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064名归国战俘的整体已经成为非人，紧张、胆怯、战战兢兢。37年来[于劲成书于1987年]，他们像黑户一样生活着，夹着尾巴，看着别人的脸色。当他们接到各地调查小组的通话、要为他们落实政策时，许多人竟然不敢确定
这又将是福还是灾。其中有一名战俘的精神因无法再承受这难以预料的福祸悲喜，在苦苦盼望、等待了许久，如今终于盼到了落实政策这一天的前夕，软弱地上吊自杀了。”
于劲女士在其著作《厄运》（竖排p468）中的这段话虽没有点名，但从其他材料可推知，这名志愿军战俘是李正文。
李正文，被俘前为第三兵团60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宣教股宣传队的宣传员。1932年7月19日李正文生于四川省崇庆县安乐乡，他在崇庆县一共接受了11年8个月的学校教育，在当时算是一个中高级知识分子。1950年1月崇庆解放，属川西军区温江专区。当年4月15日，从崇庆师专辍学、意气风发的李正文与其他25名同学参军进入了538团宣传学校及宣传队，他的职务是表演戏剧。宣传队有4个班，每班约8人，平均每周演出一次。
6月25日金日成发起了朝鲜战争，其后一系列的事件逐渐波及到西南小城崇庆。11月25日，538团宣传队徒步向绵阳开拔，在绵阳稍事修整后乘卡车前往宝鸡。1951年1月2日新年刚过，部队乘火车开赴河北沧县泊头作赴朝整训。到达后538团驻扎于双狮赵村从事军政训练，并在此换发了全套苏联武器，以及接种了2针破伤风疫苗。2月25日起，部队乘火车经天津、锦州、沈阳陆续达到安东驻扎。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18时许， 538团开始过江。因无时不在提防美军空袭，宣传队入朝后仅演出了一次，平时作为担架员。
538团作为彭帅麾下一线54.8万大军的一部分，目的是在第五次战役中一举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最终把美军赶下海。在4月22日发起的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180师作为60军的预备队，没有捞到上场的机会。5月3日180师中止第一阶段战后修整，向东往春川方向开进。5月16日战役第二阶段发起后，538团由春川西南向洪川方向攻击前进。然而5月21日彭帅电各军：“由于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五次战役即暂告结束。”不料李奇微趁敌麻痹“班师回朝”之机，像蓄满势能的弹簧一样立即发起全线凌厉反击。至27日，彭电毛：“敌利用机械化追击截击，我三、九两兵团很多部队被隔断，送不上粮，运不回伤员，相当混乱。” 也是在5月27日这一天，180师遭受灭顶之灾，在其后的数日内，李正文和数千60军的官兵一样被俘。如6月1日彭电毛所描述：“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此次主要原因是指挥失当”。
李正文刚刚不到19岁，他的上半生就这样结束了。
李正文在美军战俘营并没有过多卷入亲毛派和亲蒋派的小内战，也不清楚他是否被迫刺下“杀猪拔毛”、“反共抗俄”的刺青。即使被李大安刺过，他应该也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心，如同1952年4月6日彭帅在《四六声明》中庄重承诺：“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 李正文在“四八甄别”后，进入了要求回国的亲毛派战俘营，因而停战后在1953年8月间得以直接遣返（REP）回国，成为7110名最终从朝鲜回到中国的归国战俘之一。
回到祖国怀抱的7110人中，有6064名被集中在辽宁昌图“归来人员管理处”进行再教育和甄别。值得注意的是归国战俘中的另外1046人集体消失了，没有留下官史和口述历史的记载。在去昌图“归管处”的 归国战俘中，180师占1700多人，其他部队4300多人（《重围》p234）。当时的20字方针号称是“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实际变成了“不講成績、只講罪惡、只講缺點、坦白從寬、教育從嚴” （《厄运》p338）。在经历了近1年的面对面、背对背的交心和揭发后，1954年7月起，被俘归来人员陆续收到了他们的处理决定：6064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中，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作为复员军人由当地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安置，而开除军籍者资遣回乡，听候各地政府安排出路（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2000版）。归来人员中四川籍贯的最多，共有2000多人，他们被集体送返。他们的代表张泽石回忆道：“从山海关沿渤海之滨到辽阔的华北平原；从郑州西去顺着黄河过潼关；又从西安沿八百里秦川到达宝鸡。…宝成铁路还只修到广元，我们一行经略阳过阳平关到达广元[几乎是出川入朝之路径反一反，只不过心情大不同]。…我已被开除党籍，我这个‘最可爱的人’已成了‘最可耻的人’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想必李正文同样怀着懊恼茫然的心情，被开除军籍后穿着蓝色服装默默地回到了崇庆县开始了他的下半生，与他同期回乡的还有他标注了“内控”、“特嫌”的档案。之所以在2024年李正文的经历还会被人所知，多亏了他曾经的战友兼好友汪元昌。汪元昌与他同在538团宣传队，幸运的是汪之前因断粮吃马肉吃生豆充饥生病被送进后方卫生所躲过一劫，后来得以全须全尾地回国。据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136，汪元昌道：“大概在 1954 年底，李正文给我来了一封信，简单地谈了他的情况。当时我还在部队，一直没有回家，所以彼此靠通信联系。从信上看李正文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朝气和生气，我感到他变了。1960 年我回家探亲，专程赶了一百多里去见李正文，我请他在一家小饭店吃饭。他一见到饭菜，顾不上和我说话，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然后我们才谈到彼此的情况。…谈到他所受到的批判，几次找工作又被拒之门外等等。他讲得很快也很平淡。我不好意思再触动他的痛苦，便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他低着头，半天没吭声儿，最后说：把你的衬衣送给我吧。我当场把身上穿的的确凉衬衣脱下来送给他。我看得出来他很困难，要送他一些钱，他死也不要...”。
