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鱼看世界
随笔记下用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世界
47年前的12月初，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翻出几年前写的文章，纪念这个改变我人生的时刻。
参加过陕西高考的同学一定都记得，1977年陕西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40年过去了，当年的答卷虽然已无法找寻，但我至今还记得我所写的作文内容，因为我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高考报名的那一天。那的确是难忘的一天，以致于今天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总是令我十分激动。
我初二那年夏天，文化革命爆发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我和同学们被迫离开了课堂。两年后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运动的裹挟下，到宝鸡县晁峪公社下乡。晁峪是秦岭山脉72条山沟的最西面一条。我去的南岔则是晁峪沟最深处的一个大队。沿着晁峪河走上20余里，架子车路的尽头，再爬上山坡就是我们的家。现在南岔已经退耕还林，百姓已全部搬离，飞播育林后的山区林木繁密葱郁，是宝鸡人休闲避暑的好去处。当时我们生产队十七户人家分散在五六个山头，农田也散落在山坡上，几乎所有的田地坡度都超过三四十度。没有电，自来水。出门就爬山，出工全靠背。知青户还要自己砍柴，磨面，生活艰苦而乏味。农村的缺医少药更是不堪。临行前做医生的妈妈在我的行囊里放了一些常用药和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希望有点小病我们可以自己对付。下乡不久的一个半夜，有人急切的拍打我们的窗棂，叫到：”学生，我家小娃发高烧，有的药吗？” 我问清病情，就从窗缝里递出去半片APC。第二天早起床后，做早饭的同学大叫蒋大夫，原来小儿退烧，病家送了半碗土蜂蜜作答谢。这是我最早获得的'医生'的称号。为了符合这个称号，回西安在妈妈医院学习针灸。那时讲的就是“一根银针治百病”。绝不是矫情，第一针就是扎在自己身上的。回队后工余有空就翻看医书，练扎针，后来就是给老乡扎针。山里老寒腿多，针灸止痛效果确实是真不错。再后来，队里还送我去了三个月的赤脚医生培训班。《赤脚医生手册》都翻烂了，多少有了点儿医学基础了。当医生也就成了自己的理想。
下乡两年后招工离开农村，进了一个小厂当电焊工。尽管我工作吃苦耐劳，学习努力，在那个时代，上大学可谓痴人说梦。一是厂小鲜有大学名额，二来即使有名额，也轮不到我这种黑五类家庭出身人啊! 十年来，上大学只是梦想。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只能时时在心里回响。直到1977年10月的一天，中央台广播了恢复高考的通知，我心情万分激动，心想可盼到这一天了。
可当我看到报纸，刚刚激动的心又凉了半截。翻来翻去的琢磨条文，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被“杠杠”挡在门外。因为报考条例规定，报考者包括：25岁以下的高中毕业或相当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以及老三届高中生。当时本人已经26岁，且文革前只是初中生。显然不符合报考条件中的任何一条。老高中的姐姐和文革中高中毕业的妹妹都符合条件。她们就积极准备起来。开始我只是旁观者，不久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入复习的行列。我是一边复习准备应考，一边积极争取参加高考的资格。
那些日子里，天天听新闻看报纸，后来总算在字里行间总算找到同等学历这一条，多少给了我参加高考的理论依据。我侥幸自己可以报名了。对于考试我还多少有点信心。还在插队的时候，除了学医之外，我就开始学习高中的数理。这绝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只是因为有兴趣。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长在大学校园里，上的是大学的附中。爱读书，爱科学，尊重知识是入骨进髓的。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就是读书伴随我渡过那些无望且辛劳的日子。好在农村时我身边有老高二姐姐和她的同学，每个人都可以当我的老师，不懂就问。那时每天晚上，我们几个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不顾一天的劳累直到夜深。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都被煤油烟熏黑了。记得冷天常常洗过的脚又冻得冰凉。我们的灯油用得飞快，几乎每周都要到十里外的段家磨小店去买。常请下山办事的农民为我们捎带，村民们非常奇怪知青难道喝灯油吗？
