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毒品消费与管控
荷兰人常以他们的自由化社会为自豪,其中也包括对某些毒品消费的相对宽容态度。在与荷兰同事谈论大麻合法化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出于各种不同原因消费毒品,比如,有人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有人为了缓解极度的精神压力。在荷兰这样一个开放社会,完全禁止毒品流通几乎不切实际。既然无法禁止毒品流通,还不如允许一些对人体危害较轻的“软性毒品”有条件的合法消费,比如只能在规定的场所消费。
德国同事威廉姆的太太是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专门为戒毒机构和吸毒者提供帮助。如果警察在出警时发现有需要救助的毒品吸食过量者,他们就会与这个组织取得联系,请求戒毒医生前往事发现场对吸毒者进行紧急救治。在荷兰,尽管人们都清楚,毒品会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但仍然有人陷入毒品消费的泥潭。然而,在吸毒者因犯毒瘾面临生命危险时,一些专业医务人员仍然会尽力提供帮助,这体现了自由化社会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马田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在中国和印度从事鸦片生意、毒害当地人民的历史,深知毒品消费会给一个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他认为对毒品消费的宽容可能会导致毒品泛滥,因此支持在申根区国家的边界实行严格的毒品检查,以防毒品走私贩把违禁品带入这些地区。
在荷兰工作期间,有时会在周末返回德国休息。在阿姆斯特丹驶往德国的火车上,经常会遇到荷兰警察对乘客进行例行检查。他们除了查看乘客的身份证件外,还会让缉毒犬检查乘客是否携带毒品。有一次,在驶往德国的火车上,正遇上例行检查,一条缉毒犬盯上了邻座的一个德国小伙子。面对警察的询问,他坚称自己没有携带毒品,也没有消费过毒品。当警察了解到,小伙子前一天晚上去过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后,只是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并记录下了个人信息,就不再继续追究了。估计这个小伙子只是去过允许合法消费毒品的酒吧,身上并没有携带毒品,所以没有违反毒品管理规定。
在德国,人们对毒品消费的看法普遍比较保守。在那段时间,德国媒体曝光了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涉嫌毒品消费。由于此事涉及到这位教练及足球俱乐部的声誉,一家电视台特意邀请了这位教练参加一个相关专题的脱口秀。在节目中,足球教练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从未吸食过毒品”,并对“媒体造谣”愤愤不平。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几天后的一次毒品检测中,有关部门从教练的头发中检测出了一定含量的可卡因。迫于舆论压力,教练不得不被迫辞去了工作。
在对待毒品消费的态度上,两个毗邻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德国长期以来由保守的基督教联盟主政,保守派政治家对毒品消费普遍持反对立场,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像马田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毒品消费一直都是敏感话题。直到进入新世纪多年以后,这一话题才开始在德国电视的讨论会中不断被提及,人们对毒品消费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年以后,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当那位足球教练被问及吸毒经历时,他只是尴尬地回了一句“上次出了差错”,随即便岔开了话题。
十五、阿姆斯特丹的中文书店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互联网上查到阿姆斯特丹有一家中文书店,于是决定在周末去那里买书。从阿姆斯特丹火车站正门出来,转向东南方向,走过一座桥后向南进入市区。沿内河岸右侧前行,这就进入了“火车站对面一条街”。这时进入眼帘的是一排玻璃房,里面坐着一些穿着露骨、搔首弄姿的女性,这是西方这一类“第三产业”的典型特征。走出这一片扎眼的红色地带,前面是几家亚洲超市的店面,河对岸就是那家中文书店。
这家书店的老板来自香港,多年前,他在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各开了一家中文书店。进入千禧年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纸质书的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他不得不关闭了在海牙的店铺。在和老板的聊天中可以感觉到,他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可以熟练地地用普通话交流,对中国文化也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还熟悉港台地区以及国内的政治动向。
这家书店出售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的中文书刊,其中有中国古代和当代的一些名著,以及港台地区出版的时事政治方面的杂志,还有少量世界名著的中文译本。书店的常客大多是当地从事餐饮业的华人,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港台地区出版的杂志和海外出版的有关大陆时事政治的通俗书刊。
认识了书店老板后,经常会在周末去逛书店。每次去书店都会先翻看一阵新书,离开的时候买上几本选中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带回家。有一次,偶尔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小说《金陵春梦》的第六、第七和第八集,在翻看时不禁想起了“文革”中的读书经历。
“文革”十年是全面禁书时期,除了一些红书外,几乎所有“文革”之前出版的书籍都成了毒草。在那个没有书读的年代,伙伴们只能在家发掘“文革”初期造反派抄家时未被掠走的残存书籍,私下里互相交换传阅。当年大家比较喜欢的读物中就有香港资深报人唐人(严庆澍,1919-1981)写的演义体小说《金陵春梦》。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大约在1958年,中国大陆出版了前三集(<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属于供给一小部分人阅读的“内部发行”书刊。
