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大众”之辩 【杂谈】

 

近年来在一些网络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句话,即所谓“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这话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当坏人作恶时，大多数所谓“好人”往往是不敢发声，只当一个沉默的看客，结果造成坏人更加地肆无忌惮地作恶。与这句话还有很相近的另一句话是“沉默的大多数”，意思也是说多数人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往往会选择闭嘴，明哲保身。

 

笔者大概查了一下，上面这两句话，前者出自美国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他的原话大意是“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一名言被传到中国后就成了简洁直白的所谓网络金句：“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至于后者“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出自一位美国人之口，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一位州议员所说的，他用“沉默的大多数”这话来代指那些不动脑子随大流投票的议员们。总之，意思相近的这两句话当下在中国的舆论场中出现的频率颇高，特别是语意更加确切的这句“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坏人的嚣张与所谓“好人”的“群体沉默”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这句话语被反复提及的社会背景。

 

当下社会各种矛盾突出，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频发，而最终结果往往是肇事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或者说不能给公众一个所期待的应有的交代，这就导致了全民都面临着社会安全危机，社会道德乃至法律的底线也在不断被洞穿。譬如徐州“铁链女”事件、“唐山烧烤店暴行”事件、江西胡鑫宇蹊跷死亡事件以及各地强拆民宅、城管暴力“执法”乃至防疫期间一些被称为“大白”的防疫人员种种胡作非为的事件等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起。于是，人们出于对邪恶的义愤，同时也对大众群体在公共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麻木与冷漠感到失望，于是才总是发出上述那种无奈的感叹。

 

在一个坏人嚣张的地方，所有“沉默的大多数”“好人”，每个人都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一言以蔽之：漠视邪恶近乎邪恶。苛刻一点说，面对邪恶的沉默，“好人”的头衔是担当不起的。

 

“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这话虽说反映了人们对邪恶的义愤和对漠视邪恶的怨怼并且被许多人认可，但是，人们是否应该追问一句：坏人的嚣张当真的是因为好人的沉默吗？

 

对这个追问，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不能赞同这句话，是因为它实际上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其所显示出的只是事物的一个表象，没有触碰到坏人之所以嚣张和好人之所以沉默的本质，并且极易对人们正确认识社会造成误导。

 

从字面意思上看，这句怨言很明白是在责备或否定在坏人作恶的面前默不作声的普通大众，简单明了的断语所包含的潜台词是：如果人们面对坏人作恶都能集体发声说“不”，那么坏人就不会如此嚣张作恶了。可惜这只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说。如果从社会现象产生的环境因素来观察，只能说它实际上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谬论。

 

那么,此话究竟错在哪里？究竟是好人的沉默导致了坏人的嚣张,还是坏人的嚣张导致了好人的沉默呢?

 

01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来看。毫无疑问，所谓坏人的嚣张和好人的沉默都是当下社会普遍的现实存在。但是如果说好人的沉默是因，而坏人的嚣张是果却并非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好人不会平白无故地沉默特别是集体沉默。沉默出现的前提是什么？如果没有坏人的嚣张何来好人的沉默？真相是不是好人的沉默造成了坏人的嚣张，而是坏人的嚣张才导致了好人不得不沉默。如果要说两者是因果关系的话，必须说坏人的嚣张才是因，而好人的沉默只是果。所以指责“沉默的大众”完全是打错了板子。

 

上述说法的逻辑是：坏人的嚣张如果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扼制甚至有可能得到某种势力的保护乃至纵容时，好人一定会被置于高风险的境地中。此刻，出于恐惧和自保的本能，大多数好人选择沉默将是大概率事件。一如美国作家乔治.艾略特所言，是“恐惧迫使人们沉默不语”（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龙达》）。

 

网上有人在谈及这一话题并回答面对坏人嚣张好人为什么民众往往会保持沉默这一问题时，有网友的跟帖只用了一个字：枪。细品之下可谓简洁明了，“一字中的”。

 

