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学外语

有一年，我读了旅美学者薛涌一篇文章，题目是《假如明天醒来，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语》。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语，我们会有什么变化？

他沿着这个问题思想开来，竟然吓了一跳，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靠英语的优势，中国会在全球化中最肥的产业——服务业中迅速崛起。许多美国人的工作，会“外包”给中国人，从电话服务、产品咨询，到财务管理、医学分析等等，中国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打入世界市场，像印度一样，成为“世界办公室”。

其次，中国的制造业，由于消除了语言障碍，对自己海外的主要市场会更熟悉，更容易摆脱靠海外厂商订单过日子的局面，自己直接开发产品，跳出不得不为中间商打工的境地。再次，中国人会获得更充分的资讯，在文化上空前繁荣。比如在学术上的粗制滥造和抄袭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英文书大家都能读。由于不得不和英文图书市场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书写得不好，无法上市，这就逼着中国的学术文化界提高创造力。许多英文世界的学术文化精英也会把目光投向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最多的国家；中国会成为世界文化一个中心。

薛涌认为中国人虽然嚷嚷要走向世界必须先学英语，但并没有十分重视英语，许多人学英语是三分钟热度，稍有一些挫折，便泄气了。

另外，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来掌握这门困难的语言。学语言贵在交流和互动，我们那种填鸭式的方式不是一个好方法。有效的语言教学班是七八个人、十一二个人最好，而我们的教学体制无法提供这样的条件。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几乎没有英语的学校系统，即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小学、中学、大学。而在日本这个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这样的学校却非常多。解放前，中国的北京、上海等主要大城市，这样的学校也不少。

薛涌的观点我十分认同。目前，全世界有近3000种语言，使用英语的3.5亿人，使用西班牙语的2.1亿人，使用俄语有2.5亿人，使用印度的印地语和乌乐都语有2亿人。有资料显示，现在世界上出书最多的是俄语，出版技术书最多的也是俄语，用英语出版的报纸等于用世界上所有其它语言出版报纸的总和。从英语读物翻译的书最多，其次是俄语、法语、德语，汉语近乎没有。世界上有一半的科技书是用英语出版的，德、法、俄、日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以化学化工类为例，全世界发表的文献资料59%是英文的，27%是俄文的，7%是德文的，法文和日文各占3%，中文连1%都没有。如果不懂外文，我们难免孤陋寡闻，闭目塞听。

我性喜涉猎各种杂书，对一些名人如何学好外语甚感兴趣，作了一些笔记，现放在这里，以自励励人。

一

红军领导人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一个吹鼓手，父亲是一个穷书生。1903年，12岁的刘伯承和父亲同去县城应试，因为是“优人”之后，两人双双被赶出考场。这个横暴的待遇，使刘伯承从此对满清政府切齿痛恨。

14岁时，他只上了1年新学，父亲便病逝了，为了家庭的重担，他退了学。1911年，他19岁时，毅然去当兵。他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1912年春天，他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他学习异常刻苦，《孙子兵法》既是古代兵学圣典，又是古代文学名著，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最后能一字不漏的背下来，并能熟练运用。

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央的委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到学校，他就碰到一个拦路虎——俄语，他以前从没有学过。为了学好军事，他下决心攻克俄语。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单词，晚上不到十二点不睡觉。他说：“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背单词吗？”

四个月后，他在给四川一个同学的信中说：“自从我下定学通俄文的决心后，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为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为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克之，不数月已能阅俄文书籍矣。”

二

辞海奇人王同亿，1939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出身贫寒，读书十分刻苦。1958年，十九岁的他以常德地区唯一的入选者考入北大物理系。上大学之前他就迷上了外语。上大学后，每晚一个人躲在厕所里读外语，常常一晚上背一二百个单词。他先后背过三十多本大小不一的辞典，把二十多万个外语单词装进了脑海。他现在通晓12门外语。曾任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

三

1947年出生的翻译家李盛春，被誉为旷世奇才，因为他通晓34种外语。

他出身农村，爷爷是木匠，父亲是铁匠，本人初中毕业便失了学。他酷爱学习，自学了高中课程，准备考大学，不幸文革开始了。后来他到沈阳电车公司作售票员，他选择了自学这条路。为了给自己多点时间，软磨硬泡，好说歹说，最后被安排到通勤车上。这种车在后半夜出二趟车，空闲时间很多，中途上车的人也很少。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英语单词抽空背一会。特别是在冬天的午夜，车里如冰窖，他总是热情地让司机到收发室的热坑上睡觉，他静静地在一边看书、背古文和英语单词，出车时间到了才叫醒司机，弄得同事怪不好意思，直说他会体贴人。清晨五点，收车下班，他上午睡觉，其它时间抓紧学习。

