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小工厂里度过的。
童年的美好记忆好像都发生在夏天。我们一群孩子会在汉江边的台阶上比赛，谁能从最高的台阶上跳下来，第十阶，第十一阶，…回家的路上顺手到荷塘里，摘一片荷叶，带在头上，比谁的荷叶最大。厂里最大的孩子头儿潘老二，带领着我们去车间的窗台上掏鸟窝，去山上采蘑菇，采桑叶和野山楂，每次出发前，他都好像指挥官一样，给我们讲五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次，我们采蘑菇的时候，下起了小雨，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这时一个男人的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们决定跟着那个大人走，全程没有交流，十几个小孩子跟着那个人，那人居然也不问我们，好生奇怪，我是这群孩子里面最小的，我鞋带散了要求停下来系鞋带，就这么一转眼的工夫，那个人神秘消失了，沿着那人消失的方向再往前走，居然是一块墓地，队伍开始慌张，有人开始抱怨我说都是你害的，让我们跟丢了。我也很委屈，我说那人怕不是鬼吧，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我绝望的望向山顶，突然有了灵感说：我们往山顶走，山顶是电视塔，到了那儿，我们就会找到给电视塔运输物资的大路，沿着那条唯一的大路下山，绝对不会迷路，现在这样在山里转圈不是办法。我姐居然奇迹般的站在我这边，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其他人决定跟着潘老二继续沿着那人消失的方向走。于是我们就分开了，我们四人小队朝着电视塔方向攀登，目标清晰明确，还没有走到山顶就发现了盘山公路，然后一路狂奔回到了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晚上在家吃饭的时候，其他家长找了过来，说那8-9个孩子还没有回家呢。对我们这四个回来的孩子们一顿拷问，把他们的焦虑和不安都转成了愤怒，倾泻在我们四个孩子身上，我被问哭了，哭的好无助，好像一切都是我们的错，甚至有人说出了：我家孩子回不来，你们也别想好好的活之类的话。市井小民的丑陋和刻薄，在我心中留下挥不去的印记。我爸作为厂长，他的两个孩子都回来了，更是变成被攻击的目标。他马上组织了几十个工人，拿着脸盆，喇叭，锣，鼓等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进了山。搜了一夜，空手而归。直到第二天下午，那群孩子才被一台拖拉机送了回来。原来他们一路翻山越岭，走到后半夜才发现了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走公路的话离家有上百里路叫“万山”的地方，村里人给他们安排了吃住，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们送了回来。自那次以后，我们再也不准上山玩儿了。
那时候没有电扇和空调，晚上，每家每户会拿着席子枕头去楼顶睡。大家都默认了自家的领地，有人牵来了电灯在灯下打牌下棋，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吹牛，女人们聚在一起织毛衣聊八卦，小孩子们在席子的间隙间跳跃，追赶，打闹，我最喜欢的是听大人们讲鬼故事。偶尔清晨被尿憋醒，一眼望去，整个楼顶上男人，女人，孩子，横七竖八的熟睡着，或光着膀子，或局部盖着各色的床单，隐私在这个厂里是不存在的。再后来有了电视，全厂就工会里有一台，几十号人，聚在一起看黄片，居然也不避讳我们小孩子在旁边嬉戏。只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会把我们撵走。接着开始流行跳舞，操场上拉起了彩灯，男男女女在那里跳交际舞，幼儿园的里有一位热爱舞蹈的漂亮的女老师教着我们精心打扮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偶尔也会跟着扭几步。我记得那时候有句流行语，大概是说：十亿人中国人，8亿在打牌，2亿在跳舞。
秋天的时候，厂里会分苹果。载满散装苹果的大卡车停在办公楼前，有人负责过磅，有人负责记录，工人们都喜笑颜开的拿着网兜排队。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找来叉子，绑在长竹竿上，站在办公楼二楼，从栏杆的缝隙里伸出自制的长叉，把苹果一个又一个的叉上来，然后特别得意的炫耀着自己的收获。大人们，有时也会象征性的骂上我们几句，但并没有真的制止。
大概也就是两三年的光景，舞不再跳了，苹果也不分了，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工厂开始计件发工资，按劳分配，工人们每天都要加班。那时，全民开始追《射雕英雄传》，我爸每到播放射雕的晚上就要去车间门口堵哪些逃班看射雕的人。因为电力紧张，经常停电，如果正赶上播放射雕的那天停电，满大街都聚集着讨论射雕可能的情节的人。如果没有停电，那么大街上都是一堆堆围着看电视的人，那时有电视的家庭还很少，他们都是把电视搬到操场上或者路边，跟大家一起看。计件之后，工人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开，有些人就不服气，因为少拿了几块钱，会来我家楼下问候我们家祖宗，也会有人在我们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来说他们过不下去了，要我爸负责他们一家老小的吃喝。那时候，改革还不彻底，我爸作为厂长，并没有解雇正式职工的权利。只有零时工任劳任怨，听从安排，而这些正式职工们都是大爷。
那时候的厂长，不光要抓生产，管业务，还要管别人家的家长里短。各种家庭纠纷，都会汇集到我家，比如：男的给家里了多少钱，女方不平。实则男方可能这辈子就硬气了这么一回实在是家里有急需。因为钱导致的纠纷可能占了90%以上。偶尔也会有谁跟谁通奸被抓，两家的受害方都来我家哭诉。一开始我还竖着耳朵听，后来觉得实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聊透了，一看到他们来我家，我就给他们脸色看。可能是太早就见证了婚姻里的糟心事，我从高中开始就决定要做个单身贵族，那个时候这可是《女友》杂志上的时髦词汇。