所以，尽管好人的沉默通常会助长坏人嚣张的气焰，但其根本的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这句“伪真理警句”错就错在因果倒置的逻辑关系上。

 

然而这样一个逻辑错乱的伪命题为什么会让很多人深信而不疑呢？或许是因为人们在情感上更愿意看到和接受正气高涨邪不压正的社会环境，从而下意识地回避邪恶占据上风的严酷现实吧。不过，只可惜愿望不是事实。

 

实际上，如果仅仅是一个有着因果倒置的逻辑错误短语倒也无关紧要，最怕的是“三人成虎”，荒谬的认知会误导人们转移矛盾焦点，最终造成为台前坏人撑腰打气的幕后元凶隐遁起来逃脱正义的追责，这才是顶要紧的。

 

02

 

人们或许听说过一个历史旧案，说日军侵华期间，数千名中国百姓被几个鬼子兵押解屠杀却不知反抗。故事说到这里，讲述者往往会摇头慨叹：就算鬼子手里有枪，但几千人同时反抗一人一拳也能把鬼子干掉逃离死亡线啊！

 

人们在引述这个案例时所要表达的是：中国百姓在嚣张的坏人面前就是一群没有血性、毫无反抗精神的“沉默的羔羊”。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笔者刚巧还看到网上一个自媒体发的短视频，披露在北京的一个地铁车厢里，一个男子用极其污秽的语言大骂两名小女生。其中一个女孩试图劝导他不要骂人，而男子非但不听，反倒更加嚣张地高声辱骂和威胁两个女孩儿。这时另一个女孩开始打电话，男子认为她在报警，便一把抢夺了那个女孩儿的手机。于是两个女孩又开始向他索要手机。嚣张男不但不归还女孩手机还恶狠狠扬言要打她们。这时地铁到了一站，男子摇着手机对女孩恶意地说“你下去我就给你！”其中一个女孩下车后站在门口，另一个女孩儿知道他在说假话便没有下车，只是倚着车门口继续索要自己的手机。就在车门即将关闭的一刹那，嚣张男一把将女孩推出了车厢。地铁开动后，那个嚣张男一边摆弄着抢来的手机一边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无耻嘴脸。

 

必须要说的是，在整个视频中，能看到这节车厢里的众多乘客在事发的全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上前进行劝阻，更不要说出现一个制止歹徒恶行的见义勇为者了。

 

说恶人太猖獗也好，说国民素质低也好，可以说都有道理。至于说“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这句话，以上两个案例似乎从不同侧面成为见证和注脚。

 

然而拆析上述案例所得出的结论却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看第一个案例。故事的叙述者显然是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日寇的暴行并且取得成功，认为从人数的对比上来说，多数人只要打破沉默成功自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但是这个情况会不会发生呢？回答是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各占一半。不妨推演一下：即便敌人有枪，手无寸铁的众人团结一心同时行动也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历史上无数民变和暴动可以支持这一点——这是肯定的一半；再来看否定的另一半：这种成功的反抗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上的，即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孤勇者站出来振臂一呼；第二，要有众多呼应者同时响应采取行动。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话，大概不会形成一次成功的反抗。原因是：如果仅有勇士挺身而出结果是应者寥寥，反抗行动就会变为徒劳一场，勇士的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多数人抱有最后一刻或出现逃生奇迹的侥幸心理，或者意志已经崩溃心如死灰笃定认为反抗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或有N个勇士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也不可能唤起他们的响应，最后同样无法取得成功。

 

由此推论，若要打破多数人的沉默使状况绝地反转，上述两个必要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笔者以为，多数同类情况下这两个先决条件的缺失或为常态，这也是集体自发破局常常是不会轻易发生的原因。换言之，这样的逆袭破局大概率是很难发生的——这很像中国形成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统治的“超稳定型”社会的一个隐喻。

