;后来他发现,信仰最怕的,是死亡。他的悲剧不在于“背叛”,而在于——他为了活着,只好放弃信仰。
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蔡孝乾是“叛徒”,还是“醒悟者”。但无论哪种定义,都无法否认他的一生映照了一个时代的裂痕。从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到国民党的情报官员,从牢狱烈士到台湾少将,他完成了人类最复杂的转身:信仰的坍塌,并非轰然倒塌,而是一步步塌陷——直到他自己也听不见那声崩裂。他的一生,是信仰的墓碑。那墓碑上,没有敌我,只有人性。
附文:《军统头目谷正文两次抓捕蔡孝乾回忆录》:
自毛人凤从官邸领回了三十万奖金后,许多撤退后赋闲在台湾各地的保密局同僚,认为特勤组有钱可赚,纷纷请求过来“协助”。于是,当我打高雄押解陈泽民返回台北时,突然发现我的单位多了十几个人。我心里想,依我的经验,在北平时代,真正能够帮上大忙的人,大都是我亲自吸收的。因此,我对人事处随随便便往特勤组塞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这些人帮不上忙还不打紧,我深怕他们误事。”我向毛人凤抗议。“如果依你的意思,你会怎么样?”“我一定采用本地人。” 我说,随政府来台湾的人对台湾的一切皆感陌生,一点关系也没有,执行任务远不如台湾本地人来得顺手。毛人凤沉吟了半晌,点点头说:“好吧,我让林顶立派几个人给你。”
在我物色人才重组特勤组的同时,对陈泽民的侦讯并未中断。从他的口中,我又听到了老郑这个名字,并且套出了他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的住处。
这时候,已经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中旬了,当天晚上,我带著张清杉(台北县淡水镇人,当时只有二十岁,是一个很有精神、反应很快的小伙子,在后来的各项任务中,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翁连旺等人埋伏在泉州街老郑住处四周,等候老郑入瓮。但直到东方天际现出一线曙光,老郑还是没有回来。“看样子,今天老郑是不会来了。”我说,心里却反倒轻松。“这个地点正确吗?” 翁连旺问我。
对于这个地址,我很有把握,至少我认为,它是老郑在台北许多藏身地点的一个,不知道哪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长期埋伏在泉州街二十六号。“我来!” 张清杉兴致勃勃地说。我本来也是属意于他,因此,交给他一把手枪和一腰带子弹,并交代他:“尽量少出门,如果必要外出,一定要选在深夜无人的时候。”
张清杉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在当时,一般住家房里只有一盏灯,人们要在哪里活动便提著灯走到那间房里。因此,张清杉进驻泉州街二十六号的时候,便把灯摆在身旁,一旦有人进屋摸黑找灯的时候。便可轻易将他捉住。十一月过去了,老郑依旧杳无踪影。十二月,张清杉仍无所获。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深夜,张清杉正要入睡,忽然听到某种细碎的声音,然后,有人从后院开门。
张清杉默不作声,悄悄走到客厅的桌边,躲在桌子底下。敲门的人机警地从后院绕到前门,开门进屋后,又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他摸黑走到桌前,把灯打开。就在这个同时,张清杉从桌子底下冒了出来,拿著手枪对准来人的脑袋。“我等你好久呀!” 张清杉笑著说。这个神秘男子化名叫做老郑,本名蔡孝乾他是台湾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房里突然光亮起来,蔡孝乾瞇著双眼,勉强开口问张清杉:“你等我干什么?”张清杉仍旧保持幽默的口吻反问:“那你躲著我干什么?这么久都没回来。” 说著,他示意蔡孝乾举起双手,然后用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他铐上。
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
张清杉逮捕蔡孝乾的时候,我正在川端桥(即今之光复桥)下钓鱼。回到延平南路,第一眼看到老郑,竟意外地非常眼熟。当然,他的脸孔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只是,从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长征老干部特有的傲慢,我在一一五师期间看过太多了。“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我明白告诉他,他身上那股傲气,便是长征干部的特殊标记。
我向张清杉要了钥匙亲自为老郑解铐,并与他聊起长征往事。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 ——在我手中,肃清共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大约就在蔡孝乾落网的同时,高雄组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黄昭明硬是要我亲自带队帮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别交代牛树坤,要好好款待蔡孝乾,不可急于探查线索。从用李汾钓到陈泽民之后,黄昭明对我的钓鱼术颇为折服,他将许多抓来的人说了一顿教,然后又把他们放走,试图用这些人钓到更多大鱼。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话并不得体,以致不但没法钓到大鱼,连放出去的饵也一个个地不见了。