另外我还有一个好爸爸，他是大学教授。尽管他没有权力也没有后门，却能把中学数理化讲的头头是道。复杂的东西讲得深入浅出。我在学校从来没学过化学，他看我在翻一本有关元素周期表的小册子。他就像讲故事一样开了头，“一天门捷列夫做了一个梦......”然后就这元素周期表开始讲电子层的规律，原子量，化学价。我一下子对化学就开了窍，自学起来如鱼得水。由于我在宝鸡工作，我和爸爸的通信中有着整篇问题和答疑。也许是他太了解我这学生的程度，太熟悉这个学生的能力，答疑总是极有针对性，这样的高效学习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坚持自学也给我带来压力，工厂宿舍的其他姑娘都在聊天织毛衣。我就像个另类。自学给我带来麻烦，我被批判为大学迷，也受过被驱出夜校教室的屈辱。不过读书带来乐趣是无穷的。对大学的渴望使我决不甘心放弃这次机会。复习中我们姊妹也是你追我赶，相互切磋，爸爸无疑是总教练，邻家的叔叔阿姨也来会送参考资料或答疑。从得知高考的消息到12月9日高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几乎天天谈论的都是复习做题。用姐姐的话，当年我们全家是运动员，教练员，观战的一齐上阵。
再来说说那难忘的一天吧！当时我刚刚调到西安一家著名大庆企业，在厂卫生所做以工代干的护士工作。文革刚刚结束，许多做法还是很“左”的。我报名后，在厂里一级一级批，始终没有拿到正式的报名表。
那是1977年深秋的一天，记得是个星期一。由于周末值班，我正在家里补休。大概上午十点多，卫生所的李大夫气喘吁吁地找到我家，通知我厂部终于同意我报考了。正式的报名表已经发到所里，而且当天下午厂里就要将报名表集中送到上级机关。听到这个消息，看著满头大汗的李大夫，我真不知应该说什麽好。要知道他是骑车从十几公里以外的厂里赶来的。送走了李大夫，我正准备回厂，在门口又遇到匆匆走来的周叔叔。他也是来通知我同一个消息的。周家住在我家楼上，周叔叔的爱人谢老师是我们厂里的工程师，她打电话到周叔叔的办公室，周叔叔又赶回来告诉我。要知道40年前，不但没有现在普及的手机，几乎没有人家装有私家电话，要想及时传递消息，其困难是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的。
后来才知道，卫生所的同志们几乎打了一上午的电话，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才将消息及时通知到我。当我赶到卫生所时，大家才松了口气。由于众人的帮助，我终于取得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公平竞争的机会。
离开学校11年后，我再次坐在教室里参加作文高考，写的就是这“难忘的一天”。依稀记得有这样一句：“如此多的人热心帮助一个普通的考生，可见恢复高考制度是多麽深入人心。”我相信不仅是因为我的文笔，同时还有这个纯朴感人的故事，使我赢得了高分，为我进大学铺平了道路。通过自学的高中数理化也成就了我，如愿以偿地考入西安医学院。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多年的理想，当了医生。我的姐姐妹妹也同时双双考入西安交大，相差近七岁的三姐妹成了同年贡生，成为交大一时的佳话。
之后，当医生，读硕士，出国，读博士，当医生，搞研究，一路走来。回首40年，幸运也好，成功也好，一切源于那一场高考。但是我的中学同学77级上大学的还是屈指可数。多少年来我都庆幸自己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人们都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知道这次成功来自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坚持。但是有的同学比我聪明比我更努力，但只是运气没有我好。试想如果那天没人来通知我，我会与77年高考失之交臂，我的一生可能完全不同。1977年高考的重大意义和社会影响，40年后已得到高度认可。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登上了一列驶向医学科学殿堂的列车。在此我要感谢所有送我登上这趟列车的人们，我的父母和姐妹，同事和朋友，老师和同学。
握手！
谢谢信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曾经和一个人对话。
我说：如果从1949年到现在，某个村庄还未能摆脱贫困状态，那就证明那里的自然条件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那就应该把那里的农民迁出来，搬到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把那个村庄的土地退还给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划为国家森林，永远禁止种粮食，永远禁止建居民区。
那个人说话很难听，说：“你出钱？”
很高兴知道，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没到十年，那个梦想就在中国变成现实。
【飞播育林后的山区林木繁密葱郁，是宝鸡人休闲避暑的好去处。】
真好！这正是我那时的梦想。
对于我们这一代，77年高考确实意义重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由于所在市当年作为全省的高考试点，我作为下乡知青参加高考是1977年11月16-17日。从这个意义上，也羡慕你当时多了“宝贵”的一个月准备冲刺时间。
赞！
退耕还林发生在哪年？
太好了！
这是我多年的理想：中国农村所有坡度超过三十度的农田都应该退耕还林。
农民移到平地能过上容易得多的生活。
水土不再流失。
森林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减慢全球变暖。
野生动物有家园。
这是四赢的举措。
另外，所有坡度超过三十度的山地都应该禁止开荒种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