 

上述分析应该也适用于第二个即“地铁车厢”案例。

 

相信每个有正义感的人看了那个短视频都是会感到愤怒，也相信发生在北京地铁里的那一幕绝不是一个个案。首善之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可想而知。

 

同样的问题：满车厢面对邪恶袖手旁观保持沉默的人到底该不该受到谴责呢？

 

如果仅从一般道义上讲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因为众人的冷漠无疑助长了那个嚣张男霸凌女孩儿的气焰。但是如果静下心来细想一下，为什么满车厢的人竟然没有一人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呢？到底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失守了还是社会良序崩坏了？或许两者都有。至少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因素发挥了作用，就是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诸多见义勇为者因为坏人最后不能受到应有惩罚反遭坏人报复的实例不在少数，甚至丢掉性命。

 

民众正是在这种高风险的恐惧心理背景下才无奈地选择了充当一名默不作声的看客。人们尽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那些不发声的围观者。

 

然而，当恶不得惩时这样的指责难道公允吗？

 

好人的沉默是因为好人的弱势。人们处在一个如诗人北岛口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环境时，一味指责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大众不去充当“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勇者，本身就失去了道德的依据，可谓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绑架”。

 

换个角度再来看一个发生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当公共场所里发生猥亵或性侵女性的案件时，有些人往往不是抨击流氓的嚣张和社管的无力，反而指责是女性着装的问题，认为女性穿着“清凉”是引发流氓犯罪的主要原因，不由分说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受害一方。

 

其实类似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譬如大家对食品污染、电信诈骗、人口拐卖等等这些常年被国民所诟病和痛恨的社会顽疾，不仅久治无效甚至愈演愈烈。这时候，管理者所开出的“药方”居然是要求普通大众提高对有害食品的鉴别能力，加强学习各种防范诈骗的技能，以及妇女、儿童要管好自己，为防止被拐卖努力掌握如何自保自救的技能等等。舆论也不是要求各级权力机构真正要做到依法行政，大幅度提高各种犯罪的作恶成本，净化社会环境，进而从根本上治理危害国民多年的各种乱象。潜台词是“你受害是因为你无能，问题和责任全在你个人，与社会的管理者没有关系”……凡此种种，其转移焦点、推卸社会责任的行径和腔调都与“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的说辞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当一个邪恶发生时，多数握有“正义之剑”的人虽然可以当场制止恶行伸张正义，但却由于众人的冷漠和麻木对正在发生的邪恶视若无睹甚至退避三舍任由邪恶发酵，那这个“多数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道义的谴责。反之，如果邪恶发生并凭借暴力的优势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安全时，站在正义一边的多数人在力量对比中明显处在弱势地位，出于恐惧和自保选择集体沉默完全是出于人性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和一种理性的利弊权衡的考量。此种情形下武断地指责大多数好人的沉默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这话会让行恶的坏人听起来更受用，因为它使坏人脱离了事件的焦点，由原本的主动一方退居为被动一方。他们甚至因此为自己行恶找到了狡辩的理由，似乎可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来自于众人的默许”。

 

03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某种情况下，沉默也是对作恶者一种无声的反抗，当然是最无力的一种反抗。在面对不受制约的坏人的嚣张时,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或许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无奈、最底线的选择。

 

如果再进一步拆解一下来观察，可见在沉默的群体里，大体上或可分为以下三种人——

其一，是虽心存良知但却迫于外部压力无奈地闭嘴自保的沉默者，也是本文给予更多理解与共情的主体人群。

 

这类人中，无论每个人是否出于主观意愿，都会沦陷于这样一个尴尬的集体当中，成为被谴责的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会因为不敢大胆地站出来维护正义主持公道而受到社会道德和自我良心的双重谴责。他们在面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的“高尚者”审视的目光中，怀揣耻感尴尬地蜷缩在众人当中。

 

