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VIP座位表,那么美国的位置恐怕已经标着“保留但不固定”——这个创始会员国、前第一大出资国、政策影响力曾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自1980年代以来,三度退出,又两度重返。
许多人将“退群”归因于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美国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爱恨纠葛,早在川普入主白宫前几十年就已埋下伏笔。从冷战格局、巴以争端,到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对抗,每一次“退场”背后,都不只是“任性”,而是一场关于价值观、国际规则与权力认知的交锋。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于1945年成立,总部设在巴黎,其目标是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的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该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具“软实力”属性的专门机构,推动全球教育普及与公平,倡导全球科学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挑战,建立世界遗产名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新闻自由,推动网络伦理与数字治理。
说白了,教科文组织不直接处理战争与和平,却在知识、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上,埋下和平的种子,是全球软实力较量的重要平台。
美国作为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在二战结束后的全球重建时期曾发挥重要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来,美方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几度紧张,具体如下:
第一次退出(1984年)与重返(2003年):
当时的里根政府认为教科文组织在冷战中日益左倾、反西方,批评其存在“组织臃肿、管理低效、反美反市场经济”等问题,遂于1984年宣布退出。2003年,小布什政府认为教科文组织进行了必要改革,重返可重塑美国影响力,尤其是在全球教育与文化政策制定方面。这一次退出持续了近20年,期间美国虽然保持观察员身份,但无缴费义务,也缺席了重要议题的决策。
第二次退出(2017年)与重返(2023年):
2011年,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会员,引发美国国会按既定法律自动中止供款(依据1990年法律,禁止资助接纳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机构)。2017年,川普政府正式宣布退出,理由包括:组织存在“反以色列偏见”、管理效率低、改革不足,以及拖欠巨额会费。2023年,拜登政府推动重返,强调参与国际组织对维护美国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也豁免了早年关于巴勒斯坦的援助禁令,使财政障碍得以解除。这一阶段体现出民主党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偏好,以及川普时代“退群潮”的逆转。
宣布的第三次退出(2025年)与重返(???):
川普政府2025年再次上台,指责教科文组织过度推进“觉醒文化”,在性别、多样性、包容性等议题上过于政治正确,且依然对以色列“不公平”。此次将延续2017年退出逻辑,强调“美国优先”,削减对国际机构的不对称支持,质疑联合国系统在全球发展中的主导角色。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波动对其国际政策的一致性造成的影响。
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并非“气头上”的反应,而是对该组织意识形态走向的结构性不满。从冷战时期的“反市场经济”倾向,到近年来倡导“全球南方”议题、文化多样性、殖民记忆反思、人工智能伦理等,美国保守派认为教科文组织在某些议题上“过于左倾”,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国家主权与个人主义。特别是在性别、性取向、族裔历史、殖民叙事等领域,美国部分政治力量对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文化重塑”深感不满。
美国退出的一个持续议题是对教科文组织被视为“反以”的担忧。例如,2011年巴勒斯坦入会、2016年通过否定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宗教圣地主权的决议,都引起美国国内强烈反弹。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牵涉的不只是宗教、历史和文化议题,更是美国对其全球同盟网络的重视。在共和党主导的政府中,这一立场更加坚决,从而导致直接退群。
美国长期是教科文组织的第一大出资国,美国也因此在组织内部寻求更大话语权。然而,教科文组织改革进度缓慢、财政透明度存有问题等,让美国政界感觉“花钱不值”,最终转向削减支持。可以说,“缴费”与“权力”在美国参与国际组织中的长期纠缠,是其“退群”周期性发生的底层逻辑。
虽然美国出资比例曾高达22%,但2011年起即已中止缴费,教科文组织被迫适应“无美模式”。近年来,组织通过引入其他国家自愿捐款、推动预算制度改革、提高效率等方式,实现了较强的财政韧性。2023年重返时,美国缴费比例降至8%左右。说明即便重返,美国影响力已难恢复昔日高峰。
教科文组织不过是美国在多边机构战略选择的一个缩影。从世界卫生组织(WHO)、人权理事会,到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时退时进”的行为,透露出其外交政策的矛盾心理和务实政策,在全球事务中担当责任需投入资源与妥协姿态,而美国国内部分选民却对“负担他国事务”日益反感。美国期望在全球规则中占据主导,一旦不能主导议程,出钱不讨好,自然就选择“退场”,省钱省力省心。
美国频繁退出教科文组织,反映出其对联合国体系深层次的不满,也暴露了其全球战略上的某种犹豫: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之间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