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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刚刚好。
1983年，25岁的翟曼霞跪在刑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也吹散了她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她抬头看着灰暗的天空，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是无罪的！”话音未落，一声枪响划破晨曦，热血飞溅在尘土里。
她的罪名，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贪污受贿，而是“流氓罪”：她谈了18个男朋友，她喜欢穿吊带和比基尼，她接受了西方教育后变得外向开朗，敢于表达情感和身体……这些“重罪”，将她判定为“女流氓”，被押送刑场。
翟曼霞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家境殷实，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资产阶级小姐”。在大多数同龄人穿着补丁裤、住着土房子的时候，翟曼霞却有机会出国留学，接触到了那个时代鲜有人知的“外部世界”。她学会了化妆、舞蹈、英语，也学会了如何和男孩子交往，如何表达情绪和身体。在国外，年轻人可以在校园里拥吻，可以大声争辩政治，可以在草坪上穿着三点式晒太阳。自由不是一件需要争取的东西，而是如空气般自然存在。
可当她回国后，迎接她的却是全然不同的世界。那个年代，女性必须沉默，必须保守，必须“道德高尚”到近乎无欲无求。穿吊带衫就是“不守妇道”，谈多个恋爱对象就是“伤风败俗”。人们不是生活在自由中，而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别人的嘴巴里、别人的审判里。
翟曼霞敢于在街上穿花裙，敢于在池塘边游泳，敢于和男性勾肩搭背，敢于公开说“我爱谁是我自己的事”。她的这些“敢”，被多数人看作是一种挑衅——对制度的挑衅，对传统的挑衅，对那个时代道德伪装的挑衅。在高压下，每一个敢于“做自己”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而翟曼霞的问题，不是她做错了什么，而是她“敢”——“你怎么敢这么活？”这是那个时代最无法容忍的问题。
在后来的判决书中，翟曼霞的“罪名”被冠以“流氓罪”。她的“罪状”包括：同时与18名男性有“暧昧往来”；穿着暴露衣物影响“社会风气”；多次与异性出入家庭住所，影响“邻里观感”；在公共区域游泳时“衣着不整”，损害“社会风尚”。
看看这份罪状，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看到的不是司法文书，而是一份封建家族的“家法笔记”。在那个年代，恋爱本身并非罪，但“过多地”恋爱就变成了“流氓”；穿吊带本不是错，但若你长得漂亮，穿得出众，就可能是“引诱”；游泳本是健康行为，但若你是女性，又被男性看见了，就变成了“公然挑逗”。
这种审判逻辑，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公开剥夺，也是对自由最赤裸的羞辱。翟曼霞说：“我只是爱美，我只是想爱人。”可那个社会，不允许你有选择的权力，不允许你做主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她活成了所有人不敢活的样子，于是就成了“错误的活法”。
翟曼霞在刑场上大喊“我是无罪的”，可没有人回应她。站在旁观席上的群众，有人低头，有人窃笑，有人咬牙，但没有人站出来说：“她无罪。”可以这样说，“枪响那一刻，我们都死了”。
因为那是1983年，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运动如火如荼。为了塑造“铁腕形象”，为了制造“典型案例”，无数案件被火速处理，速度比真相快，审判比证据先。所谓“打击犯罪”，更像是一场“制造恐惧”的运动。
而像翟曼霞这样“不合群”的人，是最好的靶子。她漂亮、张扬、敢于表达，她不是个小偷，不是个杀人犯，也不是政敌，但她是个异类。她的存在，就是一种“对秩序的挑衅”。当她倒下去的那一刻，不仅是一个女子的生命终结了，更是整个社会中对自由、对人性、对多元存在的一次精准打击。她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人被训练得噤声、顺从、屈服的牺牲品。
审判她的不是法律，而是社会；枪决她的不是子弹，而是时代。可悲的是，她的死，并没有唤醒多少人的反思。相反，许多“正义群众”站出来，宣称这是“罪有应得”。“交18个男朋友？活该！”“穿成那样？不枪毙才怪！”“她死得不冤。”
“如果她活在今天，就不会被枪毙了。”是的，今天的女孩可以穿吊带、染发、化妆、谈恋爱，也不会因此上法庭。但我们真的走得那么远了吗？网络上仍有人喊“穿成这样不是勾引？”仍有人用“绿茶”“渣女”“不检点”来定义不合传统的女性；仍有权力在暗处，审视你活得是否“太自由”。翟曼霞不会拉到刑场，但她仍可能被拉到舆论场，被钉在网络耻辱柱，被社会话语审判。那不是刀枪之刑，而是话语与规训的软刀子。
在翟曼霞死后的40多年，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很多，自由的边界也扩张了不少，但这段历史不该被掩埋。她不是“浪女”，不是“败类”，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渴望爱与美的女子，一个不愿屈服于群体规则的独立个体。她之所以成为“女流氓”，只是因为她活得真实。她被枪决的，不是“罪行”，而是一个自由灵魂的张扬。我们回忆这段荒唐历史，不是为了悲情，而是为了警惕：一个不允许恋爱自由、穿衣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离枪响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