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会主义引论 五 智慧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智慧社会主义引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与未来范式

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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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慧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5.1. 智慧经济时代特征和人类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在哲学科学界，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新兴科学研究形态。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带来的首先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的变革，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研究主流发展的三个阶段主要是指：埃德加·莫兰的学说、普利高津的布鲁塞尔学派、圣塔菲研究所的理论^[38]。复杂性科学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是观察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如何从混沌变化出有序来，即“涌现”的相变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后工业经济时代在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也正在呈现出一种转型过程中的混乱或混沌，而正在涌现出“智慧经济”的新秩序。

事实上最早明确提出探索复杂性方法论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敏锐地提出要探索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钱学森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战略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而且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等重要思想^[39]。

我国自由学者王东岳^[40] 在自然、人类、社会的演化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一心谋求拆解东方思想史与西方哲学史所遗留下来的最根本的疑难问题，研究人类本性的终极源头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归宿。他在其《物演通论》一书中提出“递弱代偿衍存原理”，揭示人的存在、人的精神和人的社会这三大系统的根本规律。尽管他的结论继承了2500多年前老子《道德经》的返璞归真的“反动”，但这种探索精神和思维之广度深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认为，王东岳的《物演通论》没有看到当代新兴科技所可能带来的革命性突破以及所隐含的改变人类社会命运的可能性及其重大意义。西方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通过其简史三部曲^[41]《人类简史》、《明日简史》和《今日简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考察了人类的历史，展望了人类的未来，并回归到正视人类面临的新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哲学与人文历史学者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还是西方哲科、历史与未来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视角、沿着不同的思路、按照不同的范式看到了大体同一的存在与未来，即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到智慧经济时代。

智慧经济时代的到来归因于当代新兴科技的蓬勃发展，主要包括下列四种高新科技：

1. 信息智能技术：现在我们人类仍然处于信息时代。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通讯和互联网正在进入5G时代，并很快地会进入6G。 5G及更高G的通信将推动互联网升级到物联网，实现人类社会内部的网络互联和万物互联。区块链的发展又将提升目前的互联网到有信任可靠性的价值网。5G及更高G的通信互联网也将使得云计算成为信息社会的普遍形态。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升级发展必将不断产生并积累大数据。这些大数据为更全面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提供了数据依据。同时量子计算机又会将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升整整一个维度。这种更强的计算能力又会提升目前的人工智能到量子智能的新高度。总体而言，信息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使得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智能自动化，主要以无人值守的智能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工厂、智能家居、智能交通和智能服务机器人的形式体现出来。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人工智能三大突破：1）以深度学习通过AlphaGo在围棋上突破，2）广义人工智能通过ChatGPT在大语言模型上的突破， 3）波士顿动力在智能机器人的突破，已经毫无悬念地确认了人类进入到广义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已经越来越接近技术奇点， 由此催生出智能机器人类，即非碳基生命社会的出现。
2. 能源动力技术：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学会了通过蒸汽机和内燃机来转化石化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等-成动力，开辟了机械制造业。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学会了使用电力，创造了电子电器，推动了机电自动化的大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学会了开发核能。然而核能的使用仍然必须通过复杂的核反应堆为主体的核电站，由此产生的核废料带来潜在的核污染风险，极难处理。石化能源一方面总体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会带来环境污染。长期而言，会导致全球变暖，会引起颠覆性的灾难。如今，人类在探索开发出清洁、可再生的新能源，主要包括采集太阳能的光伏、锂电池、氢燃料电池、以及核聚变。尤其是可控核聚变可能成为未来的主要能量来源。核聚变燃料可来源于海水，所以核聚变燃料是无穷无尽的。
3. 生物医学技术：这里面包括两大类技术：一是以医疗为目的的生物医学，作为综合医学、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前沿交叉学科，运用生物学及工程技术手段，包括生物医学信息、医学影像技术、基因芯片、纳米技术、新材料等，研究和解决医学中的重要问题。二是基因工程技术，又称基因拼接技术和DNA重组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对基因进行操作的复杂技术。基因工程一方面将会从根本上让人类战胜已知的不治之症，从而延长人类寿命；另一方面还可能创造出新的生物器官、新的生物种类、甚至新的人类，从而会导致产生一系列的新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与基因工程技术随着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提出、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形成了现代系统生物医学，并将形成21世纪生物技术产业。
4. 星际宇航技术：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就可能推动宇航器飞出地球空间，进入太阳系，甚至进入银河系。 当然不排除物理学原理上的突破，使得人类能够使用真空中的量子涨落的能量；或者利用空间弯曲和“虫洞”等方式实现深空旅行。同时随着生物医学包括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理性状也可能得到必要的增强以适应星级空间的宇航与殖民。在新能源和生物医学技术的升级发展的基础上，信息智能技术也将会创造出能够适应外太空环境的超高智能机器人(其智能力远超人类),甚至成为人类深空宇航与星际殖民的主力军。