其二，是“不关己事，少说为佳”的沉默者群体。这类人的性格底色就是怯懦怕事，既使处在安全的环境中也常常是畏首畏尾，不会为公义之事出头露面，属于愚昧、可怜又可悲的一群。

 

其三，是麻木合并冷漠的沉默者。此类人自私冷血，从不知悲悯之心为何物，面对嚣张的作恶者做个看客已经是他们上好的表现了，他们随时可能为一己私利站到恶者一方，甚至会对受害者落井下石——这是少数最令人鄙视和痛恨的人渣。他们内里已经与本文所提及的“坏人”无异，全然不在所谓“沉默的好人”范畴。

 

当做人的最低底线破防时，其结果便是选择与邪恶为伍助纣为虐，变成坏人的帮凶，为良知与道义所唾弃。这一点，可以比照一下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相关史实，譬如清朝末年的义和团、抗战时期的各路伪军和文革中的红卫兵。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另一个少数群体，即所谓社会精英群体。

在面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反智反文明的倒行逆施行为时，曾经走在时代潮头的众多社会精英人士如今居然一概去向不明。当徐州“铁链女”、“唐山暴行”这样的震惊世界的恶性事件被曝出后，那些精英们的声音呢？那些被称为社会良知人中翘楚的所谓社会贤达名流们一时间都销声匿迹踪影皆无，他们自我矮化地选择了作为一个人的最低底线。

 

对于上述所谓社会精英人群，人们是有理由为其设定更高的道德标杆的，因为凭着他们的名分、地位乃至所占有与享受的社会资源，引导国民大众共建一个更加公正、文明的社会环境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公众对他们的这点公德要求并不框外。

 

然而尽管如此，当精英人物们一旦令人遗憾地推掉这一社会责任、龟缩一隅放弃应有的社会担当而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草根的一员时，舆论对他们的质疑和指责虽在情理之中，但也同样失去了百分百的正义性。道理很简单，人们可以鄙视这帮人，但不能拔高道德标准去道德绑架他们，因为所谓精英人物首先是人，他们可以瞬间退化为一个个三缄其口的凡夫俗子。

 

客观来说，由于当下互联网的发达，民众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上还是努力地发出了微弱的声音。虽然微弱，但由于体量巨大，仍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压力。假如没有这样的压力，恐怕更多社会恶性事件连现在这样的结果都不会得到，尽管与人们的期待值依然相距甚远。

 

无需讳言的是，今天的民众很多时候更像集体患上了健忘症一样，不仅不对每一个罪恶持续地追根溯源，反而会很快忘得一干二净。或许由于国情使然。当各种突破社会道德或法律底线的奇葩事件发生后，常常被带了节奏的社会舆论踩点转换，犹如一场场完美人设的互动游戏，这也成了导致大量社会公众事件“烂尾”的原因之一。

 

在此必须申明，本文无意为那些在面对邪恶时不吭一声的冷漠看客们去做什么辩护，只是认为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好人的沉默而是坏人的嚣张，更加应该聚焦那个使集体失声的关键因素，即那个令坏人肆意作恶所仗势的保护伞。简言之，坏人之所以敢于嚣张地作恶，其头顶上一定罩着一把强权的黑伞，而好人的身后恰恰没有站着正义的卫士。这就形成了一个正不压邪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在一个恶不得惩善不得扬的地方，是不可能指望没有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

 

通常说来，在一个社会中坏人毕竟是少数。少数坏人之所以敢于在多数好人面前肆意作恶，一定是社会环境出了问题。当人们看到一个地方有毒草在野蛮生长时，毫无疑问，那个地方一定是具备毒草野蛮生长的土壤。正确的做法是不仅要拔掉毒草更要铲除孕育了毒草的土壤。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只是把板子反复打在有着人性普遍弱点的多数好人的身上，其结果势必就会导致舍本逐末，让助长坏人嚣张气焰那个更大的黑恶势力溜出人们的视线之外逃脱罪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公民通过纳税把维护公平正义、扼制和打击犯罪的公权力让渡给公、检、法这些社会公器时，它们本当义不容辞地兑现对公众的安全承诺，而不是当犯罪发生时反手把责任推卸到手无寸铁的社会大众一边。社会公器的渎职所带来的乱象没有理由让公众买单。

