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会主义引论 一 引言 – 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见之千年级别的大变局

智慧社会主义引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与未来范式

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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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见之千年级别的大变局

今天，古老的中国走过了自己的民主集中制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十多年光辉历程。无论是国庆大典的阅兵队伍，还是祖国各地的建设成就，都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展示了中国的独立崛起、繁荣富强和引领世界的文明风貌。

自1840年以来，近代的中国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王朝-清朝-滑落到两千多年中华帝国社会的最低处，国体不顺，国势衰微，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西方列强从海上过来，八国联军冲进中国，轻而易举就压服清朝政府，强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赶走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腐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中国才获得久违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体；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也称议会）汇聚全国人民的意愿和智慧，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通过国务院及下辖的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政权体系，实现国家治理和经济文化建设各项事业。在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时代（1949-1976），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和光荣胜利，获得苏联二战时期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和大量的建设项目援助，实现了我国重工业的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标志性成就，使得中国获得了工业基础和国防安全。自然地，任何思想家也不能超越自己时代的局限，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的原著里面也仅仅是一种理想、一种理论推断，并没有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社会制度设计。列宁和斯大林（以下简称“列斯”）的苏联社会主义，创立并实践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了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巨大成就，取得了战胜纳粹德国的历史性伟大胜利，甚至后来可以在“冷战”中与美帝国主义势均力敌。然而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日趋官僚腐败，背离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世俗向往和需求，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而解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起点很低与社会主义的人为探索性质，必然会犯错误，也必然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人民生活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后来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1978-2013），中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教条过激状态，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发展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主要包括实行农村集体承包责任制、国企转型、引进外资、加入世贸组织、以市场换技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与合资企业、资本市场与股份制等市场化改革、农村人口城市化等。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跃居世界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经济规模逐年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自2013年以来，中国进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深化改革与全球化时代。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央大力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大力支持高科技企业创业发展，大力推动高铁、航空航天、通信与互联网技术、ABCD（人工智能+区块连+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医学工程、新能源等朝阳核心技术产业的大发展。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事强国。在国际化方面，中国向国际社会倡导“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同主义理想和善意。

       新千年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主体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发愤图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基于对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的正确认识，自2017年12月起，习近平主席^[1]在多个重要会议和多个场合强调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一论断在国内外迅速形成共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情和国情的深刻把握。这个大变局涉及世界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重塑等多个维度的复杂动态过程。

    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层面来看，目前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身又是世界中西方文明的“千年级别的大变局”。我们看到，在人类有史以来直至公元前，尤其是公元前一千年期间，中华文明历经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期间发展出了第一个完善的封建社会文明形态，以“易经”为中华哲学源头和以“周礼”为社会政治制度。秦始皇汇聚天下精英于强秦，“奋六世之余烈”以武力统一华夏，首创了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国体，再经过汉朝形成汉民族与汉文化的族群认同，再有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而形成中国的大一统文明体制。这种体制延续两千多年直至近代清朝。中华内法外儒的文明体系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社会中，也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五胡乱华”、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的侵扰和间歇性统治。最终在上世纪初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国体制，再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奠定了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集中制国体。

    而西方文明虽然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而真正形成有内涵成体系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发源了西方的哲学科学（哲科）思维，罗马帝国创立了共和国和君主帝国体制。罗马皇帝也独尊基督教（可比于中国汉朝的独尊儒术），导致了后来长达千年的欧洲神教统治下的“黑暗的中世纪”。环地中海的西方文明体系后来也受到了北方蛮族日耳曼的强力冲击和完全重塑。然而，日尔曼民族全面地学习吸收了古希腊的文质文明和古罗马的武质文明，再经由阿拉伯文明所传授的中华文明(人文精神、技术发明、国家体制等）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现在的西方文明则是欧洲日耳曼文明的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主体文明。

    可以说直到唐朝，中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并行不悖，互相并不完全知晓对方，尽管有丝绸之路，但其信息传输量和商品的贸易额都很低，并未对双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中国的国体在北宋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区域国家的挤压，宋朝的科学技术文化等文质文明达到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社会的顶峰。而后来崛起的中华边疆民族蒙古帝国，依靠自身的游牧骑兵优势，并大量吸收汉文明的手工业技术和大国管理智慧，经过多轮次的军事西征，占领了欧亚大陆的东亚和中亚广大土地，逼近到西欧匈牙利。这是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实质性军事对抗，以文质宋朝的技术和武力蒙古的军事优势，压倒了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

    然而，自五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起，西方社会人性觉醒、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了广义日尔曼民族为主体的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直到1940年代，西方列强冲进中国大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才惊醒，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集权农业社会，就其生产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而言，已经与西方列强的工业文明，相差甚远，面临亡国灭种之危难。

    只有到了今天，公元第三个千年之第一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了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和高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位列世界第二，并且其发展速度保持世界第一；在可以预见的十到二十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力度和水平必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以，这种中西方文明的此消彼长本质上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千年级别的大变局。

然而，在世界面临着百年未遇并且千年级别的大变局，中国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和困难，需要我们首先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首先，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挑战有：1）中国还未准备好以一种主体文明来引领人类社会（中国尚需提供一整套普世价值观和文明体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还未达到一种优化的结构（中国如何防治腐败、社会如何实现稳定发展繁荣等）；3）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甘于被超越而要不断挑战；4）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合理，产业竞争力还有待提升；5）中国的科技水平还不够先进，第一生产力还有待突破；6）世界主体文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都正在进入到智慧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内部的阶层或阶级分布将有别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和挑战。自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所有的先贤智者们都没有意识到智慧经济的出现，都没有意识到智慧社会时代的到来是真正的五千年未见之大变局。

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在这个千年界别的大变局中，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挑战主要有：1）政治大变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塑，必然带来国家竞争的再平衡；中华新文明将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国家尚难以适应；2）经济大变局：中国“一带一路”事业将重塑欧亚大陆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格局；3）西方文明走向：美国一旦被中国超越就会有极大可能会陷入内乱乃至内战；欧洲正在经历穆斯林化并在经济上必将更加依赖中国。4）智慧经济的新问题：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突破与智慧机器人类的出现，将导致一个很大的看起来“无用”人群的出现。5）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为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续存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升级突破性发展，以中国和美国为主体的人类社会必将进入智慧经济社会。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进入到政治整合的新阶段，这就意味着人类自中国周朝以来的世界大同主义理想有了现实可行性。而150多年前源自欧洲的马恩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源于中国的大同主义的欧洲近现代理论表达，唤醒了沉睡于中华文明深层记忆中的社会主义理念。

我们首先认识到中华文明是智慧文明，历史上长于农业、手工业、和大规模基础建设，并且具有结构完备的中央集权统一政体和一整套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而西方文明是哲科文明，继承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及民主意识和古罗马的共和国体制与积极进取精神，因而长于哲学科学、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政体。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启蒙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得力于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于列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终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面，在这种中西两种平行发展的文明反思过程中，我们将会引出未来智慧经济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我们称之为“智慧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