由于常年累月背诵单词，使他在学习中总结出一套循环记忆法。他每天可以记住300多个单词，但记得快，忘得也快。这是记忆神经的一个缺憾。为此他每个词都要读几百遍，直到完全记熟为止。

几十年来，他用业余时间学习了34种外语，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拉丁文、马来文、希腊文，精通的有二十多门。

1981年，他被辽宁省认定为学历最低、懂得外语最多的奇才。1986年，他获得全国自学成才一等奖。

四

戏剧大师王洛勇，1958年生于河南洛阳。11岁到一家戏曲学校学京剧，17岁由于受伤和变声，他不得不改行，到武汉音乐学院主修法国号，毕业后当了一名洋“吹鼓手”。24岁，他想成为一名演员，便远赴上海，考上上海戏剧学院话剧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28岁的他，请他人录了一段英文对白，冒充自己的作品，换来了美国一家大学的录取通知，来到了美国。开学第一天，因为他英语基本不懂，而被学校劝退。回国太丢脸，他决心在美国混下去。为了生存，他到一家小剧团客串临时演员。由于演技出众，他被偶而来看表演的波士顿大学戏剧系主任破格录取。他一到学校，就得到丰厚奖学金，并被配了专门的英语老师。这一次机会来之不易，他狠下决心，攻读英语。他蓄发明志，不学会英语，就绝不剪发。他真的整整一年未去过理发店，以致发长过肩，像个印第安人。在通宵达旦攻读英语之际，他象古人那样“悬梁剌股”，硬是将长长的头发用绳子系在头顶的电风扇上。有一天半夜，同租一室的室友回来，开灯开错了电扇，扇叶突然疯狂转动，差点把王洛勇的头发连同头皮全部掀掉。

王洛勇背单词有他的独到之处。他想象有一只金鱼缸，每个单词的字母一个个地在金鱼缸中显现，随着单词在澄澈的水中一个个地消失，他想象已将这些单词消化吸收。

为了训练自己的发音，他花每小时150美元的学费请语言专家矫正他的语调。专家认为他的听力没有问题，之所以发不出正确的语调，问题出在他的口型。专家为王洛勇设计了一个口型软木，放在他的嘴里，以改变他发音时肌肉牵动和口型开合。不久，他又换成了木塞，后来，他为了不至于一直磨损，又用两枚石头代替。他每天要放在嘴里四个小时，以养成他说话时的习惯，固定他说话时的口型。

1989年，他从波士顿大学取得硕士学位，随后在一家大学任教，有空就去参加各种演出。从1990年到1995年，他八闯美国百老汇，终于在1995年7月4日成功出演音乐剧《西贡小姐》第一男主角。这是纽约百老汇中国演员有史以来第一次担任主角。

五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世上的名人，他以通晓外语、顽固不化而闻名。他生在马来西亚，父亲是中国人，通英文、马来文，母亲是葡萄牙人，通葡萄牙语和英语。父亲在英国人的橡胶园任总管，农场主认辜为义子。

辜鸿铭除了懂汉语和英语外，还懂葡萄牙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

辜先在爱丁堡大学得到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德国得土木工程师资格，再到法国上大学。

他学成以后，先在新加坡任海关官员，后回到中国，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客，再到北大任外国文学教授。

他看不起胡适，说其“操中下等的英语，不懂德文、拉丁文，哲学只熟希腊的，充任哲学家，真是好笑。”

少年时，他为了学外语，在义父的督促下，硬是背会了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的名著。他背会了弥尔顿的《失乐园》，共6500行，一生背了50多遍，背会了莎士比亚剧本37个，背会了歌德的《浮士德》。

晚年在回忆自己苦学经历时，他感慨万千，说：“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开始教多少，背多少，不觉得困难，后来，自己遍读希腊文、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就不行了。我坚持背下去，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困而知之，像有一条线，一下子拉开了，学什么懂什么，什么都记得住。有人谓我天智聪明，实则不然，人脑是愈用愈灵的。归根到底，还是困而知之，苦学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