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往事：新来的装卸工

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去一家运输车队当装卸工。一年以后，车队里分配来了一批新工人，来车上工作的是一位不爱说话的高个子。为叙述方便，姑且叫他小王吧。

小王是家中的老二，他的姐姐几年前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郊区农场工作，按照当时的毕业分配政策，小王得以留在上海，进入工矿企业。学校在毕业生分配时曾向他家长承诺，运输公司是最好的工作单位。怀揣对未来的期待，小王来到了公司报到。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失所望：车队的办公室、调度室、财务室、工人的更衣室以及一个大厅都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工棚里。厂区东北角有一间小草房，被称为“东伯利亚”，这里队长和负责车辆安全和维修的办公室。除此之外，厂区内只有一个能停放50多辆大型载重车的露天停车场、一个加油站和洗车站。这里既没有厂房，也没有车间，与小王想象中的工厂模样相去甚远。

报到活动结束后，车队负责人带着新工人们到工具间领取劳动保护用品，包括工作衣裤、工作鞋、雨衣、安全帽和手套。随后，在更衣室的一排点像鸽子笼的木柜上，每人分得了一个小格更衣箱。负责人嘱咐大家第二天早上7点准时来车队上班，这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了。

那一年，分配到车队的中学生有近二十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男生，三分之一是女生。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分配到不同的平板车上，成为大型平板车的装卸工。小王万万没想到，学校老师当初信誓旦旦地承诺他会被安排到最好的工作单位，如今却要每天早上7点开始上班，开完一小时的工前会后，无论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毫无例外都要外出装卸货物，而且中午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和用餐地点，晚上只有在完成当天的作业单后才能下班。期望与现实的反差实让他难以接受。

大型平板车每天运输的是工业锅炉、大型变压器、机床等体积巨大、重量在10～20吨左右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装货和卸货现场没有起重设备，工人们只能依靠随车携带的简易工具完成装卸工作，这些工具包括撬棒、滚筒、钢缆、卸夹、千斤顶和卷扬机等。每辆货车除了驾驶员外，还有五名随车装卸工。装卸货物时，工人们必须密切配合，保持工作节奏一致。如果有人出工不出力，不仅会影响装卸货物的进度，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小王在工作时总是无精打采，经常一个人坐在车棚里发呆，嘴里时不时地哼着“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的小曲。当其他人忙着做准备工作时，领班工人常常会不客气地招呼他：“小王，勿要唱了，做生活了！”（沪语：干活了）由于他反应迟缓，有人甚至一度怀疑他是个“戆大”（音：港督，沪语的傻瓜）。实际上，他除了体形比较消瘦和力量不够大外，并无智力方面的障碍，他的消极工作态度完全来自思想上的疙瘩。

小王在学校时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在文艺宣传小分队担任小号手，曾经为学校挣得过一定的荣誉。这样的学生本当分配个好单位，谁料到，最后竟成了运输公司的一名装卸工。小王感到自己成了学校花言巧语的受害者：运输公司根本不是“最好的单位”，装卸工更不是“最好的工作”，而是一个既没有正常午餐和下班时间，又有高度安全风险的露天工作。事实上，又有哪位分配到这里的学生不是被学校老师忽悠来的呢？

小李家离工作单位较近，乘坐公交车大约只需20分钟左右。相比那些住得更远的同事，他的通勤条件可以算是相对不错的了。其他新来的工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中有人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出家门，需要换乘三趟公交车才能在7点前赶到单位上班。晚上5、6点下班，洗澡换上干净服装后，尽管已经筋疲力尽，还得挤着公交车回家。一天奔波十几个小时，疲惫不堪。虽然大家心里满是怨气，但却也无处宣泄。

不少刚入职的中学生在面对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劳动时，往往会流露出不满情绪。然而，经过一段短暂的抵触期，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现实，开始学习使用各种装卸工具，并且逐渐提升体力以适应工作。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别无选择。但小王却始终无法克服心理落差，内心充满抵触情绪，除了哼“花篮的花儿香”的小曲外，几乎不怎么与其他人交流。

车上除了驾驶员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工人，其他随车装卸工都只有短暂的工作经历。车长小陈也是个年轻工人，参加工作仅一年多。他是上海市区人，平时干活卖力，善于与老工人打交道，因为头子活络，虽然工龄不算长，却当上了车上的青年工人的领班。他有一个不良习惯，说话时常带一个不文雅的口头语“册那”（沪语：我靠），比如，他会说出类似的话：“阿拉爷，册那，大闸蟹也买好了！”（沪语：我爹，我靠，已经买了大闸蟹）。工作中，他时常用这样的语气催促小王：“小王，册那，侬快点呀！”（沪语：小王，我靠，你快点呀）。然而，小王似乎总把这些话当成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干起活来慢慢腾腾。