 

04

 

对于“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的沉默”这句话的否定，还缘于从以下四个视角的观察结果：

 

其一，人性角度。

作为自然人，每个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珍视和守护生命都是最优先的选项。保护自身免受外界伤害是任何一个生命体——包括植物——与生俱来的天然的本能。人类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人本身。所有的正义，最先要保障的是人的生命权不受侵害。所以，当一个人因为个体行为比如发声，可能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时，选择闭口便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罔顾这一事实并假道义之名对多数人所谓“好人”为守护生命而保持沉默的任何发难都是反人性的。

 

其二，价值角度。

坏人的嚣张和好人的沉默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坏人嚣张是因为其一定拥有嚣张的资本，好人的沉默是一定因为没有安全的依靠。从当事者的角度看，坏人的作恶和好人的发声都会止步于高风险的前提之下。换言之，当坏人认为作恶不会有严重风险的时候才会肆无忌惮地作恶；当好人认为发声止恶不会有严重风险时才会站出来发声。这种价值权衡无论是哪一方都会在其行动之前的做出考量——在掌握了暴力机器的坏人处于上风时，好人有时尽管数量居多，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沉默也将是必然的结果。

 

维护正义就是维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侵害。如果为了维护正义而需要舍弃生命，那需要维护的正义本身的价值一定是要大于一己之生命的，并且前提是他舍身取义去求取的目的也是大概率可以达成的。

 

试举一例：假如某人看到有人落水呼救，此时某人选择跳入水中施救落水者，毫无疑问他的这一行动本身是一种高尚的正义之举。但是当这个人在对自身救人的能力如水性、体能等条件进行权衡后，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施救落水者的能力，这时，放弃他将要采取的冲动的施救行为应是正确的选择。他的这一选择之所以是无可厚非的，就因为他准备采取的“正义之举”明显是承担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还可能多搭进一条性命导致损失翻倍。反之如果他罔顾现实条件的不允许而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那他的选择就是价值失衡，是失大于得的（这里姑且不谈采取解人危难的其他方式）。一命换一命的所谓“见义勇为”之举并不值得称颂。无谓的牺牲绝不该被点赞哪怕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寓言故事《国王的新衣》里大声说出真相的那个孩子，不是因为他的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具备理性判断的童言无忌。

 

还可以看一个正面例子：这些年，曾频繁传出发生在一些小学或幼儿园门口的歹徒行凶伤人事件。事发过程中，多数情况是现场围观群众能在第一时间纷纷站出来围堵坏人制止罪恶继续。这一方面说明孩子们的生命价值更高一些之外，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权衡了利弊关系，判定在场众人完全有能力制服少数（通常情况下都是独个歹徒）坏人。

 

其三，权利角度。

据说在美国法庭上，嫌犯出庭时都会听到法警照例向他提示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这句法庭用语应该是出于普世价值的人权理念，即：沉默属于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即使是罪犯也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由此可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沉默作为一项人的基本的自然权利不仅不该受到蔑视和诋毁，而且还应该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其四，道德角度。

“见义勇为”其实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对于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的普罗大众而言，用等高的道德尺度来划线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对大众划一条道德标准，只能划定最底线的基础标准。受到安全威胁的人选择沉默就是大众的底线道德标准，理应得到充分理解和尊重。至于有“孤勇者”从“沉默的大多数”中挺身而出振臂一呼，那将成就一介受人敬佩的悲情英雄，但那是个人的价值取向而不应设定为大众的道德标准。

 

