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阅兵是否劳民伤财？

8月16日天安门的炎热之夜，17时30分起，旗杆北侧的石狮默默看着人潮进出，扩音器一声声回响，直到次日3时30分，灯光才缓缓熄下。官方称之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第二次综合演练”，约4万人参与演练与现场保障。十个小时，四万人，这不是广场上的一阵热闹，而是一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夜色中全速运转。

 

这已经是第二次。一个星期前，第一次综合演练在同一片广场进行，规模也不算小——约2.2万人参与，重点磨合“纪念大会”全流程与组织保障。接着，北京警方启动更大范围的临时交通管制，地铁站口分批封闭，公交改线，长安街进入“静音模式”。从信息披露的节奏看，这是一场以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并检阅部队为目标日的系统工程：先试跑，再加码，直至仪式当天分秒不差，滴水不漏。

 

先说“能看见的”。装备出动、官兵训练、场地布置、交通管制、人群组织、安保与应急、媒体转播……这些都需要明码标价的预算。然而中国历次大型阅兵的“明细”从未对外公布。2015年“9·3”之后，社会上曾流传各种估算：从“几十亿”到“数百亿”人民币不等；也有媒体汇编出“约215亿元”的非官方测算，当然未获证实。十年过去，披露方式并无变化——这意味着今天你仍然无法从公开渠道看到精确数字，最多只能参考范围、推演结构。

 

再说“看不见的”。一场覆盖核心城区的多轮演练与检阅，最大的隐性成本是机会成本：道路封控的通勤损失，景区关闭的旅游损失，企业错峰停工的产出损失，城市管理系统为此投入的时间与人力——这些不会出现在财政报表，却真实地被分摊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个个体。2015年的经验也能说明问题：大型典礼的管制半径越大、时间越长，社会运行的“摩擦系数”就越高。

 

以8月的两个演练夜为例：第一次约2.2万人、第二次约4万人。即便不动用装备成本，仅按“人-小时”与基本后勤测算，单轮十小时的综合演练就是数十万“人-小时”的集中投入；再叠加交通组织、设备租赁、临时设施搭建、通信与指挥系统冗余配置、医疗与消防支援、媒体联动与版权技术服务……这张清单拉到天明也写不完。你可以说它必要，但很难说它“不贵”。

 

按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4.98431万亿元人民币，平均到365天，约为“每日”136.56亿元人民币。它当然不是严谨的“日生产值”，但足以给我们一个直观参照——当一个超大城市为了演练与检阅连续“降速”若干夜晚时，所牵动的经济体量，至少在百亿至千亿元级量级上。

 

有人会说：不能用GDP去衡量精神与荣誉。但是，公共决策需要面对取舍：当象征性收益主要体现为“政治信号”“精神动员”“军容展示”“国际传播”，那么，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尤其在后疫情时期、财政压力与民生压力同在的当口，一场“盛大仪式”与“务实治理”的边界，必须讲清楚。

 

这种阅兵，给普通市民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他们承担了夜间出行不便、噪音、封路与绕行，短期的生产经营中断；所能获取的“收益”，多半是电视里的一段直播、朋友圈里的几张照片，外加一种“参与了历史时刻”的心理慰藉。这种不对称，恰恰是公共讨论里“劳民伤财”“面子工程”之所以反复出现的原因。2015年起，围绕“阅兵值不值”的舆论拉锯，其实一直未停——支持者侧重国家形象与精神动员，反对者强调财政透明与社会机会成本，双方各执一词。

 

这是一场“被告知”的仪式，从程序上看，公众能拿到的，永远是“结论性信息”——什么时候练，哪天封路，几点开始，多少人参加；至于经费来源、预算科目、绩效评估与外包采购，一概不见。这种“被告知”的状态，天然地削弱了社会的认同与参与感，也让“面子工程”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占上风。

 

“抗战胜利80周年”具有强烈的纪念正当性。问题从不在“纪不纪念”，而在“如何纪念”。2015年的“9·3”阅兵曾被视为外交与内政双重舞台——裁军30万、外军方队同场亮相、装备集中展示，令人印象深刻。但十年之后，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的语境已然不同：地缘风险上升、全球供应链重塑、财政收支平衡承压、超大城市治理转向“绣花功夫”。在这样的结构性变化面前，沿用“更大、更强、更排场”的仪式模板，既未必能最大化纪念效果，也可能与当下的治理优先级出现错位。

 

阅兵的直接花费来自财政，而财政的来源是纳税人的钱。表面上看，是国家办了一场盛典；实质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在为这场“面子工程”买单。与此同时，阅兵对城市生活的冲击巨大。居民夜不能寐，企业停工，公共交通受限。很多北京人无奈地把那几天称为“隐形的长假”，但这个假期并不轻松，因为它意味着收入减少、出行不便。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都面临资金紧缺时，巨额财政却投向了一次性的政治表演。这种资源错配，正是民众怨声载道的根源。不是说一场演练就会让“当天GDP”蒸发多少，而是提醒决策者：当你把“象征”层面的收益放在首位时，是否也配套把“运行”层面的损失降到最低；当你已经选择了成本更高的方式时，是否有相应的透明度与沟通，去赢得公众的理解。

 

纪念是一种回望，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承诺。用最昂贵的形式纪念，未必等于对历史最深的敬意；相反，若纪念的方式让普通人感到被打扰或者权益被剥夺，历史就会在他们的记忆里变得抽象而疏离。对于“抗战胜利80周年”这样具有高度共识的纪念节点，我们当然可以——也理应——做得更从容、更聪明、更节制。真正体面的国家，体面不在排面上，而在治理的细节里：在透明，在效率，在对每一个被临时改变生活轨迹的市民的体谅之中。

 

我们不反对纪念，而是呼吁如何“把纪念做对”。若以“劳民伤财”“面子工程”作结，那只是情绪；而若以“流程透明、影响可控、公共回报清晰”为目标，那才是现代国家的纪念方式。仪式可以盛大，但别忘了——历史的光荣，就是普通人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