多次催促无果后，小陈决定与小王的家长沟通，希望家庭能够帮忙做些思想工作。一天下班后，小陈和另一位年轻工人一同上门家访。那天小王恰好不在家，他的父亲接待了来访者。在得知儿子在单位的表现后，小王的父亲显得有些吃惊，当场表示会劝导儿子端正工作态度。临了，他还提到，最近儿子在家中常说单位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男人必须抽烟，而且单位里的人都说“男人不抽烟，比女人长胡子还难看”。他怀疑儿子在单位里偷偷吸烟，小陈肯定了这位父亲的怀疑。

小王偶尔会抽烟，但主要是抽同事给的“伸手牌”香烟。他没有吸烟经验，更谈不上有烟瘾，平时只是随意吸上几口，然后便把烟掐灭。为此，他的一位同学经常用一句不知出自何处的歇后语“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嘲笑他糟蹋香烟。没想到家访之后，小王竟开始自己买烟，并且吸烟成瘾。如果当时小陈没有向他家长“告状”，小王可能还不至于破罐子破摔，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烟民”。

不久后，小王在工作时因心不在焉被重物砸伤了腿骨，只得打上石膏回家休养。几天后，小陈等几位同事去他家里探望。见到大家来访，小王露出一脸愧疚。这时他显然已明白，平日同事们在工作中对他吆五喝六并无恶意，而是出于保障安全的考虑。毕竟，从事这样高风险的工作，稍有一点疏忽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工伤事故。

小王身旁坐着一位相貌姣好、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从二人的亲昵举止不难判断，他们应该是恋人关系。在大家慰问小王时，女孩却出人意料地开口，希望单位领导能为小王安排其他工作。这一提议让在场的人面面相觑、颇感尴尬。大家心里都清楚，调换工作岗位并非易事，一般说来，小青工只有表现出色，在熬过数年装卸工后，才有机会争取学习汽车驾驶，从而改变装卸工的身份。

离开小王家后，小陈嘟囔了一句：“咯只戆大的女朋友还蛮漂亮的。”随后又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时，同行的几个小青年忍不住嘲笑小陈心怀不轨，并劝他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在那个被文明遗忘的社会角落，青年工人的谈话就是那么粗俗和直白。

一个多月后，小王休完病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他似乎认清了努力方向，开始主动融入集体，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许多。与同事们熟悉之后的一天，他当着大家的面抱怨小陈曾把他在单位里抽烟的事告诉了他的家长，害得他被家长狠狠责骂了一顿。他气呼呼地指责小陈是个“阿污驴”（沪语：不仗义的人）。小陈有些心虚，但也不想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于是便尴尬地反击，说小王以前吹号时伤了身体，有“小肠气，大驴泡”（沪语：疝气，下体肿胀），自己不想和不健康的人吵架。听到此话，小王大为光火，上前就要和小陈动手，幸亏被众人劝阻，才没有酿成肢体冲突。

有一年春节前夕，车队接到了一次去外省的运货任务，目的地是一家上海的三线工厂。那天清晨，在市区内装车完毕后出发，下午抵达中途的一个小镇。货车停在一处专为长途运输车辆提供服务的停车场后，大家便去附近的小旅社登记入住。

天色尚早，工人们趁着暮色去镇上逛街，随后找到了一家小饭馆吃晚饭。饭菜端上桌后，几人边吃边喝起了当地特产的土烧酒。酒酣耳热之际，小陈打开了话匣子，兴致勃勃地讲述起他以往的出差经历，并大肆吹嘘自己尝过的各种地方风味。说到兴头上，他突然问大家：“倷晓得我最欢喜吃啥个酒伐？”（沪语：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酒吗？）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众人一头雾水，谁也答不上来。这时，小王吐出一个烟圈，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37度黄酒。”（粗鄙之语：尿）这句冷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餐桌气氛变得更加热烈。

回到旅社，驾驶员师傅、小陈等人围坐在一起，边抽烟边喝酒，玩起了扑克牌游戏“争上游”。临近年关，大家商量趁出差机会买些副食品和年货带回去。在牌桌上，驾驶员师傅开始安排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并与大家讨论如何采购紧俏物资以及规避沿途检查站，将这些年货运回上海。

小王不太会玩牌，没人愿意和他搭档，只能在一旁观战。同事中的一位文艺青年此时正低头读诗，小王凑也过来向他讨教。在他给小王讲解“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的含义时，小陈调侃道：“侬咯是对牛弹琴。”文艺青年听罢一笑置之，而小王却感到受辱，立刻怼回去：“侬咯只戆驴！”（沪语：你这个傻驴子）。一时间，烟雾缭绕的旅馆房间里充满了笑骂声，显得热闹非凡。

这次出差后不久，因去驾校学习，离开了车队，此后再也没有与小王共事。多年后得知，运输队在90年代的企业改制中解散，大部分职工被买断工龄。领了一笔钱自找出路。一些运气较好的年轻司机和熟悉装卸技术的工人进入私人企业，继续从事老本行；而年纪较大的职工却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在工厂的岁月，总会想起这位比较特别的同事。企业改制时，他大概也就四十岁左右，遇上国企职工下岗潮也够倒霉的。改制后当年的同事都各自另谋生路，不知了去向。很想知道：小王下岗前是否调离了装卸工岗位？是否已抱得当年的美人归？又是否还会哼着“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的小曲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