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我朝不杀一个文人”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人叶梦得的《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勅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尽管历代统治者都是崇尚儒家，因为儒家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意愿，需要儒家的思想来巩固统治；但是，中国文人，在统治阶级心中却从来没有被真正重视过。乾隆臭骂纪晓岚：“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视文人为戏子，是统治者最典型的心态。赵宋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刘季以儒冠为尿壶；赵宋之后，明朱棣诛方孝孺十族，清王朝文字案更是登峰造极，动辄诛杀数百人，流徙无数。
有过三百多个皇帝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赵匡胤发下不杀士人的誓愿；而且，两宋三百年，勉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也一直优待周世宗后人，这都是有史可查的。所以，赵匡胤真是很了不起。
对于赵匡胤立碑不杀士人的伟绩，后世都认为是出于对万世基业的考虑；不愿他篡政夺来赵家的江山的历史重演，所以他必须终结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实行抑武重文的基本国策，确立文官制度。这种认识是对的，但如果深入考察，便会发现不完全如是，赵匡胤这种以文官政治家治国的理念，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赵匡胤生活在中国最黑暗最残暴的年代，即唐代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这个时代，其暴虐残酷，远胜五胡乱华，汉末纷争。在这短短53年时间里，中原换了五个朝代，九个姓，14个皇帝，平均一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超过四年。政治的黑暗，百姓的痛苦，一个最残酷的特征就是普遍的大肆吃人。诚然，其他历史时期也出现过人吃人现象，但那大都是大灾后的饥荒。而在五代十国，吃人是常态，吃的毫无人性，丧尽良知。这个时期是兵荒马乱，但统治者并不缺山珍海味，可他们是以吃人为乐。南汉皇帝刘衍最喜欢看人承受酷刑，经常把人从腰部锯开，或者用刨烙活活弄死，自己馋涎欲滴；湖州刺史高峰曾经想把湖州和附近百姓全部杀光吃光。还有许多变态的食人者，比如喜欢吃幼童，喜欢吃人肝，喜欢和着酒生吞人胆等等，不忍卒闻。
自唐末黄巢始，以人肉当军粮是常态，其率军围陈州，数百巨碓，日夜不辍，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将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老幼，活生生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叛唐而自立为帝的秦宗权，行军打仗也从来不带军粮，四处掳掠百姓，只要是活人，除了能当兵的，其余都用来当粮食，吃不完的尸体用盐腌干，以备缺粮之需。
南吴太祖杨行密驻屯扬州期间，让士兵公然在大街上宰杀百姓，公开贩卖；恒海军节度判官吕琰专门成立了一个加工人肉的机构，叫做宰杀物，把老百姓抓来屠宰腌制后当做军粮卖。这些可怕的反人类的行为，是人性的沦丧，是对生命的漠视。
历史本来是治乱交替，为什么在五代十国这个时期，人性会坍塌到如此地步？个中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与唐末这个特定的时势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到了唐末，由士大夫阶层组成的文官体系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地藩镇军头们拥兵自立，他们掌握了地方大权，邈视文化，信奉拳头。历史上出现的其他乱世，中央朝廷也一样失控，全国也是一盘散沙；但是，文官的体系却依然存在。尽管也是弱肉强食，但无论大小强弱，在追逐武功的同时，都还崇尚文治。三国期间，军阀混战，全凭拳头说话；但大小山头，都有自己的文官系统。不要说魏蜀吴，就是二袁刘表，韩遂刘璋，谁都有文武两套体系，有武将逐鹿中原，有文官治策理政。所以，董卓遭诛抛尸街头，有蔡邕发乎人性的哭尸；刘璋邀请刘备入川，有忠于故主的王累死谏。而五代十国，却一反常态，完全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赳赳武夫，思维简单，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废话；谁更狠毒，谁就活着，良知尽丧，底线全无。为什么说“厓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就是指中华文明断绝，赓续无望也。
赵匡胤正是因为亲历了这段惨痛的历史，所以在建宋以后，坚决执行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优裕厚待文人，严格限制武将权力，哪怕外患猖獗，也不改扬文抑武的初衷。就这一点来说，赵匡胤是睿智而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