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举世公认的伟大。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这个奇迹的创造，原因固然复杂，但西南联大有一大批优秀的教授，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他们不仅仅是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鸿儒硕学，而且是怀瑾握瑜、德厚流光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五千年士人风骨的绝响，是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峰。
西南联大的领头羊梅贻琦教授，其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后来，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维持一家生计，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甚至上街去摆摊卖米糕。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自嘲“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
那时候，联大的教授们是这样清苦，但教授们都不在乎苦，反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乐。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教授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
尤其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是，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教授们坚决拒领。于是，政府改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百年光阴，倏忽一瞬，按常理，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应该是青出蓝而胜于蓝；可令人汗颜的是，大多应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口头禅。
说句得罪人的话，当下一些所谓的精英阶层，除了金钱地位上的“精英”外，人格精神已普遍堕落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与社会割裂，与人民断联，崇拜权力，跪舔资本，一个个成为了精致利己主义者。
疫情过后，各种经济学者粉墨登场，各种研究结论和建议让人民群众大跌眼镜，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根本不是从普通老百姓立场考虑问题，只是从他们的精英阶层利益考虑，狗屁专家们的卑劣与下作，让咱们百姓无不反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说人话”的专家教授已由个体化向群体化蔓延。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几代国人，整个民族对此都记忆尤深。可近日有人曝料，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某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我国的计划生育没有强制性。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于是评论区成为众人宣泄情绪的化粪池。
再比如山东大学“1个留学生配3个学伴，学伴以女生为主”的留学生“学伴”项目，已被国人痛批多年；可7月20日，顶端新闻记者从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山东大学自始至终从未出现上述制度，未来也不会有关于留学生学伴的制度，“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完全否认有过“学伴”制度的存在。
举世尽知的事情可以信口雌黄予以否定，这也太侮辱国人智商了。事情的对与错，可以讨论研究，对了的继续坚持，错了的改进便是；但绝对不可颠倒黑白，歪曲真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知识分子是囯家的精英，民族的脊梁，有责任检讨历史，研究当下，对社会有所担当，对发展有所思考，对民族负有引导使其走向现代人类先进文明道路上的责任。今天的一些专家教授究竟在做什么？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对比西南联大时代的教授，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真是天差地远，判若云泥。退一万步讲，生活在举世浮躁的当下，我们学不了刚毅坚卓，但绝不可卑劣怯懦，甘心去做一条狗；我们可以丧失风骨，但绝不可甘入风尘，至少还要做一个人。