这些高新科技的发展会量变到质变达到一个或一系列的技术“奇点”，为智慧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

(1) 随着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主体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工厂以及相应的智能自动化供应链与销售网络的大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将不再依赖于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劳动。这不仅包括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也包括第一产业（农业）。

(2) 随着智能服务机器人以及相应的智能家居和智慧城市的发展，绝大部分重复性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工作也将被服务机器人和智能环境所替代。这类工作包括售货员、教师、家政服务、医院护士甚至医生、经纪人、公务员等等。

(3) 随着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对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无人化替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即从事三个产业的无产阶级，将无工可做，处于“失业”状态。在这里，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若一个人或一家人需要将其工资性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生活消费，即吃穿住行+教育+医疗+交往+休闲，就属于无产阶级。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定义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资产阶级”的定义则更为明确，那就是：衣食住行无忧+有资产+有空闲；而所有除去“资产阶级”之外的都是“无产阶级”。

(4) 自从有阶级分化的人类历史以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直是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然后在智慧经济时代，掌握着智慧经济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与处于无用而无业状态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将会拉得更大。而且社会财富不仅包括实物资产和有价证券，而且还包括数字资产（也包括数字货币）。同时得益于基因工程和其它生物医学技术的发达，富人有可能延长寿命到近乎永生。

(5) 在国家层面上，强大国家的军队将有可能以机器人战士、自主武器如自主坦克、自主火炮、智能导弹及聪明子弹、自主无人战斗机及轰炸机、微型武装无人机群等形式出现。这将导致完全不对称的战争，极大地降低强大国家智能型军队的人命减损风险，从而降低发动战争的道德心理压力。

(6) 随着信息互联网络（互联网+物联网）的弥漫性发展，大数据日益成为一种脱离人类控制的存在。尤其是各种传感器和信息采集点的日益密集，人们的各种信息，包括社会属性信息和个人隐私性信息，都会被收集到主动大数据空间中。这一方面会给人类的个人自由带来隐患，另一方面也给某些政治集团侵犯或压迫其它人群提供了可能。今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一定要采用热战的形式，而很有可能采用舆情引导、心理操纵、甚至生理操控的形式进行。

 

上述所列举出来的只是目前我们能够洞察到的几个主要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以及对应的智慧经济生态的演变，更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会涌现出来，甚至会使得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们意想不到而大开眼界。

5.2. 智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人类智慧的直接和终极价值指向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智慧包括智能与慧觉。除了人类之外，所有动物只有智能，而没有慧觉。所谓慧觉，就是有自我生命价值的意识。智慧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智慧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首先是为中国作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所创立和设计的。我们预期中国很有可能在2050年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后，进入到智慧社会主义的大发展阶段。