我家对门住的是李伯伯一家，李伯伯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爱人卢阿姨是大地主，成分不好，农村户口，听说他们一家曾经受了很多苦。 他们一家人总是小心翼翼的，从来不主动和我们家交往， 偶尔我也会主动找他们家老三比我小两岁的女孩一起玩。 他们家的大儿子是领养的，他们对这个儿子却好过他们自己亲生的孩子们，有人说他们傻，我爸说他们是好人。他们家老二和我姐小学同班，成绩非常好学习也很努力，却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办法进入重点中学。 为这个我爸非常自责，没有及时发现他们的这个刚性的需求。当时给卢阿姨转户口是不符合政策的，但是我爸手上还是有些灵活的指标。他们从来没有来求过我爸，我爸也就忽视了，再想想那些为了户口，职称，或者几块钱来我家大吵大闹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坏人可以坏的如此理直气壮，而好人却要生活的如此卑微。
夏天我有时也会回乡下亲戚家住，因为是城里来的孩子，村里的孩子们都对我特别照顾，我们划船去荷塘里采莲蓬，他们总让我坐在中间，我看中哪朵指给他们，他们就比赛着一头扎进水里争抢着去采那朵。他们也会钻进瓜地里偷香瓜给我吃。我们一起去抓蚂蚱，粘蝉蜕，去河沟里翻开石头抓螃蟹，有一次村里的孩子们去放牛，发现一个山凹里有很多野葡萄，一个男孩就把裤子脱了，裤腿打上节，在两条裤腿里塞满了葡萄，挂在脖子上，两条鼓囊囊的裤腿荡在胸前，好像一个打了胜杖的将军一般，得意得向我献上战利品。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葡萄，可是第二天就悲催了，牙齿酸到什么都吃不了，接下来的几天只能喝粥。乡下的夜晚是最美丽的，站在山坡上，星星那么近，分不清哪个是星星，哪个是萤火虫，梦幻一般。因为这些美好的回忆，我对乡下一直有强烈的向往。
上面的记录可能会让人误解我是个阳光顽皮的孩子，其实不然。小时候的我大多数时候是傻傻的，不爱说话，反应还总是慢一拍。反应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想的特别多，我看到有些人，会联系到某种动物，然后我就在脑子里给他们编故事。我一度认为我可能有特异功能，能看透那人的前世，我被自己的这种特异功能吓到了，不敢跟别人讲，有时会编成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后来读心理学才知道这很正常，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联想，尤其是孩子，这种功能随着年纪增长而逐渐衰退。
大概是我上小学开始，全国范围内推行清理三角债，我爸便经常不在家。他去外面跑业务收债，别人来我家收债，有人带着礼物，有人带着怒气和蛮横。我每天回家都不知道什么在等着我。记忆中几乎每次开家长会，我爸都去不了，他会安排厂里的职工代他去。我妈因为不识字，她不愿意去。学校搞篝火晚会，我爸不在，也是派厂里的职工去接我。我远远看到那人，知道他是来接我的，赶紧躲起来，我最好的朋友小尹的爸爸以为没人来接我，就把我一起接走了。这着实把接我的人吓的不轻，他等到学校一个人都没有了，才急匆匆赶回我家，看到我已经安然到家了，才放下心。我那时特别羡慕小尹，她是我家隔壁精密配件厂的，她爸爸每天接送她，给她买公主裙，洋娃娃，小花伞，这些我一样都没有。
小学三年级，一个普通的初夏下午，我同桌一直没来，课上到一半，校长来了，跟老师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我们我同桌跟另外4个小朋友去学校旁边的池塘游泳，他们比赛憋气，结果他再也没有起来。据说这个并不大的也不深的池塘每年都会淹死一个学生，学校三令五申，可就是管不住。有人说这是鬼叫伴，每年要淹死一个新的，老鬼才能解脱。后来学校向附件的几家企业募捐了一笔钱找人来把这个池塘填了。不知道最后那个鬼解脱了没有。我跟这个同桌同样全班最矮，同样不善言辞，我们各玩各的，很少说话，也没有什么友谊，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所以特别害怕莫名的难过，第二天他的哥哥过来，默默地清理他的书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哭，越哭越伤心，他哥哥看着我哭他也哭。后来有人欺负我，他哥哥就会帮我，不过当时他已经五年级了，很快就去了中学，再也没见过了。
我一直希望有个哥哥。我姐比我大五岁，我因此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她穿剩的，而且是至少落伍了5年的。我姐总是说如果没有我，她就是独生子女，我是多余的，违反政策的。她又像半个妈一样，手脚麻利的打扫卫生，帮家里做家务，因而总是数落我。而我干什么她也都看不上，我索性也就什么都不干。对她的数落充耳不闻。
小学四年级，学校选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参加全市的奥数竞赛，一个名次都没有拿到，校长决定把题目给四年级所有的学生做，结果我考了70多分，超过全市最高分。校长把我和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里，问我解题思路，然后对着数学老师发了火，你是怎么选人的，数学老师说，她可能是抄的吧。校长吼到：她抄谁的，你告诉我，她抄谁的，第二名才40分！其实也不怪数学老师，我平时成绩倒数，谁会想到呢。我也是第一次被自己惊艳到了。上了小学五年级，数学老师换了人，祝老师，一个手里永远夹着一支烟的男老师，他同时还教我们音乐课，只有在他拉手风琴的时候手里没有烟。他第一次上课，就放了五道奥数题到黑板上，我这个成绩倒数的，第一个做出来了，而且全对。从此后，他就不再让我做普通作业，而是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奥数题。上课，我也可以不听讲，自己到角落里做题。从此，我从差生，变成了尖子生，连我最讨厌的那个经常破口大骂班里学生的语文老师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温和慈爱了，我的语文成绩也好了起来，最后以全校第一考入重点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