在一个民众安全感普遍很低的环境中，各种罪恶与丑行纷纷登堂入室。此时，多数人出于恐惧和自保而自我禁声乃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选，特别是当“文字狱”同时大行其道的时候更是如此。

 

05

 

在我们剖析所谓坏人的嚣张与好人的沉默二者的关系时，经常会想到鲁迅先生的名言，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先生在其一生的写作中一直痛心疾首地揭示和抨击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包括怯懦、麻木、奴性、苟且、屈从、冷漠以及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等等，为除去民族性中的这些丑陋的糟粕，鲁迅先生可谓泣血呐喊，不能不说对于一个民族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有着莫大的启蒙作用。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民族性中的这些低劣品性放在历史的更为宏观的框架中来审视，它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便显影而出。

 

在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之下，华夏民族大众的一次次反抗都遭受到统治阶级残酷无情地打击和镇压，动辄人头落地甚至满门抄斩。试问这世上有几个国家有过如此漫长的、残暴的对待本族国民的强权统治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国民种种内向的、隐忍的甚至丑陋的奴才性格实在是不产生都难。如此一代代延续下来，这种劣根性已经渗透到了本族群的机体中，刻进了骨子里。所以反复鞭挞所谓国民劣根性其实是一种并不明智的误判误打。

 

历史反复证明，制度的改造必须优先于国民性的改造。如果没有制度的革新，那些治标不治本的各种口炮、各种试图改造国民性的手段等等，到头来都将是竹篮打水，徒劳无功。

 

与鲁迅先生痛打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相映照，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平庸之恶”的观点，她认为一个大的恶，都是由许多普通人用各种小恶叠加起来形成的，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由此她把无数小恶归咎于人性的弱点使然。

 

“平庸之恶”的观点也像“民族劣根性”的说法一样，都把人的恶念恶行指向了人性的层面，虽然不无道理，但是都忽略了人性之恶产生的土壤。人性中的阴暗部分，是可以被诱发也可以被限制的，而制度因素或者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最大。事实上，人性之恶更多情况下只是某个更大的恶的衍生物。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刘瑜老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平庸之恶”仅仅是表象，而造成平庸之恶的是“金字塔顶端失控的权力”。她说，小人物们的被动作恶不是个体的蒙昧，而是一个将他们互相连接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顶部那个巨大的失控的权力。

 

不久前，在因新冠病毒疫情而采取的极端防控行动中，许多地方的民众遭受了食物短缺、急病不能及时救治甚至火灾发生时因被封家中而无法逃生等种种人道灾难，其以防疫之名制造的人祸已超过了“疫情”本身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人们纷纷痛斥同样身处社会下层的“大白”们毫无忌惮的违法行为。然而当突然有一天一纸解封指令下来后，所有的“大白”一夜之间便销声匿迹，社会立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很明显，“大白”们的胡作非为就是所谓“平庸之恶”，他们自然不能摆脱做恶的干系。但是他们显然是背后某个任性的权力的“提线木偶”，更应该被追讨的是那个“失控的巨大的权力”。

 

一个社会现象的发生总有“源”、“流”之说。“平庸之恶”的观点、“国民劣根性”的概念以及“沉默大众”的说辞可谓如出一辙殊途同归，都是把目光聚焦在了现象的“流”上而非“源”上。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重“流”轻“源”的认知，其共同的疏漏就是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罪魁逃逸。

 

结语：坏人的嚣张和好人的沉默都是因为一个社会缺失了真正能够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构建起一个真正能够让坏人不敢嚣张、让好人不再沉默的、能够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才是最要紧的。与其不断地指责“好人的沉默”和反复鞭挞“国民劣根性”，不如把目光投向形成“沉默大众”乃至“平庸之恶”、“国民劣根性”的社会土壤上，着眼于创建一个先进的社会管理体系。唯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洗刷国民性中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积垢，使华夏民族迎来洗心革面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