这才到1960年，从叙述上看李正文已孑然一身、穷困潦倒，仅仅是还没饿死而已，而伟大领袖的运动正排山倒海扑面而来。不论是彭黄张周、还是黄吴李邱，不论是彭罗陆杨、还是江张姚王，每一次运动中李正文这位老运动员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据靳大鹰《战俘纪事》p272：他的档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内部控制”。历次政治运动像一阵阵旋风，把他卷起来、抛下去。“叛国投敌分子” 、“里通外国分子”、“叛徒” 、“特务”……这些帽子，他都戴过，而且不大不小，正合适。开始他还想向人们说明真情，向人们诉说委屈，可是没人听，也没人信。于是，他被整怕了，他被整得快疯了。
李正文的下半生和他的7千被俘归国难友一样是一个个苟延残喘的连环悲剧。最高领袖驾崩后，在总设计师的关怀下，1980年9月27日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1980)第74号文件，要求：对这批6064名被俘归来人员的问题，认真进行复查…[像李正文这样被开除军籍者] ，经复查可恢复军籍，对恢复军籍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应与其他复员转业军人同等看待，对本人及其子女在政治上不得歧视。（注意：集体消失的更悲催的1046名被俘归来人员并不在平反考虑之内，例如被俘后化名宋忠明的180师539团2营副营长车学智，其“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处分在2024年仍然有效）
据《战俘纪事》p272：1982年春，在四川省某县城[什邡或崇州]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住着一个当年的战俘李正文。一天下午，两位穿军装的青年人走进了这间落满灰尘的小屋。他俩是县武装部的同志，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为被俘归来人员复查的文件精神，专程为李正文落实党的政策来了。赶巧，李正文不在家。军官请邻居转告李正文：请他写一份自传，到武装部来谈一谈。晚上，在川剧团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这个当年英姿飒爽的志愿军文工团员，已经衰老得不像样子...这天晚上，他听到邻居转告的话。一夜没睡，他思前想后，往日的苦难像恶魔一样又呈现在眼前...终于，他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这个世界。而据2011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引汪元昌撰写的《难忘的战友》称：1982年夏，县武装部通知他去一趟，本要向他宣读中央为志愿军战俘平反的文件，但没找到他。李正文回来听说后，误以为又有新一轮运动要来了，极度恐惧之下，用铡刀自刎而死。而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331写道："李正文难友因长年挨整变得胆战心惊，当家里人告诉他武装部来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办事，他以为又要去受审挨斗，竟然当晚上吊自杀！"
究竟时间是春还是夏，究竟工具是一根红绳还是一把是铡刀已经不重要。汪元昌不在现场，张泽石也是听传闻，派出所更不需要发布告广而告之。李正文说走就走，走得没有一丝羁绊、没有任何牵挂，有理由相信他此时没有父母老婆孩子。这一年他正好50岁，这个世界他曾经来过，很不好。
不幸的是，这出悲剧还只是上集。
李正文还有一个哥哥叫李正华。因为本文作者没有获得李正华英文或中文的记录，因此不知道他上半生的年月细节。据《战俘纪事续》p128：李家兄弟俩相依为命，一起长大。他俩从小在一个被窝里睡，一个锅里吃，一起拜师学艺，一起参军，一起在部队宣传队同台演出[李正华在演出组，李正文在乐器组]，一起被俘又一起被遣返归国，一起被开除军籍资遣回乡。据贺明《忠诚》p158：“四川籍的原538团宣传员李正华，因被开除军籍，感到没有脸见到乡亲，他在成都下了火车后就失踪了。” 李正华为什么没有脸见到乡亲？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愿面对或牵连父母。从李正文的受教育水平和李氏兄弟从事乐器表演来看，不可能是出自父母双亡的赤贫家庭，更有可能是文化家庭或商贾家庭（因而成为革命对象），而 “父母双亡相依为命”之说不靠谱。
据《战俘纪事续》p136-7，李正华没回到崇庆而是直接失踪了。近 30年里，公安局通缉他，造反派缉拿他，都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影。作为一名“内控” “特嫌”前战俘，他隐姓埋名使公安局怀疑他究竟隐瞒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李正文家里曾收到过他的来信，从邮戳上分析他生活在岷江沿岸森林的一个地方......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可以说是在'野蛮生活'状态，但它却比'文明生活'更文明。” 李氏两兄弟主动选择成为李家最后一代，至少避免无辜的老婆孩子遭受株连。
李正文的记录中曾经留下一副崇庆简图，图中标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邮局等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图中矩形方框似乎表明当时崇庆有连续的城墙，城中央未具名但有沼泽符号处似乎是崇庆园林罨画池。图中所标的天主堂原有法国传教士，解放前约500本地人在此做礼拜，解放后关闭。想来，无论是在北汉江畔的大山里，是在济州岛的战俘营中，还是在东北昌图县的大炕上，故乡的样子一定是清晰地留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