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英雄奇女子
—— 忆抗战中的大姐舒赛
一
1943年春，抗日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豫鄂边区（新四军五师）发展至湖北襄河以南，开辟了襄南敌后根据地，在我的家乡江（陵）潜（江）湖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江陵县行政委员会。这时，已离家6年、杳无音讯的大姐，突然回到江陵，任县公安局局长。
在大姐的引领下，我们全家（父母、二姐、三弟和我）也参加了革命队伍。父亲祝甘亭是当地的“辛亥老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蒋介石、张群亦此期）①，曾参加武昌起义。后宦游四川，因愤世嫉俗而返湖北隐退乡里，执教私塾。“三三制”的江陵县行政委员会成立时，父亲被选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其间，曾受命冒险潜入沙市说服辛亥老友、伪保安司令曾尚武暗中与我军合作②。我因爱好文艺，参加了新四军五师文工团，二姐和三弟进了边区随军的洪山公学和实验小学。
大姐舒赛，原名祝振容，生于1917年，比我大12岁。她因不满当时社会“生男弄璋，生女弄瓦”“望子成龙”等重男轻女思想，在小学自行改名“祝成龙”。大姐上荆州“八中”时，因参加进（弃学从教的大姐） 步学潮， 被勒令休学一年，她便弃学从教。其间，大姐因与同事在校内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会，又被校方指责有“共党”嫌疑，她毅然辞职。
1937年初，不满20岁的大姐求学无路、报国无门，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由说服父母，独自赴武汉参加“妇女救国服务团”。“七七事变”后，她又考入湖北省护士训练班。但在那一年的年底，大姐就“销声匿迹”了。
再见大姐时，她已26岁，我对她已有些陌生了。令我不解的是，她一个瘦弱女子，怎么会当上公安局局长，又改名舒赛？但大姐从不对我们讲自己的过去。多年后，从大姐的战友那里和历史档案中，我才了解到那6年中她的一些传奇性斗争经历。
原来，大姐离家到武汉后，结识了“八中”同学地下党员陈钟万，在他的引导下，参加了各种抗日进步活动。那年底，陈钟万介绍大姐去鄂中敌后黄安县由方毅同志主持的七里坪抗日游击训练班学习。
大姐改名“舒赛”，寓意抗战是舍身的竞赛。结业后，大姐又和马识途等转赴应城由陶铸主持的汤池训练班学习，曾聆听董必武、叶剑英、陶铸、彭康、雍文涛等有关政治、军事、群众工作的报告，并接受游击战术训练。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像长了翅膀的无忧仙子，生活在这美丽而幸福的乐园中。” 后来，马识途在《红颜薄命》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大姐：“她已经没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顾影自怜，笑不启齿的小姐形象。而是眉宇展开，一脸笑意，谈笑风生的革命者了。” ③
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姐被调到襄樊五战区由钱俊瑞主持的文委会工作，又改名“祝况”（寓意祝福她牵挂的两个弟弟）。大姐在襄樊、老河口等地组织“三八歌咏队”进行抗日宣传，她唱的一首《丈夫去当兵》曾誉满全城，后成为姚雪垠短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三位“新女性”的原型之一。
就在那一年，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首次接受中共鄂西北特委组织部李守宪交办的秘密任务，化装成报童，去隆中向五战区部队的地下党组织传送党内文件。大姐忙中偷闲，还游览了童年背诵《出师表》时即向往的武侯祠。
1939年，大姐在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受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的派遣，再改名“司翘”，赴国统区汝南，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组织业余话剧团和儿童歌舞团，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在当地掀起了抗战热潮。
