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大饥荒中的信阳 (2)

信阳事件（2）： 抢粮

杨继绳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 年 12 月 6 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 年 3 月,77 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 年 6 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 21 万斤粮食。

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 。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 2241 人被打,其中 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 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 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 9 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 10 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 10 月 13 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 14 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 10 月 15 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 !张被打死后留下 8 岁、10 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 年 10 月 1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 7 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 10 月 20 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 10 月 24 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 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 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 10 月 25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 11 月 8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 天后死亡。徐一家 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 11 月 8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 11 月 10 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 11 月 12 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 11 月 13 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 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 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 11 月 13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 月 13 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 11 月 14 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 11 月 14 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 年 11 月 15 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 月 15 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 月 15 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 月 24 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 5 次,直至死亡;

1959 年 12 月 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 ,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 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 12 月 9 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 天后死亡;

1960 年 1 月 8 日,陈湾小队 54 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

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 40 多个农民,打死 4 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 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 1960 年 11 月 28 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 1959 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 172 斤,总产 1191 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 626 斤,总产 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 1200 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 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 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 36691 人 ,8027 户。从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6 月,死亡 12134 人(其中,男 7013人,女 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 33%。全家死绝的有 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 9.7%。姜湾一个村原有 45 人,死亡 44 人,只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 1510 人,打过人的就有 628 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 45.1%。被打的有 3528 人(其中干部 231 名),当场打死群众 558 人,打后致死的 636 人,致残的 141人,逼死 14 人,打跑 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 13 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 、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 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 ,抛尸路旁。全公社有 381 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 134 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