为此,他很懊恼:“为什么你能够说得动李汾,叫他心甘情愿为你钓上陈泽民,而我却不能?”“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个人的弱点吗?”“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现在该怎么办?”“你为什么摆着好饵不用呢?” 我说:“你忘了陈泽民的妻子。”
陈泽民落网后,我曾带著他到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边三个稚龄的孩子,心里就有了底,我想为了丈夫,她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党员,因此,我告诉黄昭明:“派人跟踪陈泽民的太太,准有抓不完的人。” 我肯定只要循著陈泽民妻子这条线索,黄昭明和高雄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区的重要共产党员。
没想到,我在高雄停留还不到一个礼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点三十分,张清杉打电话给我,他用沮丧的语调说:“老郑跑了。” 这个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的单位里,竟然会发生要犯脱逃的事。
张清杉说,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午餐时,蔡孝乾拒吃局里为他从中华路买来的水饺大餐(就当时的生活水准而言,中华路的水饺是昂贵的美食),他说吃腻了,想改吃西餐。他说:“要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负责照顾蔡孝乾的牛树坤不免光火起来,但因我临下高雄之前特别交代过要满足蔡孝乾的物质要求,他只好忍著气到延平北路买牛排。
饱餐一顿之后,蔡孝乾在牛树坤耳边偷偷地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为了感谢你的午餐,我有一条线索送给你,它会让你升大官。” 这话把牛树坤搔得心里痒痒的。
蔡孝乾继续说,他所参加的各级会议,全都透过一名姓施的连络人,只要把这个连络人抓起来,台湾共产党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乾脱逃,保密局里尚无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领导人。因此,当他提到施姓连络人的时候,的确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蔡孝乾说,这个连络人在博爱路电信总局任职。“我们要怎么抓他?”“带我到电信总局,我当场指认。”
于是,牛树坤把这件事告诉张西林,并另外带了三名干员领著蔡孝乾一同前往电信总局。一进门,蔡孝乾便郑重其事地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当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连络人。” 然后一个人独自走向柜台。他沿著柜台走著走著,却一直没有停下。当他走到柜台另外一端的时候,忽然拔腿快跑,从电信总局侧门夺门而出。
牛树坤和张西林知道受骗了,在后面紧追。当他们追出侧门的时候,只见张清杉揪著蔡孝乾的衣襟说:“蔡先生,你要去哪里?” 原来,张清杉不放心牛树坤私自把蔡孝乾带出保密局,悄悄尾随,并埋伏在侧门外面。
蔡孝乾脱逃失风后,一脸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认的人没来上班,他怕受到责备,因此,突然兴起从侧门逃跑的念头。他的说词相当动人,牛树坤和张西林都相信他。然后,他又挤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说,施姓连络人虽未上班,但他知道住处,晚上到那里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他住在哪里?”“武昌街。”晚上九点整,牛树坤、张西林瞒著张清杉,又带著蔡孝乾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连络人。
当时武昌街仍有许多日据时代的木材厂,环境颇为复杂。蔡孝乾沿著木材厂一间一间指认,每指认一间便说:“快到了。” 终于,他逮到牛树坤和张西林一个不留神,趁机冲入一间黑漆漆的木材厂。牛树坤、张西林追入木材厂之后,蔡孝乾已然杳无踪影了。
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网,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朱谌之、严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后,所有台共成员因而陷入一阵大恐慌。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花坛,青年时代前往大陆参加共产党。抗战胜利初期,蔡孝乾由延安潜往上海,筹备返台领导,发展组织事宜,在这段时间里,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结婚。民国三十五年,他带着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湾,正式接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务领导。