年底，竹沟大批干部转移到李先念、陈少敏创建的豫鄂边区，大姐调到边区的门户——京（山）安（陆）县工作。
1940年，大姐被调在县委锄奸部（社会部）任秘书，参与创建手枪队，兼任指导员。大姐在学生时代，曾练习武术，她亲自为手枪队编写训练教材，带领化装的队员，神出鬼没于敌区，惩处汉奸叛徒，抓捕恶霸奸商；曾只身化装潜入辛家集、同兴店等7个敌伪据点内，发展我军的内线。
1941年5月，大姐奉命化装成农妇潜入日寇新占领的安陆县巡检司镇侦察敌情，被坐探告密，不幸被捕。被捕后，她自称名叫“抗日”，年龄20岁（实龄近24岁，因身体清瘦，有意隐瞒）。日寇要将大姐从安陆武装押送至应城的特高课。途中，她曾两次以死抗议日寇的虐待行为。当被押送至当地的府河大桥上时，她突然跃入河中，残暴的日寇找来船只，将她捞出，系于船尾，在河水中拖打折磨至奄奄一息。
途经云梦时，伪县长吴锡卿（其兄为清末著名革命党人吴禄贞）念大姐年轻有志，将她留下亲自审讯劝降，警告她去应城特高课（日军特务机构）必死无疑，劝她归顺，被大姐严斥以拒。其后，在日寇的审讯中，大姐针锋相对，被凶残的敌人松井打得死去活来。大姐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直至晕死。严刑拷打中，日寇凶狠的咆哮声惊动了隔壁程家的寡母褚考芬，她立刻让在伪县府任职的长子程润铭前去解救，才终止了这场暴行。
大姐宁死不屈，传遍云梦各界，许多人通过有同情心的狱警为她送来药品和食物，程母也让女儿程碧仙去给她治伤、喂饭。云梦敌伪未能制服大姐，仍要将她送往应城。
6月初，当大姐被押解到应城日军的宣抚班（日军对百姓进行奴化教育和管理的机构）时，被两名身穿旗袍的女子解救出来。原来，自从大姐被捕后，她的情况就随时传到边区，边区领导人陈少敏亲自部署营救，令应城地下组织要千方百计，打通各种关系，以“青年学生”为名，将她营救出狱。那两名女子，就是应城的我方人员。
大姐获救后，并未选择返回边区，而是决定再回云梦开辟地下工作。由于她未暴露真实身份，便以养伤为名，在主动为她作担保的程家住了下来，又改名“舒守成”。
程母待大姐为义女，程家三个子女敬她如姐妹。大姐首先团结和争取了在伪县府任财政科长的程润铭和伪青年会会长李心垓（其族兄在我区任乡长）。她学过家政课，会剪裁缝纫，能织一手漂亮的毛线活， 她便请程润铭和李心垓帮助，在青年会开办一个“妇女职业训练班”,招募社会上失业的女青年，公开学习“家政”,暗中宣传爱国。云梦人称大姐为“舒先生”。
从此，大姐便开展了云梦的地下工作，如建立与边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通过程润铭以边区缴获的敌人资产，暗中为边区筹换食盐、药品、纸张等短缺物资；动员进步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先后有7人）搜集情报；以及协助应城和武汉的敌工工作等。
三
1941年底，应城敌工组被日寇破坏，大姐被怀疑。日寇欲在新年后对她下手，消息传到边区，陈少敏再次下令提前组织营救。在里应外合的周密安排下，大姐告别了义母，于1942年1月2日凌晨，在学生刘定明的掩护下，离开险境，由我武工队接应回边区。陈少敏在《艰苦奋斗的三年》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舒赛同志，在残暴的敌人用枪托打着她那脆弱的脑壳的时候，还在高声的喊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牺牲是光荣的！’”④她号召边区的同志特别是女同志要向舒赛学习。
不久，大姐被破格任命为云梦县公安局副局长（正职未到）。她再次回到云梦，曾指挥手枪队抓捕当地的伪军头目。当日寇得知她就是数月前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的“舒先生”时，大为震惊。
有过这一番出生入死的经历后，大姐才走上通常为男性担任的保卫工作战线，并成为抗战中我军第一位女公安局长。
在沙市伪保安司令曾尚武已与我军暗中合作的背景下，为探明江陵县三区附近的敌伪据点资福寺的敌情，大姐曾化妆为二十三岁的女子假名祝玲瑛去独闯该镇探查，曾与日酋千田薰少尉机智地对话后全身而退。不久，此镇被我军收复。后来，千田薰感慨道：“那女子就是新四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很了不起的女性啊，在谈话中她思路敏捷，巧妙地转换话题，没有露出破绽。……以生命为代价执行任务的祝玲瑛之勇气和聪慧，让人无法不产生敬佩之感，这让我想起了故乡，连这样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都来打我们，在中国打仗前景如何？令人悲从中来。” ⑤