智慧经济时代，智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下列9种核心价值：

• 和平，即世界和平：当今人类仍然首先以国家的形式存在。各个国家的形成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世界上的大国具有民族国家或文明国家的性质，而小国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产物。处于大国之间的小国更多地会受到两边或多边的世界强权的政治势力博弈均衡而变化。人类要生存就首先要避免世界级的大战，尤其是核战争。目前看来，以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中、美、俄、英、法-构成了基本稳定的人类安全稳定机构，以大国之间避免大战和多方核威慑达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平衡。尤其是由中印两大国牵头达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普世价值。
• 统一，即国家统一：中国自三千多年前的周朝起就已经是一个文化上具有共同核心价值观（周礼）的联邦制封建国家。自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起，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现在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延续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而进步到实现了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民主集中制，以一个全民党取代君主血统实现了国家的人民主体性。 自秦朝起，天下太平和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最高价值。对外而言，国家统一意味着民族独立、国土完整、主权自主；意味着坚决的反侵略，但又不对外国实行过度复仇，即“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一直是历史上中国的反侵略范式。 我们看到，秦朝和汉朝对匈奴的反击、唐朝对突厥的反击、以及明朝对蒙元的驱逐是强有力的，但扩张也是有限的，胜利后也无意占领漠北草原。对内而言，国家统一意味着坚决地、强有力地镇压一切分裂势力，平定一切叛乱，消除一切动乱。国家统一的内涵包括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习惯的统一。
• 稳定，即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之后，社会稳定就成为首要价值。社会主义要首先保障全体公民的经济生活基本条件，就需要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控制一切动荡。只有社会稳定了，经济秩序才会得到保障；经济发展了，公民社会才会开始良性运转，才会不断推进文明升级发展。在社会前进过程中，势必有众多新的社会利益矛盾产生，进而影响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改革便是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对新的旧的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确保资源分配更合理、社会前进更有序。在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样三个著名论断。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党中央十分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求准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平衡点，形成了“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的科学判断。
• 自由, 即个人自由: 古代法典特别是自然法哲学为人权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人权及其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日渐明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灾难使人们认识到人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里事实上已经包括了“自由、平等、博爱”三项价值。自由是人权中的第一号、最根本的权利，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法律不禁止的任何事情。
• 平等，即公民平等：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所有公民人人生而平等。这里的平等首先是个人政治权利的平等，即人人在自己所属的行政区内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共和国的行政区分为四个等级：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级市、区/县。对于农村地区，还有乡镇和村两个行政级别。 所以个人的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是相对于自己所在的行政区划而言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决定了各行政区所制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的公正性，不会因人而异。法律面前没有个人特权。
• 文明，即仁爱文明：社会主义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要讲文明。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人文精神、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发源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智慧、道德的进步状态，是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政治保障、法律约束和智力支撑。
• 诚信，即敬业诚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向善有序的文明社会，而文明的基石就是诚信。“诚信”，也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信之者，人之道也。” 在智慧经济时代，中央银行的征信系统有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中央银行的征信中心面向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征信系统是国家法律法规之上的更高一级的文明体系。同时，区块链作为信息社会基础设施的新一代技术使得信息互联网上升到信用价值网，为诚信体系提供了技术保障。
• 民主，即政治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诚信是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个人人权和道德导向。对于由公民组成的共和国而言，其首要的价值就是民主。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民主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与机制，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民主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由全体人民直接或者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来制定国家法律法规，组建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的政府。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而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在民主体制下，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民主社会崇尚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人文精神。
• 关怀，即终身关怀：在智慧经济时代，各种机器人必将构成社会经济生产力主体，而人类本身则会退出生产领域的主体劳动者地位。然而，整个社会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关怀必须是终身一贯的，不能留有死角。这里的终身关怀包括公民基本生活条件的物质性关怀和参与社会文化及维持心理精神健康的人文关怀。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随着智慧经济的发展，当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后，每个人的全部基础教育和成长、终生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基本养老等都应该由社会提供保障。国家允许各种向善的宗教或信仰存在，让人们拥有灵魂的居所。

5.3. 智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路线

在确立了智慧社会主义的九种核心价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智慧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主要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安全体制和外交体制等五个方面。国家体制的设计与完善，不能仅仅根据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来进行理想化的理论设计，而必须在现实国情条件下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来逐步徐徐展开。也就是说，智慧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的设计、实施与完善必须走现实主义的路线，具有历史路径依赖性。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政治体制是中共作为全民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人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主体的代议制立法机构、国务院作为人大决定的中央行政机构、法院和检察院作为人大决定的司法机构，构成了一党领导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的国家体制。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也即中央、省、市、县的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央政府来提名和任命，中间也经过各对应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军队形式上是国家军队，而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属于执政党，即“党指挥枪”。中国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事实上都实行行政长官与党委书记双重负责制，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区别于世界上所有民主政府体制的主要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体制，也是中外经济学经典中从来没有的一种创新。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不认为社会主义能搞市场经济。自中共党的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至今（2023年）已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改革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且也是中国智慧文明创新发展的伟大成就。

对中国智慧社会主义的体制设计而言，我们坚持现实主义，充分顾及路径依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尊重中国执政党-中共-对于当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治理的主体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出的智慧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主党立宪制-的历史必然性。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最长的朝代是周朝，有大约800年的存在。自秦朝起，中央集权制的朝代最长者为汉朝的400年和唐朝的300年，中间也都有政权更替。这也就是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自延安时期到现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和完善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取得了很多经验教训。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神明到了预知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中国目前实行的一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在智慧经济时代，仍然需要有更科学、更合理、更具生命力和持久性的体制改革。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和智慧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智慧经济时代升级发展到具有普世价值的智慧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