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病死,于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渐渐发生恋情,当时,巧巧才不过十四岁而已。在蔡孝乾脱逃后的逃亡过程中,他起先与巧巧寄居于台北中山市场黄天家中。但是台北的风声实在太紧了,蔡孝乾在黄天家里躲得不安心,他决定到山区隐匿一些时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带着巧巧前往嘉义粪箕湖投靠林医生。
另一方面,蔡孝乾的脱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长毛人凤相当大的压力。民国三十九年初,蒋介石尚未复职,但每个礼拜三,他都会以总裁名义在士林官邸召开会议。“脱逃的那个奸匪叫什么名字?抓回来没?” 蒋介石常常这样质问毛人凤。
为了减轻毛人凤所受的困扰,我建议他写一分报告,说明蔡孝乾脱逃对瓦解在台共谍组织其实利多于弊。这份报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于沙滩之上,经过必留足痕。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以后开会,果然就不再提蔡孝乾的事了。
黄天被架回讯问室,奄奄一息地侧趴在桌子上,“老郑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里。” 说完,他便昏厥过去。听到这几个字。最兴奋的,莫过于张清杉,他站在黄天身边抿着嘴笑。
二十七日晚间十时,我们的行动兵分两组,一组由我亲自率领八名干员,搭乘铁路夜间末班快车;另一组则由两名干员驾驶吉普车取道公路南下。班车在清晨四点钟抵达嘉义市。我们在车站前方大约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三个房间住下来。
我嘱咐大家睡眠养神,然后才开始构思行动的方法。天色渐明,我还没想出一个具体而有把握的主意来,忽然,张清杉出现在我的眼前。张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单独前往粪箕湖探查环境。
“好是好,可是老郑认得你,怕会打草惊蛇。”
张清杉说,这点他也想过,不过,只要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就不会引起注意。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没有更具体的办法,于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
日光从旅馆东边木格玻璃窗照射进来,张清杉立即向旅馆老板借了一双木屐、一顶斗笠和一辆脚踏车。张清杉跨上脚踏车,朝旅馆老板指出的粪箕湖方向骑去。
张清杉说,那时他正好骑在一条没有石子路面的泥土路上,由于许久没有下雨,骑起来还算顺畅。正当他回头观望已经远远落在背后的嘉义市,盘算自己的里程时,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现一个人影。这个人头上虽然戴著斗笠,身上的西装却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乡下人。两人愈来愈接近,张清杉好奇地向著来人斗笠下半个脸孔看,对方也忍不住朝张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两人都觉得十分面善。
“真有这样巧的事?” 张清杉心里想,车子已经和来人擦身而过了。他把速度放慢,回头望望那个人,刚好,那人也回过头来。“没错,真的是老郑。” 张清杉调了头,那人不再走动了。他静静站立在路边,等到张清杉骑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他苦笑著,勉强说出一句话:“怎么又是你?” 然后,他自动把手伸出,让张清杉将自己铐锁起来。
张清杉骑著脚踏车,颠颠簸簸地把蔡孝干载回旅馆。这时候,那些晚起的干员正围著一张桌子打扑克牌。当张清杉、蔡孝乾两个人戴着斗笠,一前一后出现在旅馆门前时,大家不免吃了一惊。
“谷组长,我把老郑带来了。” 张清杉说著,然后很潇洒地登上楼去,在二楼楼梯前满足地说:“我想,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我并不急于问讯,我在旅馆设了一桌上好饭菜,众人不分敌我大快朵颐一顿。
任务结束后,每个人获得两百元奖金,各自安排了一个难得有钱又有闲的嘉南假期。我透过保密局台南站黄姓站长的介绍,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第二天,毛人凤打电话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
他说,老郑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除了详细供出如何参加长征,如何争取潜返台湾发展组织外,还供出了省工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偷渡离台的秘密。“后天傍晚,洪幼樵将在基隆登船,你快回来抓人吧!”
洪幼樵为客家人,为人好学深思,宁静诚实。被捕后自觉倒楣,遇上不良的上级领导,出狱后任情报局研究员,著作甚丰。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后得癌症死于一九九○年,这期间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无言以对。
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这四位台共组织的领导人物均已落网,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胜负其实已见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谷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