大姐任江陵县公安局局长时，我曾在她身边住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公安局的数十人中，大姐是唯一的女性。局里的主要干部，是一位年轻的秘书兼侦缉股长的周方琳，和一位人高马大的手枪队队长冷丹墀。其他成员都是个个身强力壮，枪法娴熟，令敌伪胆寒的手枪队员。1943年冬，手枪队曾在周方琳率领下，驾驶小船，偷袭日伪据点岑河口，处决和抓捕出卖前地下党县委书记彭祥麟，和拖枪投靠日伪、经常带领日寇对湖区进行“三光”扫荡、为湖区群众所痛恨的“二简”（简化轩、简学美）。随后，公安局又破获了震惊边区的鄂西北特务工作团。敌人对大姐恨之入骨，曾多次对她进行偷袭和投毒。在一次夜审一名主犯时，暗藏的内奸从身后向大姐开枪行刺，因湖区潮湿，子弹瞎火了，她幸免于难。
1944年春，大姐因工作劳累，加之此前曾被捕受刑，得了肺结核病，仍坚持工作。时任地委书记的李守宪强令大姐去住院疗养。其间，应城日寇陆军五十八师团和伪军第六师数千人，分兵十路，对我区进行地毯式的“扫荡”。随军医院将行动不便的老弱孕残病员20余人，转移到白鹭湖芦苇荡中一个叫红毛张家台的小岛上隐蔽。
岛上有七八户渔民，因是当年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洪湖老苏区，群众热情可靠。但日寇为限制我军的活动，已将湖区的船只全部扣押在湖对岸的武家场据点内看守起来，岛上只留有两条小渔船。在湖区没有船只，寸步难行，万一敌人上岛，这支特殊“队伍”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不久，日寇“扫荡”到湖对岸，枪声不断，火光冲天，大家忧心忡忡。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船只。大姐和两名孕妇战友牛洛溎、栗野商量后，说自己是公安局局长，有责任保护大家，她要冒险去虎口夺船，战友们也劝阻不了。
次日凌晨，大姐将身边9岁的小弟弟交给同屋战友陈仲梅：“如果我此去无回，他就托付给你了！”说罢，大姐就带上18岁的警卫员白薇，一人怀揣一支驳壳枪，登上一条从渔民处借来的小渔船，直奔湖对岸而去。他们来到敌人据点附近被扫荡的村庄，从村民中了解敌情后，找到5位通水性、敢冒险的船民悄悄地来到武家场的岸边。只见被扣押的船只一字排开，用绳索拴在堤岸内的水塘内，岗楼上有日军看守。到正午时，敌人正换岗吃饭，放松了警戒。在大姐和警卫员的掩护下，5名船员迅速潜入水中，割断系船的绳索，将5条渔船先后拖上堤岸，推入湖中。
这时，岗楼的敌人发现有人偷船，便开枪射击，一群日寇也向堤岸冲过来。大姐和警卫员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掩护大家上船撤退。当日寇冲到岸边时，6条渔船已向湖心飞驰而去，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贸然追赶。
傍晚，大姐率领着船队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岛上。有了船只，白天他们可以化整为零，上船离岛隐蔽于浩瀚的芦苇荡中，夜晚再回到岛上安歇。从此，大家转危为安。多年战友牛洛溎在回忆中写道：“舒赛当时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文武兼备，处事果断，素以勇敢机智闻名边区，她是因患肺结核住院治疗的。我和栗野望着她那清秀消瘦的面容，有些迟疑不决，‘怎能让她拖着病躯去冒险呢？’舒赛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她平静地站起身来，不容置辩地说：‘就这样定了！’”
在边区，大姐的传奇故事不少，其中在男多女少的边区，仍坚持革命的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而独身６年尚未成家,也是一例。曾任鄂西北特委书记、边区领导之一的王翰对大姐说：“大家都称你为‘巾帼英雄’，我还要送你三个字：‘奇女子’！”
①见《保定军事学堂纪实》中“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名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
②见《荆楚烽烟》（江陵革命历史回忆录第一辑1985年12月）中周方琳文《襄河地委的正确决策》
③见马识途著《哪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④见豫鄂边区《七七月刊》（1942年6月号）
⑤见日本作家森金千秋著《常德会战》中“潜入的美女间谍”一节（日本图书出版社1983），以及萨苏《新四军美女特工之谜》2010年5月18日《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