初读这本书时,曾对这本书里描写的内容深信不疑,甚至经常把书里主要人物的不雅口头语“娘希匹”挂在嘴边。直到“文革”结束后,才从不同的文献中了解到,书中有大量不符合事实的虚构成分。一部历史小说的内容一旦失去真实性,其价值也就会大打折扣。由于知道这是一部很大程度上编造的小说,在中文书店看到它的第六、第七和第八集时,再也没有中学时期那种想一睹为快的欲望了。尽管这部小说中充满杜撰的内容,但由于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这部演义体小说仍然颇具可读性。此外,书中的一些描述,比如“开香堂”、“吃硬饭”、“长三堂子”、“仙人跳”、“吃私菜”,让年轻读者了解到了民国时期的一些丑陋社会现象。
还有一次意外发现了美国作家夏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译本,这本书也是当年伙伴们喜欢读的内部书。中学时期不了解德国第一次世界打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只能读懂该书的大概内容和部分重要历史事件,而且也只能记住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后来在德国留学期间,通过阅读一些历史文献以及与熟悉历史的德国友人交流,逐渐对纳粹的兴起和灭亡有了大致了解。在离开德国前往荷兰工作之前,一位年迈的德国友人赠送了一些德语旧书,其中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德语译本。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德译本,在书店看到它的中文译本时,打消了购买它的念头。事后想想,颇有些后悔。
小说《金陵春梦》和德语版纪实文学《第三帝国兴亡》
十六、难以克制的炒股瘾
和马田接触久了,谈论的话题渐渐多起来,也会经常互相借阅一些值得阅读的书刊和文章,有时也会交流读书体会。马田经常推荐一些通俗读物和杂志上的专题文章,而推荐给他的则是一些人物传记和专著,其中有曾担任过德国总理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曾担任过德国外长的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 1927-2016)的回忆录,还有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 1929-2006)的新著《愤怒与自豪》以及《理性的力量》。每次读完这些书后,马田都会在午餐桌上向德国同事介绍书的内容。当然,他介绍的是添加了自己理解的马氏“修正主义版本”。
施密特回忆录、根舍回忆录以及法拉奇的两本专著
那几年,德国《经济周刊》杂志经常登载德国厂主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的报道。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了德国企业建立国外附属加工厂的热门选地,媒体也在连篇累牍地介绍中国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起飞”成了马田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一些贪婪者开始寻找去中国发财的机会,一家银行的职员竟特地通过马田找上门来,希望了解在中国建立一座生产某种化工材料加工厂的情况,并许愿事成之后会给丰厚报酬。因为不想参与破坏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不会昧着良心赚有损人体健康的钱,所以随便找了个借口便直接拒绝了他的建议。
马田曾经几次提起他在金融投资中获利的经历,并表示愿意在买卖股票和期权方面提供咨询。早在中学时期就已从唐人的小说《金陵春梦》中了解到旧上海时期股票交易所中的“抢帽子”、“空头”、“多头”等投机勾当,后来又从茅盾(1896-1981)的小说《春蚕》中读到更邪门的期货生意,总觉得这些买卖都带有赌博性质,而赌博是最愚蠢的行为之一,所以一直回避和马田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以前在学习概率计算时曾经接触过一个贝努利原理:如果博弈双方的输赢概率相等,在一场长局的对赌中,资金雄厚的一方最终将获胜。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在股市投机生意中,一般的散户总敌不过金融大鳄。马田并不信这个原理,明知买卖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有风险,但多年来仍然乐此不疲。
那时电子银行服务开始普及,一些炒股应用软件也已先后问世,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股市行情并在线进行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金融投资变成了一种计算机支持的资产交易。由于专业机构资金雄厚,在股市交易中具有较大竞争优势,而业余级别的股民自然无法与专业机构抗衡。虽然马田很早就加入了互联网炒股大军,在电子交易的实战中也没有大亏损,但所得的回报与预期值相距甚远。如果计入时间成本,他在金融投资方面仍然做了亏本的买卖。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认识了几位业余投资老手,他们长期买卖期权一类的金融衍生产品,在他们眼里,小额度股票交易不过是些“peanuts(小意思)”。听同事说,一位急功近利的同事在一位老手的鼓动下,经不住金钱诱惑加入了金融投资行列。后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损失了一大笔资产,尴尬到无法还房贷的地步。他的妻子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大为恼火。尽管她并没有参与投资,但因为婚后夫妻财产捆绑在一起,妻子同样会受到牵连,甚至有可能承担部分经济损失。妻子一怒之下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位同事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还拆散了家庭。
离开荷兰多年后,从金融方面的教科书中了解一些专业常识。投资和投机虽然只一字之差,二者之间却有天壤之别:投资是一门科学,专业金融投资机构会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计算股票播动,用“风险价值”分析投资风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资产组合,也会用“布莱克-舒尔斯模型”估算期权价格;而投机不需要这些相关知识,炒股者看准股价下跌时买入股票,股价上涨时卖出股票,炒股赢利很大程度上靠碰运气。
实际上,懂得如何估算投资风险和计算回报是一回事,在实际操作中是否能够获得预期的投资结果是另一回事,个人无论在专业知识、资金实力、市场信息还是在交易操控方面都无法与专业金融机构抗衡。浏览近些年来的国际专业期刊,可以读到一些新计算方法,比如用自适应网格计算期权定价模型,这些新方法在风险投资实战中意味着什么呢?这类问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解答。
银行常以投资的名义向客户推销金融产品,也即所谓的“理财产品”。顾客接受了银行建议之后,必须签署银行免责协议,其结果就是:挣了钱,银行和客户互惠;赔了钱,顾客仍然要付给银行服务费。如果没有雄厚资本,没有多余资金,最好不要与这类生意沾边。摆脱金钱诱惑的最好对策是:捂紧自己的钱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